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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怎么评论汉武帝刘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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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怎么评论汉武帝刘彻的

  汉武帝作为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对着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一名皇帝,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汉武帝享年70岁,在位56年。汉武帝时代的学术进步、经济发育、政治建构等,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辉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东方的骄傲。汉武帝时代的国家形态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应劭《风俗通义·皇霸》赞美汉武帝“制度文章,冠于百王”。曹植《汉武帝赞》也有“文武是攘”,“功越百王”的评价。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写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因此汉武帝“古今称雄主”。他说,汉高祖不过“为汉一朝之皇帝”,而汉武帝则“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对于汉武帝的历史评价和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总结,已经多有论著问世。近50年来出版的人们熟知的汉武帝传,就有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金惠《创造历史的汉武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林剑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义俊《汉武帝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不过,就对汉武帝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汉武帝时代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而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观察和深刻的历史分析,尚有宽阔的学术空间。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自西汉以来已经有颇多的争议。准确地评价汉武帝的政治作为、文化性格和历史影响,是有一定学术难度,又富于学术意义和学术兴味的课题。安作璋等著《汉武帝大传》的推出,使相关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武帝的评价2

  《汉武帝大传》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全面回顾汉武帝生平事业的同时,用白描的笔调,真切地写绘出了这位古代政治家的文化肖像。作者告诉我们,汉武帝是一位雄健的帝王,也是一位迷信的帝王;是一位残厉的帝王,也是一位多情的帝王。作者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如西汉宫廷的“斗兽”、“俳优”、“游艺”等具体的生活形式,并不因其似与大政无关而置于学术视野之外。事实上,正是通过类似的诸多生活场景的历史记忆,我们可以据以恢复和整理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比如通过李禹刺虎的故事,可以看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倾向,而当时社会尚武好勇的风习,也有所透露。至于汉武帝上林行猎与远征匈奴的军事行动的关系,歌舞私好与乐府采诗等文化建设的关系,也通过事实有所说明。而汉武帝的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文化现象。他晚年常自叹:“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对“向时愚惑”的觉醒,也显现出汉武帝个人性格的倾向。

  汉武帝的评价3

  汉武帝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善于用人。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 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张骞、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对于当时人才辈出的形势,《汉武帝大传》的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有些个案研究,如对“李广何以难封”的讨论,是有值得肯定的学术深度的。论者引录了《汉武故事》中记录的颜驷事迹:汉武帝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安作璋、刘德增先生说,“这个故事的真伪已难以分辨,但武帝喜欢任用年轻有为之人,却是事实,像卫青、霍去病、终军、桑弘羊等人,都很年轻。”原因之一,是“内兴功利、外事‘四夷’亟需勇于开拓进取的年轻有为之人来担当。”(234至235页)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汉武帝的评价4

  刘彻是开创者,很多事情是他奠基的,刘询则是夯实这些功绩的人。比如匈奴,刘彻先打,打到匈奴逐渐衰落,到刘询这儿,最终成功完成了收编;再比如西域,刘彻先凿空、再出兵,到刘询这儿,通过建立西域都护把既定利益正式确立到行政框架里头。在这些事情上,这两人的努力缺一不可,但刘彻是开这个头的人,容易被后世记住和提起。

  其次是个人风格:做事高调和低调的分别。还是以匈奴政策为例。刘彻动不动就派出10万+的骑兵部队杀奔漠北,踏平王庭,恨不得天下皆知;而刘询搞分化,搞串联,最后收编了匈奴、平定了西域,效果好,但动静小。一打仗,男性荷尔蒙就上升,大家都搞得热血沸腾,哪怕不生在那个时代,都恨不得能在梦里与李广霍去病并肩作战,金戈铁马踏平贺兰山缺,自然容易在后世吹牛侃大山时被反复提及;反观收编,就相对缺乏戏剧性,过程比较平淡,也没啥好说的。

  由此延伸出来的一点是二人在传播力上的差别。刘询的传播力显然不如刘彻。自汉代以来,汉武帝刘彻就是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谈资,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市井八卦,人们孜孜不倦地将他的形象塑造一遍又一遍,将他的故事渲染一次又一次。而刘询呢,由于一直走稳重路线,这方面的曝光就要少得多。不过,最近这一点似乎有所改观,不论是正经研究还是影视作品都越来越重视刘询了,后台君也在后台收到很多有关刘询的留言和回复。这说明大家看历史更加全面和客观了,是好事。

  无论如何,从读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个人。刘彻和刘询这两个经历、性格迥异的人,在同一段历史时期内,用不同的风格治理国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得以一览两种政策的优劣得失。

  汉武帝的评价5

  如果说刘询仅仅在巩固权力方面水平很高,那他绝对配不上我们之前给予他的评价。刘询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他基于自己在民间时期的观察,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在执政时期创立了很多制度,让后来的人受惠良多。

  来看看他干了些什么,先说政治。

  地节二年(BC68),在霍光去世之后,刘询(此时刘询尚未改名,仍为“刘病已”,不过为了讲述方便,以下统一用“刘询”)亲政之后,立刻着手对制度进行了调整。首先建立了一种名为“五日朝会”的例会制度——顾名思义,每隔五天,就要求群臣上朝会将近期的工作情况向刘询做汇报。

  例会制度是一种手段,未必一定是好事。如果没有良好的会议规则和习惯,会议很容易陷入僵局,不仅对工作没有促进,还会造成很大的阻碍。绝大多数朋友在工作中恐怕都曾遇到过效率低下、无甚用处的会议。古时亦然。比如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小田原评定”,在当时也号称是一种先进的会议制度,却因为过于拖沓冗长、流于形式,不仅无法帮北条氏避免灭亡的结局,还在后世成为“久拖不决的会议”之代名词。

  不过,刘询是聪明人,他搞例会,一方面是为稳固自己的权力宝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开会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刘询利用五日朝会的制度将官员的工作、考核和升迁有机地串联到了一起。刘询要求参与朝会的各级官吏分别就自己的工作进行奏报,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进行讨论,在会后,根据讨论决定的结果交由有关部门执行,并跟踪考察、检验这些建议和方案的效果,将考察效果与官吏的升迁奖罚挂钩到一起,形成闭环。这套制度颇有点现代管理学的意趣,在那个时代算是很先进的了。

  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完备的制度,官吏再也不敢再抱着敷衍苟且的态度来办事了,原本暮气沉沉的大汉官场顿时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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