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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的申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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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的申遗意义

  “万里茶道”曾是沟通中俄蒙三国的重要国际商道。那么万里茶道申遗有何意义?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万里茶道的申遗意义,一起来看看。

  万里茶道的申遗意义

  以茶为媒,以路为带。历史上,来自中国的氤氲茶香,曾经过漫长商路飘送到蒙古国和俄罗斯,这条以茶叶为主的重要国际贸易通道,就是被誉为“世纪动脉”的“万里茶道”。它也被称作“茶叶之路”、“万里茶路”等,是明末清初由晋商开辟的从中国福建起,到俄罗斯恰克图,再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到圣彼得堡的茶叶贸易路线,途经200多座城市,总长达1.3万公里。

  虽然一度湮没于历史长河,但是这条线路日益受到重视,正在唤醒中俄蒙三国人民共同的记忆。

  对于“万里茶道”的价值和作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副主席余悦认为,“万里茶道”是走向世界的商贸路、国家交流的文化路、勇于开拓的精神路。

  “万里茶道”遗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时代特征被视为一段历史缩影,为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建筑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现。

  万里茶道申遗的过程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特别指出“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

  17世纪至20世纪初,“万里茶道”以茶叶贸易为主线,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这条“世纪动脉”对蒙古、俄罗斯乃至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4年11月,国内8省、自治区代表齐聚武夷山,共同商定“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当时的“万里茶道”,先是福建、江西的茶叶,由晋商北运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再由俄商远销圣彼得堡及欧洲各国;后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闽赣茶受阻,两湖茶兴起,安化等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北运恰克图。

  “万里茶道”开始是红茶占多,后来黑茶当家。由于地域、功能不同,各省份文物遗产也有差异。作为红茶、黑茶主产地,湖南段遗产无可替代。据专家考察,地域相对闭塞的安化,保存了大量古茶树、古茶园、古茶道和黑毛茶加工厂,是“万里茶道”申遗的重要支点。

  安化境内的高马二溪,仍保留着至少150年以上的古茶树群落;云台山、芙蓉山的古茶园,采茶从未间断。沿鹞子尖古茶道,石桥、茶亭、捐碑、禁碑等文物遗产众多。石板路上的石棋盘,为当年茶贩商贾对弈取乐所刻;诗碑留下清代名臣陶澍的诗句:“晨穿苦雾深,晚焙新火烈”“谁知盘中茶,多有户上血”,字里行间透露出茶事的艰辛。

  在安化第一茶厂,清代制作红茶和黑茶的飘筛车间、储存茶叶的百年木仓一直在使用,整体保存完好,活态传承了手工制茶技艺,弥足珍贵。这里生产的“湖红”,曾与贵州茅台酒一起荣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岳阳临湘聂市老街,遗留下来的晋商茶行,多呈前铺后宅格局;“复泰川记·贡砖”标贴、运送茶叶的鸡公车、制茶时发发酵及灭火用的铜杆水枪等文物遗产,见证了当时茶市的繁盛。

  保护文化线路遗产,可借鉴“遗产廊道”成功模式

  据专家考证,“万里茶道”湖南段起于资水的苏溪关,沿安化、桃江、益阳老城、湘阴、岳阳老城,出城陵矶至长江省界以及黄盖湖附近,长约420公里。

  省文物局的文物调查表明,安化至临湘一线及周边,与“万里茶道”相关的遗产资源点有145处,已从中筛选10处,上报设在武汉的“万里茶道”8省、自治区联合申遗办。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万里茶道”湖南段点多、线长,保护与管理难度大,要求也更高。省申遗专家组专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颂华称,借助此次申遗的契机,湖南可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新台阶。“万里茶道”申遗,我们不仅为了一块金字招牌,提升民众对遗产的保护意识更重要、更可贵。

  省申遗专家组专家、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博介绍,作为世界遗产新类型,文化线路非点状、单个的静态遗产,而是呈线状、群体的动态遗产,因而具有更高的遗产、考古和旅游价值。

  “万里茶道”申遗,凸显了沿线文化遗产的价值。湖南段沿安化至临湘,茶山、茶行、茶碑、古道、风雨桥、关隘、仓库、码头、会馆等相关文化遗产都有留存,看似散落各地,实则成线成带。这种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对湖南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可借鉴“遗产廊道”的成功模式。

  李博认为,湖南段打造“遗产廊道”,以“茶叶”的特定历史动态、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相关遗产单体串联成廊道遗产区,形成面状保护,实现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抢抓‘万里茶道’申遗机遇,沿线地区在保护遗产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遗产,可望捧上‘金饭碗’。”李博称,世界遗产要用世界的标准来保护,“遗产廊道”建设需要整体规划,依靠具有世界水准的专家来做,才能打造出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品线路。

  万里茶道的历史

  晋商始足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输入俄国的砖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 商。在武夷山脚下的梅古村村口有一块石头纪念碑“晋商万里茶路起点”。《崇安县志》中记载了当时晋商在武夷山采购集运茶叶的繁忙景象:“在康熙19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300余艘,转运不绝”。

  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据清咸丰《 汾阳县志》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岁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艰苦环境生存的晋商,他们以南北物资交流为主业,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转而又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及俄罗斯等地。”晋商以其雄厚的财力,灵活多变的经营之道,刻苦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在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道,货行天下,汇通天下。其中南起闽赣鄂,经汉水晋中,北达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国际商道,以输出茶叶为主,故称中俄茶叶之路。

  兴盛时期

  山西茶商们每年深入到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雇佣成千上万农民从事采茶及砖茶的加工,砖茶作坊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起初,晋商主要采买福建武夷山的茶叶,茶市设在福建崇安的下梅镇,运至铅山的河口镇,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九江至汉口集中再北运。

  清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兵火影响,茶路一度中断数年,精明的晋商改为采运两湖茶。以湖南的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的茶,就地加工成茶砖,由陆水湖运至汉口集中,溯汉水(即襄河)至樊城,然后舍舟登陆,改用畜驮车运,经河南唐河、社旗,从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晋北的玉右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晋商换作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在贩运至伊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在清代,中俄茶叶贸易是这两个大国的进出口贸易,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确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随着一条条运茶驼道的延伸,一座座城镇在荒原崛起,欧洲的文明与中国中原的文明在这里交汇,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和欧洲借这条商道交换着物质与文明。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0000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汉口成为新辟的通商口岸之一。俄国人以其多年与中国往来贸易的经验特别看重汉口的茶市,1862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们取得了在中国南方直接在茶区采购加工茶叶和由水路通商天津的权利。俄商来到汉口,开始是在鄂茶产地蒲圻(今赤壁)羊楼洞一带招人包办,监制砖茶。1863年至1873年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为了与英商争夺茶源,以高出英国人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再运至汉口的俄商洋行转口出售。俄商为了与英商竞争,在1874年将3座茶厂搬迁到汉口,其中顺丰茶厂设在英租界下首江滩边。新泰茶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设在南京路口,1893年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1874年,俄国茶商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成为武汉地区第一批近代产业,其中泰丰茶厂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外资企业之一,成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开端。受雇于俄国茶厂的工人,是武汉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

  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从襄河(即汉水)绵延至甚家矶,长达30多华里。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茶道没落

  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终于败北,撤离汉口茶市,转移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印度红茶市场。俄商成功的原因主要是资本雄厚,善于经营,他们不同与英商通过中国茶栈买进成品,经过简装运走,而是在茶区开庄设厂,直接向茶农收购,再经自办茶厂加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其次,俄商采用先进的蒸汽机与水压机制茶,产品质量高,生产效率高;其三,采用新的运茶线路,将汉茶传统的北线陆路至恰克图,改走江海水路,由长江的黄金水道至上海、天津,再至海参威,以后俄商又打通了汉口经上海至黑海敖得萨的海上通道,运程缩短,运费降低,利润增加。随着海运的扩大,由汉水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

  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羊楼洞及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往昔繁忙地由汉口至恰克图的茶叶商道废弛成为历史的陈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停,其中新泰茶厂为英商接办,易名为太平洋砖茶厂。加上当时前苏联政府对华茶进口采取的关税壁垒政策的影响,俄商逐渐退出汉口茶市,由此导致了汉口茶叶贸易的急剧萧条。另外一条原因是,19世纪末期,由于印度茶、锡兰茶的竞争,汉口茶叶港的地位受到威胁。汉口茶市最大的买主之一英国商人转而收购印度茶叶,因为“印英相去较近,茶价虽昂,水脚较省,故英商所舍中而就印。” 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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