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3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
《万历十五年》起初是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而后被译为中文。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意思为―1587，无关竟要的一个年头。虽然黄仁宇先生在书名中称这一年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以他提出的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就不难以1587年为一个契机，窥得前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原因。以下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的所想所感，以及读后生出的一些疑惑和对此疑惑的粗浅看法。
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那么为什么明朝缺乏完善的法制，众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抽象的道德代替?而明朝以前也存在过法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如唐朝，那么为什么明朝不予以引用借鉴用以完善自己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是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唐朝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外的发展方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扶助先进的经济。而这种在经济发展制度上的选择，就必然导致了唐朝、明朝在法制健全方面的差异。明朝，以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来保证本朝的稳定，形成的是一种封闭向内的发展模式，而唐朝，先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相应法律的出现与完善，这就间接推进了唐朝法制的健全。
既然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代一切问题的重要症结，那弄清楚这种替代关系是怎样导致重要问题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历立储的问题上来讨论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四书”中提倡的伦理，传统中奉行的道德，告诉皇帝和天下臣民，不能因为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而改变长幼之序，由此可知，若按当时天下奉行的伦理道德，皇帝是不应该因为特别宠爱某位王妃而废长立幼的，这是道德。然而这仅是道德，若按法律来处理立储问题，万历废长立幼也并不是不可能。然而明朝体制上的不完备，技术上的不周密，使得本朝只能用道德将群臣百姓捆绑在一起，以求社会的稳定，朝堂的太平。明朝这种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也就导致了百官对万历废长立幼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反对，最终万历迫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立储问题虽已解决，但这个问题留下的祸患最后影响到了整个朝代的安危。万历由年少时一位勤于勤政的君王转变为一位怠于修政的皇帝，不能说与这件事并无半点干系。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由质变到量变，从张居正生前生后的种种风暴，到自己立储问题的纷争，不能不说万历皇帝没有察觉到他虽贵为君王，但并无太多实际上处理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决策的是整个官僚体系。开国之初，皇帝才是权利的中心，文官是为处理行政工作而产生的工具，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务必然繁多，部分属于皇帝的政权就日渐转移到了官僚集团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需要的只是一位在道德上极端高尚，行为举止符合礼仪，在文官集团所订下的规范体系内行事的“贤明君王”。万历皇帝当然可以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悟出其中的玄奥，而后他消极怠工，怠于朝政也就有其内在原因了。
从模范官僚―海瑞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后果。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清官。但即便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清官，也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明朝法律技术不完善，为了管理，便使用道德来填补法律上的不足。但是这样一种以道德为优先的法律，能基本的分辨是非都难做到。我们可以从海瑞对疑难案件的评判标准窥其一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贱民，宁屈富民”。海瑞判案，只要是穷人对富人的案子，无论对错一般都是穷人赢富人输，海瑞的这种以道德断案不问是非的方式，长此以往，必然招致富人官僚的非议，也同样导致了他最后不能成功。海瑞固然有他不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也只是完全恪守当时社会提倡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全遵守者，在他看来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划入“善”与“恶”两个方面，非善即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海瑞这一套并不公正的断案方式也就有了解释。在海瑞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不仅是行政的工具，也成了断案的工具。
张居正生前对朝政的影响力极大，而他死后的问题依然影响到朝政。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曾让明朝再次出现复盛的痕迹，那为何张居正无论在朝还是离世之后，都会遭到部分文官集团的攻击?
首先，明初官职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命令子孙后代不得复设，明朝从此便没有了拥有能与皇权相抗衡的相权的宰相。明朝初年官职体系，废宰相，设六部，六部直属于皇帝，后因处理繁重文件的需要而设内阁。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字处理机构，后来因奏疏繁多，单凭皇帝一人专制管理无法处理完，所以皇帝会与内阁大学士商量并让内阁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活动之中，久而久之，政权慢慢地部分转移到内阁的手中。从明朝官制层面来说，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不属于当朝的行政官员，当朝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作为官阶五品的内阁大学士是无权干预朝政的。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干预朝政的权利，所以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等行政举措被部分反对他的官员视为“越权”，难免不被其他官员非议。其次，就是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万历新政极大的威胁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认识到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风貌，首先就要从官吏问题上解决，从官僚制度上解决，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推出的“考成法”。“考成法”推行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整治官吏作风，其惩罚力度之大使得这些原本就适应了低行政效率的官员苦不堪言，而只要是影响到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就会被他的人参劾，逐出朝廷，文官们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其次，改变官吏问题的考成法施行了，张居正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下功夫。张居正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但却威胁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万历十五年》的第72面提到申时行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然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的新政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并不是相安无扰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动摇到这个朝代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使他在死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书中提到一句话，意思是要么是新技术的产生淘汰落后的组织形式，要么就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对新技术的扼杀。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最终付诸东流的原因也在此。
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极其崇尚道德的国家，那么崇尚道德的思想体系能不能接纳不同与它的道德观念呢?从李贽的例子上看，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胸襟来接纳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李贽行为上背离传统，思想上不墨守陈规，同时攻击虚伪的道德，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然而李贽这种想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想法，必然让他成为传统道德体系的攻击目标。 明朝自上而下都由道德所约束捆绑，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有点代替法律的意味，既然是这样，这个国家就必然不会让社会上出现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新评价体系的出现会对统治根基产生一定的动摇，而这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就提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断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日制度已山穷水尽，大家都只是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先从万历开始讲起，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怠工。这是由于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即以三儿子常洵代替常洛为太子。大儿子乃是恭妃王氏所生，而三儿子乃郑贵妃所生，这郑贵妃才是万历以后重要的情感支柱，他们的爱持续终身。因此当他觉得受到这种力量的限制时，他便消极起来。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这是带有屈服性的。自他消极之后，那些文官便经常上奏章抗议，而万历采取的做法即留中，即扣在宫中不加批示。因为不论激烈抑或平静地答复都让那些文官达到沽名卖直的目的而暴露他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而有良心的官员觉得不能尽到他们的责任提交辞呈时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在他看来，虽然经典上支持推翻无道昏君，但自己毕竟没有到纣、桀那种地步，所以放任不管。我觉得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可以的了!不知该用无能还是无奈来形容……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