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所高中

世界上第一所高中

　　每个人的学习生涯中，难忘的是那充满拼搏、紧张、上进的高中时代吧，但你们又知不知道第一所高中的起源呢，下面小编为你解答。

　　世界上第一所高中：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1] 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2]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

　　太学起源

　　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有了，《大戴记》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上古虽然有太学，但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

　　教学体质

　　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博士。战国、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来管书籍，备顾问。自西汉始，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同时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汉代规定博士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北齐、唐、宋等朝代的太学，还设有助教协助博士施教。太学的学生，历代称谓不一，或称博士弟子，或唤太学生、诸生等。太学生入学的身分资格，历代不尽相同。唐代规定太学生限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的期亲，或三品的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以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为了避免因抄写经籍错漏而引起的纷争，东汉熹平四年，下诏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成为当时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南宋时复有四书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讲授、讨论、解惑等。太学修业年限无统一规定，各朝学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试、放假和管理制度。汉代还在中央政府设置“太常”作为兼管教育的长官，职司礼仪、选试博士、宗庙等事务。唐、宋两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诸学。历代太学均制施各种规章制度，颁行学规，严禁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

　　史料记载

　　《礼记·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辟雍，相传即西周的太学。《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直称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为博士置弟子员。汉太学始此。博士弟子经考试合格，可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为郎中。后科目及人数渐增，东汉桓帝时达三万人。汉末丧乱，魏、蜀、吴仍立学。晋武帝立国子学，自此既有太学。又有国子学，晋国子学隶属太学，祭酒只设国子祭酒一人，博士则分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晋迁都南京后复设太学，以后南朝太学数度废置。北魏立太学。隋国子监(先称寺，继称学，炀帝定为监)所统有太学。唐制以国子监领太学等六学。太学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公、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北宋除在东京汴梁设立国子监，还在陪都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陆续置国子监。宋熙宁新政，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确立太学生依年限等条件，由外舍升内舍，再升上舍，再经考核，定其出身并授官职，绍圣中，一度废科举，专以三舍法取士。辽国曾在五京设国子监。金亦有国子监及太学博士。元朝只设国子学。明朝洪武元年在南京设国子学，洪武十五改为国子监，国子监内设太学;永乐元年又在北京设国子监，因此有南北两监。清朝设立国子监。所以，隋代设国子监以后，有些时期在国子监内设太学，有些时期无太学。

　　历史贡献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产生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饱学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期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调动而追随出入京城。这种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数。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这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不少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贡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斑。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