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被时代抛下的“中国式管理和运营”

正被时代抛下的“中国式管理和运营”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用户需求变得多元、极致个性并快速迭代，仅依靠领导者的精英指挥和员工整齐划一的行动，已经不可为。随着环境的更迭，企业领导力迭代升级的层次是非常明显的，让我们来看看，不同条件下需要怎样层级的领导力，以及，你的企业正处在哪个层级?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采用科层治理机制来节约交易成本。”科斯这一理论深入人心。

　　科层机制，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分配任务。一方面，由于分工不同，下放到每一个员工手中的任务基本都是独特的，即使在同一个团队里，也没有绝对可靠的参照。因此，无法建立那种按照结果支付薪酬的“市场模式”;另一方面，员工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掌握的资源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团队里，也无法核定其投入程度，建立按照投入支付薪酬的“市场模式”。

　　此时，为确保下属的全情投入，“管理者”必须要进化为“领导者”，获得对于下属的影响力。从领导力理论提出开始，实践界和学界就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热情。

　　“特质领导力学派”希望找出那些天生的领导者，认为具备活力、良好外表、好胜心、自立能力、说服力和统治力等特质的人将是优秀的领导者;“行为领导力学派”则将领导力行为分为“关注员工”和“关注任务”。

　　后来，密歇根大学的里克特(Likert)提出了介于其中的“参与式领导”，研究者希望寻找一种最佳的管理风格;权变领导力学派将不同的领导力风格与情境搭配，强调没有通用的领导力而应根据环境权变;而后，领导力范式开始走向整合，即把所有的理论结合起来成为“新超凡魅力理论”。

　　无论是何种领导力学派，都是为了确保领导力形成实际影响。从领导者行为模式来看，关注员工，是建立一种员工对于领导者和组织的情感认同;关注任务，是建立一种控制系统，确保目标的分解、下放、监督、考核。严格意义上说，两种领导行为都是有必要的，此时，领导者更像是一个个增压器，确保任务下放的过程中不出现耗散，甚至还能增强。

　　甚至，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赫伯•凯勒赫(Herb•Kelleher)认为，普通员工并不能够实现公司的高绩效，领导者应该激励员工超越工作任务地投入，成为组织公民(Organization Citizenship)。他领导的西南航空公司显然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该公司的薪酬水平低于其他传统航空公司，但通过激励员工成为组织公民，他们创造了许多行业的经营奇迹。

　　其实，在这个时候，实践界和学界已经认识到人力资产只能“激励”而不能“压榨”，转而局部放弃那些控制手段，加入了非正式的激励手段。按理说，这样的“领导”有利于释放人性，应该会弱化领导力的直接影响，而强化间接影响，这正是走向平台化的基础。

　　但是，由于科斯所提的企业边界依然存在，在科层组织内部强调领导力就使得直接影响变得更强，进而，领导力也变成了一种能够决定企业生死的神器，企业管理走向“英雄主义”。由于领导力可能来自权力、政治和谈判……而权力又可能部分来自法定权、说服权、奖励权、信息权、参照权(依靠情感连接)、专家权……某种程度上说，不管领导力的来源如何，只要员工愿意接受影响，就是成功的。

　　所以，员工千人千面，而领导力变得“玄而又玄”，且打上了强烈的领导者个人特质，企业管理走向了“个人英雄主义”。在科斯边界无比坚固的工业经济时代，明星CEO们是企业的超级英雄。

　　此时，领导者是企业的决策中心，他们的表现决定了企业的绩效，所以，此时的领导力可以定义为一种“中心领导力”。

　　在中国派生出的“家长领导力”

　　科层机制其实不分东西方，但中国的科层组织却具有独特的儒家文化底蕴。严格意义上说，其并不是一种逐级下放任务的正式治理结构，而是一种非正式治理结构。或者说，中国的科层组织中，更加强调领导者关注员工，建立一种善良的“家长形象”。在关注任务的层面上，则更少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因此，总是凭个人的一种“模糊的印象”。

　　过去几年里，中国式管理突然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商界的一种时尚，海底捞、德胜洋楼、胖东来等企业的经营奇迹被当作“中国式管理”崛起的号角。这种被推崇的“中国式管理”，简单来说有三点操作：

　　其一，在员工激励上，老板不计代价地投入，以获得员工的信任，营造一种平等、亲和的组织氛围。比如，海底捞提供良好的集体居住环境、赋予基层员工赠送菜品的权力;在德胜洋楼只要工作满五年，每个农民工都可免费出国考察一次;胖东来的薪资则远远高于行业和地区水平。

　　其二，在组织牵引上，利用组织氛围，通过各种手段引导思想和行为“高度标准化”。为了“雕刻”出员工的“模板行为”，企业都各显其能。海底捞营造了让员工心甘情愿付出的氛围，“感觉到半夜三更回家才是对的，早回心里就有愧”;德胜洋楼是依靠制度的设计和监督施行，让员工每天默背《员工手册》，并要经受暗中监督;胖东来则强调“大爱则严”，惩罚措施也是力度极大。

　　其三，在顾客服务上，通过“超预期”的服务为顾客提供极具冲击力的体验，并使得顾客心甘情愿地支付高溢价。

　　这类企业被称为“幸福企业”，他们的逻辑也无比自洽，员工与企业都实现了双赢。激励是起点，三家企业方法不同，实质相当：牵引是手段，严苛的管理措施都是被员工所高度接受的。其原因在于，在高度激励下，老板打造了“大家长”的形象，得到了员工的认同，“这是为了大家好”。而市场认可坚定了员工对该手段的认可，企业又可以将收益重新投入到员工激励上，于是“中国式管理”就成为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事实上，摸索出这种“中国式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土企业家的路径依赖。企业家对于员工充满了改变他们命运的使命感，而在商海的摸索中，他们又倾听到了市场的声音，幸运地找到了用“家长领导力”激活员工的办法。

　　正被时代抛下的“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似乎的确值得骄傲，凭借简单的管理逻辑就激发了员工无尽的活力。但这样的管理模式和领导力真的是未来吗?

　　在互联网时代，首先是用户需求变得多元、极致个性、快速迭代，仅依靠领导者的精英指挥和员工整齐划一的行动不可能覆盖“长尾”;第二，现代商业社会中，工人的诉求更加复杂而多维，绝非施惠就可以换来感动;第三，企业的产品需要更加智慧，不仅要做情感的投入去“走心”，还要有对才华的投入去“走脑”。

　　这就需要员工的自主性，这显然是“中国式管理”给予不了的。但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用户需求极度个性化，需要每个员工都变成决策中心，感知市场的变化，快速做出反应，而这类“中国式管理”却是将员工变成组织的零件，决策的中心依然在顶层，自然会带来反应迟钝的效果。同时，这个时代的员工更主张个性，已经不再满足于企业提供的“幸福”，再好的组织环境，如果没有人性释放的空间，都会让人不再满足。

　　云时代需要“平台领导力”

　　在科层组织中，企业是拥有员工的，员工更像是企业的附庸，企业则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员工的“低买高卖”来获得收益。所以，企业和领导者会被代入一种“父权角色”，通过控制来主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在云组织中，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更像恋爱，越是想绑住对方，对方逃得越快，真正的爱情永远只发生在两个独立的灵魂之间。互联网是个“连接大于拥有的时代”，员工不必为企业所有，但可以为企业所用。企业作为平台给员工制造连接资源(包括其他人力资源)的机会，但创造“拥有”要靠员工自己的本事去实现。

　　在这个时代，相对于在科层组织中为员工构建幸福环境，只要企业转型云组织，把自己做成平台，让员工有机会能“自己为自己打工”，自然就能释放他们的超强能量，自然就让他们幸福。如果企业不需要领导者继续充当决策顶层，那么，自然也不应该是福利院，没有必要为员工的幸福兜底。有逆袭机会的市场，即使草根云集，也是幸福的;没有机会的科层，即使天天发放福利，也是悲哀的!

　　问题来了，这样的云组织是否依然需要来自领导者的影响呢?

　　有人持悲观态度，云组织似乎首先会导致管理层被削权，导致其转而听命于原来的下属，压缩其事业发展的空间，带来了内部的巨大矛盾。例如：在阳光100强力转型云组织(以“阿米巴模式改造”)时，一开始就有人以辞职来抗议。实施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因为辞职和调整的高管超过了1/3(其中集团副总裁一名，区域总经理三名，项目总经理三名等)，人事调整力度前所未有。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但万科转型云组织(他们叫作“内部合伙人制”)后，金牌董秘肖莉、金牌经理人毛大庆都自行离开进入创业公司(或自己创业)。

　　有人持乐观态度，一直在转型云组织的路上高歌猛进的海尔似乎想得明白。他们的三大平台主之一、高级副总裁、CFO谭丽霞告诉我，搭建平台和运行平台也需要一种领导力，其实挑战并不比直接管理团队来得少。

　　“平台领导力”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种支持底层决策的领导力叫作“平台领导力”，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领导力?

　　第一是充当平权象征。领导者需要收敛自己的父爱主义情结(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染的社会)，压抑住自己那只“看得见的手”，相信员工的智慧，有胸怀与员工分享利益。领导者应该明白，基于最大善意的干预也会带来最坏的恶果——员工失去自主性，变成领导者耳提面命的工具。领导者应该释放一种平等信号，让所有的员工相信自己有充当“创客”、充当自己CEO的事业空间。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诸多企业都是老板们作为领导者一手一脚打下的江山，要让他们放低姿态，把遥控器交到员工手上，还要和员工分享利益，他们不会舒服。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释放的平权象征更像是一种“与民同乐”的作秀。

　　第二是洞察人性和设计游戏规则。领导者要在云组织内制造更多的连接，需要激活个体的动力。在工业经济时代，这种激活通过建立领导者与个人的强力联系来实现，员工是在为领导者做事，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激活通过建立公平的市场化回报机制来实现，员工是在为自己做事。人性本无善恶，利己主义倾向是天生的，只要设计好市场交易的基本游戏规则，让其在平台获利之外有利可图，员工之间的互动就能带来最好的协作和产出。

　　第三是要建设企业的资源池。要成为平台，企业需要有资本，这些资本不一定是现金，更是企业的各类资源。说直白点，你让员工在你的平台上当创客，他为何不离开自行创业，为什么要分给你一杯羹?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要搭建平台，首先要看你企业有什么“资源池”吸引创客过来。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建立企业的平台优势，具体布局哪些领域，就非常考验领导者的能力。

　　第四是要用风投的嗅觉进行播种收割。当企业成为了平台，创客也开始运营自己的项目，企业又面临一个选择，平台的资源是有限的，究竟投入哪些项目?好比马云为了做强淘宝平台，率先扶持了一批“淘品牌”，而后，这些“淘品牌”的强大不仅繁荣了平台，也为阿里带来了更可观的收益回报。所以，这个时候的领导者需要具备风投一样的嗅觉，能够在最有希望的项目上及时投入，并在合适的时候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