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洛阳景区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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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导游词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代历两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它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300多年纷争割据的局面，为唐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代取消了自两汉以来形成的举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开始进行科举取士，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东都洛阳，保证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促进了洛阳的繁荣昌盛。东都洛阳城历时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当时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隋唐洛阳城内街道纵横，里坊井然，三市繁华，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往来如织，万方来朝、辐辏洛阳，煌煌帝京，气象万千!
武周时期，东都洛阳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盛况。隋唐洛阳城由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外郭城、曜仪城、圆璧城、东城以及上阳宫城等部分构成，自北向南，以龙光门、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天津桥、定鼎门大街及定鼎门，贯穿圆璧城、曜仪城、宫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外郭城西南有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则天还政于中宗李显后也居住于此，并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唐代大诗人王建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赞颂上阳宫：“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
可见上阳宫建筑之奇、景色之秀。皇城东北角，圆璧城、曜仪城东有含嘉仓城，从发掘情况来看，整个含嘉仓应分布着口径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仓窖400余座，刻有年号的铭砖显示，含嘉仓主要囤积着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见，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仓城规模之庞大，保存之完整，贮藏粮食之多，均为全国罕见。
宫城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这两处建筑也代表着帝国的政治核心和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宫城正门应天门北部的明堂依《周礼》而建，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阳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毁乾阳殿而建明堂，据史书记载，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层，上圆下方，下层四面墙壁上绘黑、白、红、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层12面，象征一年12个月，上层有大圆盘，九龙簇拥，喻义九州，圆盘顶端设高一丈的涂金铁凤。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怀义纵火烧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间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毁殆尽。
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旧但规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总耗铜量280吨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于神都洛阳处于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余各州高丈四。武则天曾命薛怀义督造夹苎干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体巨大，仅指头就可容十数人，明堂根本无法容纳，于是武则天决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层天堂用以供佛，据《资治通鉴》记载：“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视明堂，根据《朝野佥载》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因此，天堂的高度应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阳城的标志，也是帝国的象征，展现了古代工匠杰出的建造水平。
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铸有天枢，天枢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枢星，无论季节转换，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轮转，天枢星总会指向北极星，以此命名，喻义万邦辐辏、万国来朝。天枢于天册万岁元年即公元695年铸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为105尺高的八棱铁柱，由铁山擎托，环绕有蟠龙、麒麟、狮子。顶端设腾云承露盘，盘上有四龙托举一火珠。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铸成之后，由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洛阳博物馆正门东侧的观光塔便是依照天枢的外形而建。天枢南边的桥是天津桥，隋代为浮桥，唐代改砌为石桥，“洛阳八景”中的“天津晓月”指的就是此处。当时洛阳城的正南门是定鼎门，贯通定鼎门与天津桥的是定鼎门大街，这条大街是当时的主干道，也是城市中轴线的一部分，长3公里，宽90-120米。隋唐洛阳城因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将被复原展示，让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领略大唐帝国的奢华与壮美。
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运输组织方面，唐、宋都专设有转运使和发运使，统管全国运河和漕运。随着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和运输管理的加强，运河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淅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 11.62亿公斤)，使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成为京师长安重要的粮食保障地。
唐代实行两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洛阳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与武后的儿子，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册立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温良谦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时年只有24岁，高宗极为哀伤，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礼葬李弘于偃师缑氏，按照《新唐书》记载：“营陵功费钜亿”，可见陵墓等级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称为哀皇后陵，这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
上世纪末，一伙不法分子潜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盗掘陪葬文物，警方侦破案件后追回被盗文物，经鉴定国家一级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灯、酱釉三足盖罐、酱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唐代釉陶器造型生动、釉色光鲜，其中的代表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流行于两京地区，主要用于随葬，三彩的种类多种多样，这组展柜中展示的三彩骆驼和牵驼俑，也是对唐代的丝绸之路空前繁盛的再现。
隋唐时期，不仅有商人往来于两京至西亚、欧洲，也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中原。正如这组展品所展示的，牵驼俑的相貌、装束各不相同，证明他们来自于西亚或者欧洲。骆驼是西域的产物，原本不该出现在中原地区，但洛阳和西安都发掘出土了大量三彩骆驼，说明骆驼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最好的见证，也证明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玻璃瓶，唐代盛香料的器皿。1971年洛阳市关林18号唐墓出土。玻璃表面有一层银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此种形制的玻璃瓶，我国罕见，当从外国传来，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波斯银币说明：1955年洛阳老城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正面为脸向左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台，两侧有祭祀两个，左侧有五角星，右侧有弯曲的明月。两面都有波斯文字。为波斯萨珊王朝俾路斯时期(公元459-484年)的铸币。
东罗马金币： 1981年龙门安菩墓出土。圆形，正面为一王者形象，左边缘有铭文“FOCAS”，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左边缘有铭文“CTQPIA”，为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于1992年在洛阳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南被发现。当时墓地面残存封土高6.5米，南北长22.3米，东西宽约22米。墓葬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和墓室用小砖砌筑而成，全长36.2米。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唐睿宗的贵妃豆卢氏，墓葬建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豆卢氏曾经抚养过年幼的李隆基，因此为其修建了一座奢华的墓葬。
豆卢氏，在北朝和隋唐时期皆为望族，慕容氏后裔，其家族历代多与皇室通婚。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强盛，各种手工业不断发展，瓷器烧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这种格局影响到后世中国瓷器烧造的基本风貌。唐代的瓷窑遍布全国，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窑、定窑，南方的越窑、铜官窑等等，这些窑口不断发展、融合、创新，为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以前，瓷器的烧造多数以单一釉色为主，而绞胎瓷和长沙窑的出现则打破了唐代以来单色青瓷独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长沙窑和绞胎瓷器是我国釉下彩绘瓷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铜官窑位于长沙，是南方最大的青瓷窑口之一，《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土性宜陶”，洛阳博物馆所藏的长沙窑执壶，通体施青釉，执壶的腹部彩绘一只奔跑跳跃的小鹿，笔法细腻娴熟、造型精巧灵动，动感十足，是难得的长沙窑精品之作。
绞胎瓷又被称为“搅泥”或“透花瓷”，它是唐代制瓷艺术的新工艺。所谓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形，浇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由于泥坯绞揉方式不同，纹理变化亦无穷。这件绞胎瓷器，虽然体型小，但做工极为精巧，黑、黄两色充分交融、交相辉映，代表了唐代高水准的制瓷工艺。绞胎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瓷工艺的革新，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青睐。
唐太宗与魏徵关于镜鉴的故事脍炙人口，根据《旧唐书 魏征传》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进谏的魏征去世，唐太宗难过地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鉴矣!”这里的“鉴”，指的就是镜子，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有四千多年，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以齐家文化、商周铜镜为代表，流行期以春秋战国铜镜为代表，鼎盛期以汉代铜镜为代表，繁荣期以隋唐铜镜为代表，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它摆脱了汉镜的拘谨板滞，侧重于自由写实，其图纹从汉代铜镜的繁杂、拘谨、呆板，变得简练、流畅和清新，制作工艺也极为精细。既有艺术的魅力，又有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
飞禽走兽、植物花卉纹饰是这个时期铜镜装饰的主要题材。这一组展柜中所展示的铜镜，充分显示了唐代铜镜多样化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其中，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门类。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可以判断，海兽葡萄镜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较为流行，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范围主要在唐代的关内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这种铜镜在洛阳地区也有大量发现，镜背主要装饰海兽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实。
海兽是古人以狮子为蓝本创造的神兽，而狮子和葡萄都原产自西域，在流行于内地的铜镜上装饰西域的物种，由此可见唐代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十分密切，许多物种和工艺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传到洛阳，因此，洛阳自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
在铜镜的式样上，突破一直以来的圆镜和方镜的局限，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和带手柄的铜镜，在尺寸方面也出现了直径超过30公分的大镜。铜镜的使用方式也开始多样，不再单一被用作日常使用，也兼具装饰、占卜、馈赠等多种用途。
唐代洛阳的繁荣，不仅表现在造型艺术和手工业制作方面，也表现在金融、经济和税收方面，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元宝”，意思是指元代的宝货，元代才开始出现，而元代以前的贵金属货币多数是像这样的银饼或银锭。
这件文物是杨国忠银饼，因为背面刻有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而得名。银饼背面的刻款让我们了解到它来自四川达州，主管税收的官员名叫朱义，而作为主管全国税收和经济工作的权臣杨国忠也自然要在银饼上留名。
唐代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缴纳一定量的粮食和布匹，还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调制接近崩溃，赋税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银两直接缴纳，朝廷和官员便借机搜刮民脂、卖官鬻爵。这件银饼可以让我们了解唐代的赋税政策，也见证了洛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都会的地位。
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可谓几经波折，曾有过武周时期的繁荣与鼎盛，也有过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但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形成、发展和壮大于唐代，如法相宗、法华宗、华严宗等。
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会的努力下传承有序并发扬光大，唐中宗嗣圣元年即公元684年，神会和尚生于湖北襄阳，拜在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后来被尊奉为“南宗七祖”，驻锡于洛阳菏泽寺，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在荆州开元寺坐化，永泰元年也就是765年在洛阳龙门宝应寺龙岗建身塔，整理发掘神会和尚身塔时，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这组展柜中的铜净瓶和黑釉陶钵便出自于神会和尚墓，这件黑釉陶钵体型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这些文物体现了神会和尚涅槃后人们对他的追思，其墓葬对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夏商周部分导游词
《史记》中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逐渐形成。约公元前21世纪，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的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夏之后的商和西周均以洛阳为国都，作为三代更替的中心，洛阳的地位不言而喻。
洛阳景区导游词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贵族墓，位于墓主人骨架之上。龙巨头、卷尾，以白玉为眼睛，以绿松石及白玉为鼻梁。龙身略呈波状，中部起脊。绿松石龙由2000余件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的文物中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中十分罕见，堪称华夏第一龙。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白陶鬶，夏代陶器的烧制温度已经逐渐提高，出现了专供贵族使用的刻纹白陶，爵和鬶是用来喝酒和盛酒的酒器。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由一整块玉料琢磨而成。阑干部分有弦纹装饰，两侧刻有精美的扉牙，尾部有一打磨规整的圆孔。璋应该是贵族的手持物，相当于日后的“玉圭”，就是衣冠束带的贵族在朝廷之上手持的的“芴”。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亳。洛阳偃师尸乡沟一代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纹饰精美，器形雄健、生动，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以分铸焊接等技术制作形制复杂的器物。偃师商城发现的精美的兽面纹大口尊、斝等，显示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件商代大口尊1974年偃师尸乡沟出土，盛酒器。敞口、斜肩，器身上的兽面纹形象，以粗犷的线条构成，兽目突出。
这件商代铜鼎内壁上，带有“子申父己”四字铭文。“子”是商代时期王族姓氏，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外面的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做祖先崇拜，而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西安长安区)，史称西周。西周建立之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殷遗民及东南地区方国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位于洛阳地区，也是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洛阳城。洛阳成为西周时期地位仅次于镐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洛阳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及罕见的大型原始青瓷器，她们是洛阳作为西周国都的见证。
这件兽面纹铜方座簋，1977年北窑西周墓出土，为盛食器。这件铜方座簋，铸做精美，纹饰清晰，以高浮雕、浅浮雕为主要手法，将器身和方座上的兽面纹清晰生动地表现出来，两边侧耳上有头顶鹿角的象头装饰，将青铜器的狞厉与华美表现的淋漓尽致。
西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建立的礼乐制度，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冠、铜器使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青铜礼器的使用就是其核心内容。
白懋父簋，盛食器，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高14.1厘米，口径18.9厘米，簋底用软笔墨书"白懋父"三字。白懋父，即卫康叔之子康伯髦，成康时人，曾率领八师"征东夷"、"北征"，为周立下赫赫战功。这件青铜器上出现的软笔墨书将中国的软笔书写时代前进到了西周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在洛阳城东的马坡和北窑一代，发现了一系列西周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
在盖子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了四道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 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
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 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两千多年的时光流逝并没用褪去它当年的光华，历史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年轮，看到召伯虎盨的铭文，仿佛召穆公勤勉为政的身影也依稀可见，直到今天，它被珍藏于洛阳博物馆，不失为一件珍若珙璧的青铜重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多为合瓦形为主。以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成组，称为编钟。礼乐制度当中，也有根据身份地位不同而使用编钟数量不同的要求。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对音乐教育大加推崇，他认为礼、乐缺一不可，“乐无礼不举、礼无乐不行”，所谓“礼乐之邦”应是如此。
青铜双面人器座，1993年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整体呈“X”型，中心部分唯一带冠人物立像，仅有上半身部分，双手扶于身体两侧前方延伸部分，似做支撑状，人物胸口铸有铭文“微作”。人像后方与前面完全相同，为一人物上半身立像。器物四角各有一圆柱形容器，底部正中有一支点。出土时容器内有木屑残留，应为某种器物的底座。这件双面人器座形制特殊，较为罕见。
兔纹戈觯，1964年北窑村西周墓出土，为饮酒器。侈口，宜颈，鼓腹，困足。颈饰兔纹，上下各有弦纹。内底有戈形铭文，字体瘦长，则此为西周前期戈氏之器。
西周的玉雕工艺是在商代玉雕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玉器数量大，品类巨增。洛阳西周玉器以北窑贵族墓地为代表，尤以各种动物造型如牛、虎、羊、鱼、蝉、蚕等为特色，其中的圆雕玉鸮更是刀法纯熟，线条柔美，造型生动，选料考究，充分反映了西周玉器的雕琢加工已相当成熟。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
最上方的一组车横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横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
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在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的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
西周时期瓷器的烧制仅局限在少数地区，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阳地区的西周墓中。仅北窑西周墓地出土近300件，比全国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的总数还多，形制有罍、豆、尊、罐、瓮、簋、瓿、匜等十余种，其烧成温度已达1200度，几乎没有吸水率，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标志着西周时期我国原始青瓷的烧制工艺已相当成熟。
这件原始青瓷罍，已具备了成熟瓷器的某些特征，它不仅有一层极薄的石灰釉，而且烧成温度已从陶器的1000℃左右，提高到1200℃，使得胎体呈较深的灰白色，含有一定的玻璃质，形制规整、釉色均匀，肩部带有三角几何纹线条。虽然还不完全与成熟的瓷器相同，因而称其为原始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洛阳原始瓷器的发展水平。
西周经历了300年的时间，由兴盛走向衰落，公元前771年，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导致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攻入关中，幽王被杀，西周结束。太子宜臼即位，称周平王。
平王即位后，在内交外困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于次年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历史上长达515年之久的东周时代。史学界也通常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从第一位周平王迁都的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周敬王在位的公元前477年，这是春秋时期;从下一位周元王即位的公元前476年，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
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而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则日渐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强大的诸侯国联姻，我们现在看到的齐侯宝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实物见证，在它的内壁口沿有26字的铭文，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这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齐、周两国的关系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铭文的字体清秀匀称，也是难得的金文书法珍品。
洛阳地区还有另外两处东周时期重要的陵墓区。成周陵区就是其中一处。也许我们刚才在周王都洛年表中看到东周时期是有2做都城的，一座是王城，另一座就是成周城。
成周城是西周初期修建的洛阳城。当时，周武王为了更好的控制东方，命令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在今天的河洛地区，修建了成周城。到了周敬王时，发生了王子朝之变，敬王被迫将国都从王城迁都到了以东20公里处的成周城，此后的十一位天子都在这里。这些天子死后，也将自己的墓葬修建在附近。上世纪20年代末，一场大雨过后，一座大的陵墓区在洛阳孟津平乐的金村惊现于世。
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贫弱时期，这些陵墓遭到了外国盗墓者的疯狂掠夺，金村出土的精美文物，都已流失海外，现藏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大鼎，正是目前唯一保存在洛阳的金村文物。其整体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合成一个扁圆球形，是战国时期鼎器的典型形制。
春秋时期玉器的制作加工甚为普及，战国时期琢玉工艺达到了顶峰。我们现在看到的铁芯玉带钩碾峰劲瑞，技艺精湛，带钩中芯以铁片贯通，具有极高超的琢玉工艺水平。带钩是古代男子用来束接腰带的钩子，兴起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汉。“庙堂之上，视钩各异”，带钩多以金银玉石、以及各色宝石装饰，也成为贵族身份与财富的象征
铜镜，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古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品。一般人们会将镜子的正面打磨光滑，映照人影，而镜子的背面则用漂亮的花纹装饰。这面嵌玻璃珠六山铜镜，镜背以“山”字纹装饰，其间镶嵌带有花纹的玻璃珠。这些玻璃珠形制精美、光泽度极高，而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制作出琉璃，但这样精美的玻璃制品，其制作工艺尚未在中国出现。
而就世界范围来看，同时期掌握玻璃制作技艺的地区，在今天欧洲和非洲的环地中海一带，这一点说明，很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亚欧大陆的两端，就已经存在着某种沟通联系。
吴王夫差剑，兵器，1991年洛阳市东周王城战国墓出土。长48.8厘米，剑体上有"吴王夫差其元用"7字，此剑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夫差在位的20余年间。这是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这把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佩剑“繁阳之金”，剑身有错铜蚊脚书“繁阳之金”四字，繁阳世地名，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天河南新蔡县北部一带。金泛指兵器，因此繁阳之金的意思就是在繁阳铸造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保存完好，至今十分锋利。
像这样的陶豆、陶壶、陶鼎、陶盘和陶匜的组合在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彩绘陶器在当时是作为名器来陪葬的，不用做日常使用。彩绘陶器不同于彩陶，因为它的色彩都是绘制在已经烧制成型的陶器上的，不经过二次烧制。作为2000多年前的彩绘艺术品，彩绘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纹样精美，保存完好，是极难得的艺术珍品。
洛阳王城公园导游词
大家好，我叫xx，是你们的导游。
大家都知道：中国牡丹以洛阳牡丹最富盛名，素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称，那你一定想到洛阳看牡丹了，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到洛阳王城公园——历届牡丹花会的主会场游览一番。
王城公园是全国第一座遗址公园王城公园，占地一千零八十亩，是洛阳市最大的综合性公园，也是河南省及中部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因修建在东周王城遗址上而得名。
王城公园位于洛阳市中州路北侧，地跨涧河两岸，中间仿玉拱桥相连。公园由古文化区、牡丹花圃、动物馆、游乐场、地下海洋馆等几个部分组成，既有深厚的传统意境，又不乏浓郁的现代气息。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景色秀丽。人们在此可春赏牡丹，夏观荷花，秋览菊展，冬看梅花，即使严冬，你也能在王城公园的温室里观赏到国色天香的牡丹。
瞧，洛阳博物馆西面，仿古建筑门楼、红墙、碧瓦、红大门，门前有两只威武的石狮子的就是王城公园。
从雕梁画栋的仿古大门进入王城公园，雄伟的周鼎雄据公园正门内，纹理花饰凸鼓，高大雄伟，金光灿烂。大有"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之势。
园内东中部为牡丹亭，牡丹园、人工湖、滑冰场、动物园和儿童游乐场，及大片草坪、假山、树木;西部，为历史文化游览区，有风湖、靓思斋茶室等，北部有大片牡丹园及熊猫馆、狮虎山、禽类馆等。整个公园，布局精巧，景色秀丽，树木葱茏。有参天古木、假山耸立、飞瀑直泻的壮美;有竹林摇曳、垂柳依依的秀美，有石山绝壁兀起的奇异之美，有波光粼粼的湖水;有逶迤曲折的幽径，公园内外的植物造型也别具匠心，可以说，从你走近王城公园起，便是一步一美景了。
我们先到公园最有名的牡丹区看一看，这里由几个大型牡丹花圃组成，种植红、白、粉、绿、黑、黄、紫、蓝、复色九大系牡丹，838个品种3.5万株。栽种牡丹万余株，花开时节，盛开的花朵硕大而美丽，各色牡丹争奇斗艳，姹紫嫣红，五彩缤纷，尽显花中之王的魅力。
造型精巧、飞檐斗拱、气势恢弘仿古建筑的沉香楼(丹楼)，也是王城公园主要的观赏牡丹之处，内有姚黄，魏紫，豆绿，兰田玉等名贵牡丹83种，1800多株。每逢牡丹花开时节，各色牡丹争奇斗艳，吸引无数游客观光游览。
看完牡丹，我们再到公园北部的动物园看看。这里栖息着大熊猫，华南虎、东北虎、美洲虎黑熊、非洲狮、梅花鹿、猕猴，蓝孔雀、红腹锦鸡、褐马鸡、丹顶鹤、牡丹鹦鹉、虎皮鹦鹉、隼、白牦牛，白唇鹿、猞猁，金毛羚羊，狒狒、狼.......等50多种珍禽异兽可供观赏。
走出动物园，让我们感受一下洛阳古文化的博大精深，古文化区中，由“纪胜柱”碑林、“神元台”殿阁及“纪成殿”、“怀周亭”、“明德门”等组成的仿古建筑群，回廊环绕，结构紧凑。
河图少洛书碑四角竖立的龙、凤、熊、羊，是中国古代民族的图腾演化而来，寓意炎黄子孙忠实的守护着华夏文明。
韶乐台建筑古朴典雅，底座雕刻精美，画中雕刻的是从周平王迁都洛阳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549年间发生的与洛阳有关的32个故事，因此，这面墙壁也就被人称为“故事墙”。韶乐台上部为周代纪念性建筑“四阿重屋”。室内陈设有编钟、编磬、古筝等古典民族乐器，不定时向游人演奏。
公园大型游乐场玩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那里有刺激的过山车、激流勇进，缓缓升天的摩天轮，恐怖的魔鬼城，惊险的“冲向云霄”、跳楼机......让大家尽情地玩。
最后我们到奇石馆内观赏一下。这里各种石头上的精美图画都是天然形成的。还有神奇的石笋，名人牡丹画。也有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价格连城的夜明珠，神秘的恐龙蛋。
美景说不完，你还是亲自去观赏吧!相信通过这次王城公园之游，你一定会由衷的赞叹：洛阳牡丹甲天下!王城公园牡丹最全!王城公园不愧是闻名中外的综合性公园!
提醒大家：遵守秩序，文明观赏，注意安全，不随便乱扔垃圾。
祝大家：旅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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