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吏治史论文(2)
中国古代吏治史论文篇二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深具自己的民族特色，具有学术性和文学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古代文论有丧失自己学术地位的危机。要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必须增强理论自身的活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条明显的出路便是变古文论为中国文论。在这条道路上首先要重读古代文论，揭示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并结合现代情况，加以阐释和应用，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建成能贯通古今的中国文论。
【关键词】古代文论;现代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46(2008)09-0122-02
中国古代文论和所有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可以说都是西方学术观念与学术体制的产物。中国古代只有隶属于“集部”的“诗文评”子目，而没有什么“古代文论”学科。所以在中国学术史上，“古代文论”或者“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或研究领域的设立乃是纯粹的“现代性事件”，而绝非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然而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又实实在在是纯粹中国的，如此则存在着一个中西文化的古今交汇与碰撞的问题。近年来，“古文论”这样的称谓又稍稍流行。但一个“古”字，始终不免限定了其生存范围，很难摆脱历史学科的定位，以恢复诗文评的活力。面对新的世纪，我们这门学科在研究方向上需要从古代文论向中国文论转变，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传统与当代方能接通，而民族与世界的交流融会才有可能。
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化，首先我们要弄清一个问题：“古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区别何在?尽管目前高校的有关专业多设有古文论的课程，学术领域里的古文论研究亦仿佛搞得火旺，而究其实质，基本未越出清理历史遗产的层面，也就是说没有或很少应用于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不仅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评论中罕见古文论应用的痕迹，就是今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甚至参考的是现代文论乃至西方文论。奇怪吗?是的，但不足为怪。这正是为什么传统的诗文评在它那个时代能成为活生生的存在，进入20世纪以后却只能以古文论面目出现的缘由。要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必须增强理论自身的活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条明显的出路便是变古文论为中国文论。
这里首先要解决对古代文论本体性的理解。即在进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时候，是把古代文论当作对文学原理的一种概括，当作东方智慧的一种形式，作为对文学原理的一种概括来对待的时候，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才充满生机。学术是天下公器，人可能有南、北之别，道决无东、西之分。文学之道或文学基本原理古今一贯，东西无别。古今中外的不同，仅仅在于各自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智慧，用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按不同的途径解决问题。假如希望人们对古代文论有一个深入的本体性理解，就需要把古代文论的思想风采如实展现出来。因而，古代文论范畴的整理、概念的界定。“琐屑”工夫不到家，对古代文论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真切的本体性认识就无从确立。对古代文论本体性认识失当，现代转换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为“误解”、“误读”提供通俗证据的行为。
在资料文献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就应该是意义的揭示。对意义的揭示所运用的方法可以称为理解的方法。这种工作的目的是弄清楚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概念、范畴、命题、观念在当时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种客观性研究，研究者必须尽量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是由于已经进入到意义领域，纯粹的客观性已经不再可能，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结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例如在20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像“意境”、“风骨”、“神韵”、“滋味”这类概念以及“别材”“别趣”说、“性灵说”、“童心说”、“肌理说”等等诗学观念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解，很难说哪家正确哪家错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意蕴丰富的，存在着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概念和观念所蕴涵的意义都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言说就是“胡说”了，因此理解的方法是大体上坚持客观性的方法。用理解的方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较之整理的方法要求人们具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高的分析能力。
其次，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是阐释。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研究层面。阐释不是揭示意义，而是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意义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这里主体性会更为突出。例如，在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时代，尽管社会生活起了重大变化，西方新名词、新学理也开始输入，但传统的话语环境依然存在，传统的言说方式仍然有效，王国维只需在原有的话语系统中引进某些新的理念，便自然收到推陈出新的效果。但这个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要回归原来的传统，必须通过阐释。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阐释总是现代人的阐释，不可能做到绝对还原，而且阐释的目的是要掘发传统的精义，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使之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贯通，乃至吸取新的思想成分以更新和发展传统自身，故不能以单纯的还原作限界。既要回归传统，又要面向现代，这就是古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一身而二任焉”的艰难处境。处理好这个矛盾，需要在“不即不离”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与此相关联，在引用现代文论或外国文论以与古文论作参照时，应运用“同异互渗”的原则，即不作简单的认同与别异，而要致力于辨析话语系统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以领会其内在精神上的相对相隔与互通互融。
第三，在进行阐释工作的同时还要考虑应用，应用当然会有一个逐步推广的过程，首先可考虑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作用。在这方面，古文论的影响一直是保持着的，现在的问题是要越出个别命题(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等)的作用范围，让民族的生存智慧、审美情趣和文学理念(连同其在现代的变化出新)整个地在古典文学传统的阐发中重新得到充分而生动的呈现，这应该是古文论最有用武之地的场所。在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上，可以将经过现代阐释后的古文论进一步推广于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相接近的文艺现象上，以求得传统理念与当代理念、民族经验与外来经验的会通。
文学理论是在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古代文论主要是对诗歌和散文的总结;而现当代文学理论所面向的文学领域，范围很广，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而且都具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新的表现方法。这必然也要产生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古代文论不可能适应这一切，它只有实现自身的转换，和这些新的观念、新的理论相结合，才能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但又可跟西方(一切外来的)理论对话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现当代文论不能和古文论之间画等号，但是也不能割裂。正确对待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今后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离不开中国自己的传统，再吸取外来的东西。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磨合创造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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