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协会工作报告(2)

佛教协会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本会第五届理事会委托，向大会作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本会第五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自1987年召开以来已经六年了。六年来，在全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由于全国佛教界和本会同仁的共同努力，本会的会务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六年来，从整体上看，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制定了宗教工作指导性文件，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多次亲切会见各宗教负责人，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同志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对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引起各级党政领导对宗教工作高度重视，鼓舞广大宗教徒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90年前后，我会十分关注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会负责人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和有关会议上发言，上书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参加有关宗教工作决策性问题的协商，反映情况，陈述意见，提出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重视，许多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继后，我会召开了部分常务理事座谈会，本会负责人参加其他有关会议，就学习和正确理解、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以及宗教工作指导性文件的精神，发表了见解，提出了建议。我会负责人和____负责人联名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建议草案》。我会还就宗教立法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为了推动解决一部分佛教寺院与宗教活动场所相分离的问题，进一步理顺佛教寺院的管理体制，我会负责人撰写了《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的重要文章，从理论、政策和实际上作了系统的阐述和严密的论证，对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对有的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曲解中央文件有关落实佛教房产政策的规定，借以阻碍佛教寺院管理体制的正确解决，我会负责人致函中央和有关地方的领导，反映情况，澄清事实，据理力争，为解决一些重要寺院的归属，理顺寺院管理体制扫除了障碍。我会多次派员实地调查，向中央和有关地方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陈述意见，在他们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多次周折，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解决了将四川大足圣寿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收归佛教界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以及在深圳市新建的弘法寺交由我会管理，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开放的问题。对于有些地方发生的驱赶、殴打、侮辱僧尼，毁坏佛像，侵犯寺院合法权益的违犯法律和宗教政策的问题和事件，本会都认真进行调查，向中央和有关地方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提出解决意见。这些问题，有些得到解决，有的还有遗留问题，有的正在解决。

六年来，各级统战、宗教工作部门在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和开放佛教活动场所、理顺寺院管理体制、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得到佛教界的赞誉。但是，有些地方宗教部门直接干预佛教团体、寺院、院校内部具体事务的包办代替现象也确实存在。个别地方的宗教工作部门巧立名目，与寺争利，侵犯寺院经济利益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对内对外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会对这些情况多次向中央和有关地方的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作了反映，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

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会和地方佛教协会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为此，全国佛教界，特别是各级佛协和寺院、院校的负责人都要认真学习宪法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法律、政策水平，做到知法守法，懂得运用法律和政策维护佛教的权益。遇有问题，要如实反映情况，讲求方式方法，合情合理地提出要求和建议，依靠政府主管部门和佛教组织解决问题，必要时诉诸法律。

二、加强寺院建设，做好教务工作

协助和支持地方修整庄严寺院。长期以来许多寺院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归还佛教界后，修复任务很重。各地佛教界在当地政府支持和帮助下，修复了一批寺院。我会对一些著名寺院的修复庄严给予了指导和资助。据不完全统计，六年来，我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一些寺院的修复庄严资助了一百二十多万元。

加强佛教寺院管理。我会于1987年12月在京召开了“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对我会制定的《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两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会后，根据与会人员的意见作了修改，并分送全体常务理事审议同意，正式印发全国各汉传佛教寺院试行。这两个文件对汉传佛教寺院的任务、体制、丛林制度、僧团组织、常住规约等作了规定，对加强寺院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会派人对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寺院进行了考察，并作了报道。

六年来许多重要寺院举行了佛像开光和住持升座典礼，宗教活动如法如律，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一些寺院先后举行了传戒法会，新戒共达数万人。

加强同少数民族佛教界联系。我会于1990年3月底，在京召开了藏传佛教座谈会，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四川等省、自治区和在京的藏传佛教界人士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就有关落实宗教政策、活佛转世、民族团结、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赵朴初会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同年12月下旬，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了上座部佛教座谈会。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四个地、州的长老、居士和省佛教协会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赵朴初会长亲自到西双版纳出席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对团结上座部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维护民族团结、边境安宁具有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密切了我会同上座部佛教的联系。赵会长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捐款10万元支持上座部佛教事业的建设。这两个座谈会是中国佛教协会首次召开的少数民族佛教工作会议，对引起全国佛教界关心和重视少数民族佛教事业，加强我会的少数民族佛教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本会名誉会长班禅大师在世时为各民族佛教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师的圆寂是我国佛教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深切缅怀大师的遗德。

福利于社会是佛教慈悲喜舍精神的体现。1989年云南临沧、耿马地区发生了六级以上的地震，严重影响了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我会带头发起并得到上海、苏州等地佛教界的响应共捐助20多万元，帮助当地重整寺院。1991年夏季，我国南方几个省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我会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和各名山大寺发出《紧急通知》，呼吁全国佛教徒发扬“人溺己溺”、“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积极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救济灾区人民。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海内外佛教界慷慨解囊，据不完全统计，汇交灾区的救灾款累计约500多万元。其中我会率先捐款10万元，上海佛教界先后捐款达90多万元。此外，各地佛教界在“希望工程”、资助办学、植树造林、修桥铺路、施诊济药等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做好佛教界来信来访工作是我会一项重要的日常会务。六年来，对各地佛教徒来访、来信和来人汇报所反映的问题，我会都认真作了研究和处理。多数情况是，提出我们的意见，转请有关地方党政主管部门查处。对有些重要的问题，派人实地调查，协助地方适当解决。对有些难度大的问题，还上书中央领导人或报告中央党政主管部门，提请敦促查处。通过处理来信来访这个渠道，掌握情况，协调关系，处理问题，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对政府贯彻宗教政策起到了协助的作用。

目前，从整体上看，寺院管理水平不高，僧人素质偏低。有些寺院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滥收徒，滥传戒，滥挂海单，滥赶经忏;拉山头，搞宗派，互不团结。有的地方，僧尼同住一寺的情况至今没有改变。有些僧人信仰淡薄，戒律松弛。某些僧人不顾僧德、僧格，追名逐利，甚至同有的部门勾结，出卖佛教利益，腐化堕落。有的僧人违法犯纪，触犯刑律。这种腐败风气损害了佛教的形象和声誉。正如赵朴初会长最近指出的：“这样的腐败风气如果任其在广大教职人员、特别是中青年教职人员中传播、蔓延开来，是会把我们的宗教事业葬送掉的。”因此，加强佛教界的自身建设，改进和加强寺院的管理，提高四众素质，是今后我会和全国佛教界工作的重心。

三、培养僧才，加强佛教院校建设

办好佛教教育，培养合格僧才，是关系到我国佛教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一直是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六年来，佛教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开展，现有三大语系高中初三级佛教院校19 所，其中汉语系14所，藏语系4所，巴利语系1所。三大语系高中初三级佛教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培养了一批佛教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六年来共培养了学生1300多名，其中中国佛学院毕业僧158名，研究僧10名;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毕业僧164名。这些毕业学僧在各级佛协、佛教院校和寺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年来，先后派往国外学习的僧人和居士共21人，其中日本6人，泰国10人，斯里兰卡5人。特别是中国佛学院五位毕业僧在斯里兰卡深造五年，获得了硕士学位，现正在修博士课程。在泰国留学的10位上座部学僧即将学成回国。为了提高寺院管理水平，本会在九华山创办了中国佛学院寺院执事进修班，先后举办了两期，来自各大寺院的66名执事得到了进修。

为适应佛教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会于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把加强佛教教育、大力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佛教院校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教学方针。还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和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通过了《佛教院校教师职称评定试行办法》。这次座谈会对于推动佛教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之后，许多地方如广东、四川、江西等地佛协和寺院积极筹办了一些中、初级的佛教院校和执事进修班、短期培训班，出现了佛教界重视办学、培养人才的好势头。我会积极支持地方佛教教育，帮助筹款，派人讲课。目前，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在海内外大德的支持下，已筹集到500余万元。

我会对中国佛学院，加强领导，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学风道风有了改观。在京召开了部分院校教材工作座谈会，对目前一些佛学院使用的教材进行了审查，研究和布置了编写统一教材的任务和分工。

当前佛教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是，领导班子不健全，缺乏师资，缺乏统一教材，办学条件较差，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重申贯彻落实《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提高总体办学能力，把佛教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加强佛教学术研究，发展佛教文化事业

继承佛教文化宝贵遗产，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是本会一项重要任务。为加强佛教文化研究工作，我会1987年将研究部扩充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1年迁入三时学会旧址，改善了条件，充实了领导力量。《法音》编辑、发行的工作条件也有改善，并扩充为《法音》杂志社。南京金陵刻经处各项设施得到扩充，已建成具有传统木版印刷和现代印刷技术的经书出版单位。

办好佛教刊物，弘扬佛法和佛教文化。本会会刊《法音》杂志，1988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编辑水平和印刷质量都有提高。现已出了110期，弘扬了佛教的教义，传播了本会的观点和主张，报道了佛教工作的动态，在国内外佛教界中有较大的影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佛教文化》，1992年改为季刊，已出了8期。《佛教文化》以面向社会读者为主，用通俗易懂、体裁生动活泼的形式弘扬佛教文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已达2万册。原《佛教文化》学术版改为《佛学研究》，每年一期，已于今年八月创刊，内容以学术研究为主，面向佛教学者和佛学研究者。

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与交流。1988年12月我会在京主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1990年我会组团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1992年我会在京主办了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1990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这些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促进了学术研究工作，收集整理了一批学术论文，密切了同国内外文化学术单位的合作关系。此外，还同有关方面合作举办了一些佛教文化展览。1990 年在日本京都举办了《房山石经展》;1991年同香港宝莲寺、山西文化局联合在北京民族宫举办了“山西佛教彩塑摄影展”，还在香港、伦敦、京都分别举办了这个展览;1992年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在北京皇史宬举办了“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史料展览”。

佛教经典书籍出版流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法音》编辑部和金陵刻经处先后编辑、出版、发行了一批佛教经典和书籍，包括佛经、论著、佛教史、佛教文化、高僧传记等类，如全部《藏要》，《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国佛教》，《法音文库》，《佛教文化丛书》，《中国佛教漫谈》，《弘一大师书信集》、《法尊法师论文集》等近百种，为弘扬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由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长期殚思竭力编辑出版的《房山石经》，到目前为止辽金部分已全部出齐，共23册，投入近400万元。这部分《房山石经》的出版，使在学术上早已绝迹的《契丹藏》得以重现于今日。这是继清代刻印《龙藏》之后的一件大事。上海佛学书局、莆田广化寺、天台国清寺、苏州灵岩山寺等一些单位和寺院也印刷和发行了许多佛教经书。在佛教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手续不全、重复出书、质量不高、库存积压等一些混乱现象。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本会于1989年10月在京召开了“佛教书刊出版发行工作协调会议”，印发了《会议纪要》，要求严格报批手续，加强计划性，改善管理，搞好协作，建立流通网络，发挥各寺院流通处的作用。

总的来看，佛教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形势喜人，但是佛教界的研究力量薄弱。所以要尽快培养佛教研究人才，集中力量进行佛教学术专题研究，有所创新，提高佛教文化研究水平。

五、开展海外联谊，发展国际友好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贯彻落实的良好条件下，本会同台湾、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活动日益频繁，同亚洲及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进一步开展，为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六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本会共接待来访六百多起，近九千人次。其中“三胞”及华人一百多起，约一千六百人次;国际交往五百多起，近七千三百人次。本会组团出访四十余起，二百多人次。

我们同香港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与合作更加密切。本会为香港宝莲寺建造“天坛大佛”筹集资金，参与承建单位的选定，指导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赵朴初会长继亲自赴港参加工程签约仪式之后，还参加了1988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佛首浇铸洒净大法会和1991年在香港宝莲寺举行的佛像安装竣工仪式。其间，我会有关负责人还参加了佛首造型的认定和有关宗教仪式。今年年底赵朴初会长将率团赴港参加“天坛大佛”开光庆典活动。“天坛大佛”这一因缘，架起了一座内地佛教界同港澳佛教界友好往来的桥梁。我会同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青年联合会、香港菩提学会、香港志莲图书馆、香港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等佛教组织和佛教界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友好联系。

本会同台湾佛教界的来往有了新的发展。这几年台湾佛教界来大陆朝山参拜观光者骤增。1989年应赵朴初会长邀请，台湾佛光山和美国西来寺创始人星云法师率弘法探亲团60多人回大陆访问，历时29天。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分别会见了星云法师一行。台湾佛教界一些大德圣严、成一、净空、净心、了中等法师和田刘世纶、李耕云等居士也相继组团来大陆访问，密切了两岸佛教界的关系。台湾十方禅林住持首愚法师发心为我会在台湾流通《房山石经》做了很多工作。

应美国旧金山万佛城总住持宣化法师邀请，1987年7月我会组织了70人的法务团前往参加水陆空大法会。我会又于1989年8月组成以副会长明旸法师为团长的赴美弘法团前往参加传戒法会。两次赴美法务活动增进了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佛教徒的友谊。

同日本佛教界的往来日益增多。在互访中，比较重大的活动有：1987年8月，应日本天台宗座主、“日本宗教者会议”名誉议长山田惠谛长老的邀请，赵朴初会长率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七人前往日本参加比睿山开山1200周年庆典和比睿山世界宗教首脑会议。1990年5月，赵朴初会长应邀赴日本接受京都龙谷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 周年，又是建国后中日佛教界友好往来40周年。为加强中日佛教界的友谊，赵朴初会长应邀于5月赴日本参加“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见并进行友好交谈。今年五月中旬，应赵朴初会长的邀请，日本山田惠谛长老和日本立正佼成会创始人庭野日敬、日本新兴宗教团体联合会理事长田泽康三郎率领近300人的大型佛教访华团访问上海。21日由我会和上海市佛教协会、浙江省佛教协会在上海联合举行盛大寿宴，为山田惠谛长老祝贺“白寿”(99岁)，为庭野日敬先生祝贺“米寿”(88岁)，为田泽康三郎先生祝贺“伞寿”(80岁)。庆祝活动热烈隆重，日本朋友深为感动。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的一件盛事。

同朝鲜佛教界来往密切，曾多次接待朝鲜佛教参访团。曾两次安排朝鲜佛教参学团20多人到道风好的寺院参学，配备指导老师，协助培养朝鲜佛教人才。1991年周绍良副会长率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5人，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同韩国佛教界往来出现新局面。1990年8月我会首次正式邀请了由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徐义玄长老率领的访华团，这是中国佛教与韩国佛教重新恢复交流的新起点。此后，中韩佛教界的往来日益增多。1990年10月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汉城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七次大会期间，受到了东道主的热情关照。1992年9月，赵朴初会长应邀正式访问韩国，接受东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并参加东北亚佛教领导人和平会议。韩国总统卢泰愚会见并进行了友好交谈。这次访问，影响很大。

同泰国、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印度、印尼、缅甸、蒙古等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今年6月，泰国僧王首次率团来华访问，赵朴初会长亲自迎送，江泽民同志会见了僧王。随后，僧王访问了西安、昆明和西双版纳。泰僧王这次来访，是中泰佛教友好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件盛事。1988年赵朴初会长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邀请，访问了新加坡。几年来，嘉木样、贡唐仓和刀述仁副会长分别率团访问了斯里兰卡、泰国、印尼、尼泊尔等国，增进了友谊。

我会先后参加了一些宗教国际会议。1988年6月刀述仁副会长出席了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宗教和平会议执行委员会议。1989年1月赵朴初会长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1988年和1990年明旸副会长两次率团参加了在洛杉矶和汉城召开的“世佛联”十六、十七届大会。还接待了“世佛联”总部代表团的来访。

最近，以全日本佛教会会长山田惠谛长老为首的日本佛教各宗派负责人在京都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欢迎赵朴初会长访日。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徐义玄等长老应邀赴日参加庆祝活动。三国佛教界的领导人还就加强交流合作、发展国际友好、维护世界和平举行了座谈。这项友好活动增进了我国佛教同日本佛教、韩国佛教的传统友谊。

我会在海外联谊和国际友好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忙于接待事务，疏于研究、资料工作，接待力量较弱，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必须加以改进，提高工作质量。

六、加强组织建设，发挥理事作用

我会在完成各项任务中，依靠和发挥本会理事会的理事们和地方佛教协会的力量与作用。六年来，乘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京开会的机会，每年都召开了出席两会的理事和在京理事、常务理事参加的会议，报告上年度工作情况和本年的工作计划，听取意见和建议。许多重大问题也召开了部分常务理事会议进行讨论。1990年10月在京召开部分常务理事座谈会，着重讨论和分析当时佛教形势，提出了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意见。这次座谈会对做好佛教工作起了重要作用。1991年4月又召开了部分常务理事座谈会，学习和讨论了江泽民、李鹏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期间的重要讲话。1992年11月我会在京召开了会长扩大会议，邀请一些重点省市佛教协会会长参加，专门讨论了关于召开六届佛代会和庆祝中国佛协成立四十周年的准备工作问题。今年9月，再次在京召开会长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本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文件稿和人事安排问题。有些专门问题，如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院管理试行办法的修改审定和增补部分理事、常务理事等问题，都用书面征求全体理事或常务理事的意见。

为了加强同理事们的联系，及时通报会务工作情况，交流经验，推动工作，从1988年6月开始，创办了《会务通讯》，已出了25期;1990年又创办了《研究动态》，出了13期。通过这两个内部刊物，密切了我会同理事、地方佛教协会的联系，传播和交流了信息，研究探讨了一些有关的理论、法律、政策性问题，受到佛教界和有关部门的欢迎。

我会在联系理事、发挥他们的“理事作用”方面还做的不够。可以考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专门工作委员会，由部分理事组成，分别就一个方面的会务工作进行研究，提出工作意见和计划。这样，既能发挥理事们的“理事作用”，又能提高我会的工作效率。

健全各级佛教协会是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组织保证。地方佛教协会，特别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佛协组织要充实力量，真正形成实体，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中国佛教协会要按照本届代表会议修改的章程，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工作机构，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和对全国佛教教务方面的宏观决策和督促检查的作用。

各位代表：

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是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佛教事业迎来大好机遇、面临自身建设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赵朴初会长在这次会上做的报告，回顾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历程，系统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基本经验，为我国佛教事业继承传统、面对现实、开拓未来提出了方针、任务和一系列重要措施，是新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指导性文献。我们建议，即将选举产生的第六届理事会要把传达并组织全国佛教界学习、贯彻赵朴初会长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新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以及其他的文件、决议作为首先要抓好的第一件大事。在这个基础上，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为重点，根据赵会长的报告和本届代表会议提出的方针、任务和各项要求，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工作计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逐项抓紧抓好落实。我们相信，只要把赵朴初会长的报告，党政领导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和本届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化为全国佛教界的共识与实际行动，中国佛教事业的前景无疑将更加辉煌。

以上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