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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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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中国茶文化是指茶艺、茶道、茶的礼仪、精神以及在各阶层人民中的表现和与茶相关的众多文化现象。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一起来看看。

  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逻辑发展过程:食用→药用→饮用。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茶作食用为主,尔后逐渐向药用方向发展,约于春秋时期开始作为日常饮料,西汉时期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列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适应了当时以清淡之风著称的玄学思潮的需要,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许多玄学家、清淡家都极力推崇饮茶,在他们那里,茶之清苦之味与精神上的虚无玄远有异曲同工之妙,饮茶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到了唐代,饮茶之风盛极一时,全国上下皆以饮茶为乐。以陆羽之《茶经》刊行为标志,中国茶文化终于形成。溯其成因,除了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外,还主要有于以下几个特殊因素:

  (一)唐代的科举制度。朝廷以茶来解除考生和监考官之疲惫,于是饮茶便在土人中广为流行。

  (二)唐代诗风之鼎盛。茶常作提神助兴之物,于是在以诗人为核心的文化圈中茶得到大力普及。

  (三)佛教的发展。茶作为坐禅必备之物而被广为推行。

  以上三条,尤以最后一条最为关键,笔者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应主要归因于唐代佛教的发展,理由有三:

  第一,从历史背景上看,佛教的政治地位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隋唐之际,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高僧大多生于旧的豪门大族,是一些‘家世儒宗”、“博通经史”的人物,通过宗教上层建筑的经营,又使他们得到皇权的依赖和尊宠,重新取得某些现实的权势,某些高僧甚至被封为“国师”,出入宫廷,参预政治,拥有大量的寺院庄园和优越的物质条件,统治阶级以佛教为“国教”,把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禅宗盛行后,佛教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据记载,武则天经常邀请当时的禅宗宗师慧能入宫,与之商讨国事,佛教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僧人中的上层人士,不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锦衣的优裕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闲适。饮茶需要耐心和功夫,将饮茶变为艺术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僧人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加之当时僧人优越的物质条件,将茶与精神结合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僧人的肩上。

  第二,从佛教自身特点上看,其与茶的紧密联系是茶文化形成的必然因素。佛教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其中又以禅宗为甚。禅宗形成于隋朝初期,经过一代宗师慧能的大力推行,于中唐时期达到鼎盛,禅宗的教义为“心即真如”、“顿悟成佛”,把彼岸之“真如”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迂回地论证彼岸世界的真实性和此岸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从而教化众生抛弃世俗生活,去顿悟“般若”之玄机,“般若”意即最高的智慧,和“真如”本体一样,是佛教徒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达到这个“般若”呢?禅宗的基本方法便是“坐禅”,提倡静心、瞑思,方能豁然顿悟。坐禅讲究断食、沉思、去注一境,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精神不易集中,同时吃饱了容易产生睡意,故必须减食,或放弃晚饭,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疲劳和作为不食晚饭的补充物,茶便是最佳选择。

  第三,从佛教中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加速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古代印度无茶饮,僧人坐禅时常用槟榔树的果实制成的饮料来消除疲倦,提神醒脑,但它没有茶叶的效果好,佛教传人中国后,茶便受到广大僧徒的欢迎,成为最理想的饮料。到禅宗盛行时,坐禅时饮茶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正如唐人封演所说:“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道:“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由于禅宗的提倡,寺院僧人饮茶成风,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部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惟嗜杀,凡履处唯茶是求,或遇百碗不以为厌’。”茶竟有如此长寿之功用,其被推崇之甚也可以想象了,到后来居然到了神秘的地步。据佛教传说,茶叶乃为禅宗之祖达摩所造,当年达摩祖师为了不致在坐禅时打瞌睡,便割下自己的眼皮,遗弃在地上,一夜之间,眼皮变成了茶树,从此,茶就有了提神少眠的作用。唐朝禅宗发展很快,随着佛教弟子的足迹,茶也遍及全国各地。

  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关系

  一、“养生”、“清思助谈”,佛与茶开始结缘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同时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4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神农本草》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坛宗师,我国唐代茶叶科学家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不过,在汉代,中国人饮茶尚不普遍。茶仅是皇家、贵族及士大夫的一种高雅消遣。加之,初入中国的佛教,因语言文字的障碍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下子难以为中国人理解、吸收,以为佛教只是与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东西。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也乐得中国人如此误解以利传播。但汉代佛教对中国影响不大,与尚未普及的饮茶也就更谈不上有何关联了。

  佛教坐禅饮茶,有明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是时,清谈之风盛行,玄学占上风,佛教便与玄学攀关系,相表里。一些人把佛学与老庄比附教义,甚至把一些名僧与竹林七贤之类相比。为布道,僧侣们乐与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因道士、文人皆爱喝茶,清谈家也爱喝茶,于是僧侣们也开始饮茶。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又据《晋书"艺术传》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40多万言,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摆脱先前依附中国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但就饮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么新的创举,僧人饮茶仍然停留在养生、保健等药用与自然物质功能时期,并未与自己的思想、教义相联系。而此时,中国茶文化已开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养廉对抗奢侈之风,帝王以茶祭祀。早期促进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后了一步。只有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之后,佛理与中国茶文化的结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见性”,以茶助禅,“茶禅一味”

  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办法,否则无法生存。于是,出现了天台宗、华严宗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禅宗中国化得彻底。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其主张包括:以坐禅修行的办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坐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颇接近,有利于净化思想。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接近。后来,禅宗第六代传人慧能又将其进一步中国化,主张“顿悟”,即心下清静空无即是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这自然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他又主张“相对论”,与道家阴阳轮转思想相接近,也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纳。他还主张佛在“内心”,过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为僧。这对统治者来说,免得寺院过多与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赋税;对一般人来讲,修行也容易做到;对佛门弟子来讲,可以免去诸多清规戒律,比较贴近正常人的生活。故而禅宗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大夫指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礼仪,便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乐而不为?于是,佛教徒与饮茶的士大夫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自此,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

  从哲学上看,禅宗主张“顿悟”即“明心见性”。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以茶助禅,最后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唐朝僧人种茶、采茶、饮茶的记载。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当过十来年的小和尚。他的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诗僧皎然极爱茶。皎然的诗多处描绘他与陆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陆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许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一问世,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也就大致确定,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首次将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其中,佛教从茶中“了却苦难,得悟正道”,谓之“茶道”,形成中国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随后经历代僧侣们的不断补充和发展,中国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丰富,走向社会。

  唐朝是中国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时期,许多高僧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广群芳谱》引《指月录》载道,有两个和尚欲师从从谂禅师,禅师问他们以前到过观音寺否?一个说没有到过,一个说到过。对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禅师却都要求他们“吃茶去”认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与茶道一并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再如,由于禅宗的变通,致使唐代文人学士在家念佛者日众,于是儒、佛、茶三位一体,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发展。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爱茶,以茶养生,助文思。有人统计,白居易晚年又喜与佛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茶的嗜好及其对茶理、佛理的融会贯通。例如他在《何处堪避暑》一诗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 “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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