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论文题目(2)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范文篇二
大易哲学与中国古代教育之绵延
[摘 要]本文从 文化的角度探讨了 中国 古代 教育 绵延不绝的原因。中国古代教育家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不变精神，具有穷则思变、察几知著的伟大智慧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高尚品德，所创立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简易能从，因而中国古代教育绵延数千年。
[关键词]大易 哲学 ;教育;绵延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educators' spirits of unceasingly striving and th Eir great virtue and great wisdom of thinking about changes while in extreme poverty, and th EIr all-inclusiveness and excellent morality resulted in their simple-to-follow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system, thus made the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develop continually.
Key words:the Yi philosophy; education; continuity
中国古代教育分三个 发展 周期，相替不绝，绵延数千年 [1] 。对于其他文化和文明来说，这是一个难解之谜，而对于中华文明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易与教育之绵延
不变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即是与乾、坤二卦所象征的宇宙精神相契合的人文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坤象传》)天道周常运转，永不停息;君子象天之道，刚健进取，以天下为己任，推动 社会 不断向前发展。大地浑厚，万物生化其间;君子察地之形，进德修业，忧劳天下，德泽万方。君子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学而优则仕”，在克己利人、著书立说、治国安邦的事业中追求“与天地参”的永恒和不朽。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始终离不开修己与教人，儒家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纲领性原则。(《礼记·学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 中，故中华文化和教育五千年绵延不绝。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精神或贯彻得好，或贯彻得不好，故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和教育时兴时衰。更有一层，这一精神在教育制度上贯彻得不好的时候，在一部分教育思想家的心中却往往贯彻得很好，或潜隐于渊以存龙德，或穷而思变以图振起，因此虽时有兴衰而精神血脉永远不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那时的思想家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道高于一切。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先秦儒家更是以道的承担者和维护者自居。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儒道两家对道的理解不同，道家更强调天道，儒家更强调人道，董仲舒试图把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遭到正统儒家的反对。尽管董仲舒的意志之天既不合于道家，也不合于儒家，但在维护儒家道统方面，董仲舒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了后世儒家的座右铭。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学教育开始普及到民间，民间儒家学者有了进仕的制度保障。魏晋时期儒道两家再起论争，一时主张 自然 之道高于人伦之道的玄学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方内方外之士都是在维护各自所认为的高于一切的道。
玄风劲吹，佛教西来，名教式微。在傅玄等人争于朝廷而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辽东、河西诸儒讲学不辍，使斯文不坠于战乱。三国时期，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人避乱辽东，因山为庐，聚徒讲学，(《三国志·魏书》卷一一)王夫之嘉管宁有龙德：“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由此言之，则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宁之自命大矣。”“宁诚潜而有龙德矣，岂仅曰全身而已乎?”(《读通鉴论》卷九)存人心风俗，即所谓厚德。德厚方能载物。国运之绵延，文化之绵延，赖此人心风俗之绵延。人心腐朽，虽锦衣玉食，亦衣冠禽兽而已。所以说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所能持，而宁持之。王夫之自己，于明末清初丧乱之际，隐居于荒山野岭，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其志亦在存此人心风俗。
河西讲学活动及其与北朝隋唐文化制度之关系，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考论详备。陈寅恪特别关注这段历史，自命亦大矣。据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此书作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迁学人都有保存学术文化的责任，故先生欲藉此书以唤起当时学者之注意：日本虽有中国之土地，但中国学术文化可以保存于西南西北偏隅之地，抗战胜利收复国土后，学术文化可以不坠 [2] 。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正是因为这些有潜龙之德的圣贤在国运悬于一丝的危难之世通过私人讲学活动保存了民族文化。五代之世极乱矣，极衰矣，然而民族精神之血脉未断，当时教育犹有可书者，石昂讲学青州即其一例。(《新五代史·一行传》)宋统一天下，渐渐有了一个上轨道的文治政府，右文政策百年养士，终于有了成效。钱穆对当时民族精神的振起有以下一段论述：“宋朝的 时代 ，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3] 范仲淹之后，宋代的教育进入改革和创新的新阶段。钱穆的论述告诉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存在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即使经五代极乱之世，在中央政权积贫积弱的宋初，亦能从民间自觉兴起，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下学而上达， 影响 到国家的 政治 生活，再由上而下最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顾炎武有言，“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日知录·宋世风俗》)元兴， 理学 赖赵复存于战火。赵复不欲生，为存斯文而生。明初大兴文字狱，士子如履薄冰，阳明龙场证道，私学再起高峰。明末清初民族危难之际，顾炎武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
二、穷则思变，察几知著：变易与 教育 之绵延
不变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变化的是时势，是关于时势的认识，以及顺应时势、改变时势的事功。
《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那是一个变革的 时代 。《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因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产生于危难时代，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深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 哲学 思想。身当末世，惟有盛德可以救世，惟有大道可以兴百废。文王拘而演《周易》，大道既明，代殷而起。周公辅政，敬德保民，因殷礼而损益，以礼治国，兴周代八百年文教。
《易》为儒道两家的原典，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深深地 影响 了后世学者。每当衰乱之世，总有圣人出，为生民虑，为天下忧，图治国安民之良策。 中国 古代四次教育思想创新都完成于衰乱之世。春秋之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大国争霸，生民离难，道术将恐为天下裂。当此之时，老子执古之道而开现实批判之先河，孔子综整三代而创仁礼并重之名教。继而百家竞起，争鸣不已。至于战国末年，荀、韩、黄老集其大成。四百年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宏基奠定。儒家教育思想远追三代，根基深厚;取譬于身，新枝茁壮;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故百家之中，儒家最终凸显出来，高居正统。汉魏之际，名教堕坏，礼法成为了一种知识和伪装，玄学家们祖述老庄，彰显人的 自然 情感，还人真实鲜活的一面。佛教乘虚而入，道教得间而兴。至南北朝走向多元融合，开唐代贞观、开元文教之盛。晚唐至宋初， 文学 艺术 教育流为弊端，浮华相竞，人欲横流， 理学 家探寻天理，心学家证悟良知，实学家正视利欲，教育思想再起争鸣，于明清之际闪烁出启蒙思想的灿烂光辉。
《易经》不仅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居安思危，察几知著的思想。《系辞下》说：“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即在事物刚刚表现出运动变化的趋势时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不必等到大势已成，无可挽回的时候再想办法。受这种思想影响，中国古代不乏在太平年代察微知变，见几而作的君子。教育思想创新的高峰虽都出现在衰乱之世，但太平盛世亦时有创新。知著也易，见几也难，太平年代的教育创新虽不如衰乱之世那样轰轰烈烈，创新的程度也不如衰乱之世那么高，但更为可贵。贾谊之重视幼主教育，董仲舒之推明孔氏，扬雄之讨伐儒学异端，王充之疾虚妄，郑玄之述先圣元意，都对两汉的经学教育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韩愈之排佛老、尊师道，李翱之复性说，使唐代教育在安史之乱后呈现中兴之象，开两宋理学教育之先河。然而，盛世之变几微，故察盛世之变不易，非盛德大智无以及此。盛德大智非无，奈何天下思定，安于守成，乐见强大，故盛世危言多不为统治者所用。贾生年少才高，不得重用，郁闷而终。盛世危言亦往往难以打动苟且偷安的世人，韩愈推重师道，被士大夫之族所耻笑。圣人只是一种不懈追求的理想， 历史 上真正德才兼备并且能做到居安思危、盛世求变的没有，少年汉武、贞观君臣或近之，故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奠基于汉武，大备于唐宗，其他各朝小有补充而已。
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简易与教育之绵延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简易之“易”其义甚大。平易则容易理解;简约则容易遵从。容易理解才会有人归依亲附;容易遵从才便于建立功业。有人归依亲附就会代代相传;便于建立功业就会不断壮大。以平易简约为思想 理论 体系的最高目标，是中国 文化独有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深邃玄远，究极天人，却又简约精要，人人能理解，个个能遵循。一部经典，既能让一个钻研它的人耗尽毕生的心血，又能成为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准则。一句警语，可以释以万言，成为永远做不完的题目，又可以时常挂在嘴边，记在心里，成为受益终身的思想源泉和行动指南。它没有复杂的概念体系和层层的逻辑推理，它是 经验的，描述的，仍然带着表象和情感，因而贴近生活，直指人心。然而，它又远离了经验的芜杂，是历尽沧桑、洞悉人生之后对经验的证悟;跳出了情感的波澜和琐碎，是激情奔涌、独自憔悴之后的淡泊宁静。它至简至易，可亲和近，润肌肤，入骨髓，静可以存志，动可以立功。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独因其知微善变、不断创新，亦因其平易可亲，简约能从。
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者，“心”“中”真实无妄的思想情感;“恕”者，人心“如”己“心”。所以“忠恕之道”的完整表达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能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君子，就是仁人。儒家的教育思想可谓至为平易简约。理学家受佛学思想的影响，把学问做得“支离”了一些，立即遭到心学家的反对，认为“易简功夫”才能“久大”。儒家教育思想能占据主导地位，其平易简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老子的思想被认为是最高深难测的，不能不稍作 分析 。被认为高深难测，主要是因为《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不可言说、玄之又玄的道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老子正是要让人们放弃用复杂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理解道。老子自己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道很好理解，老子用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描述道，道是朴，是谷，是水，是婴儿。是朴，故能有大用;加工之后只能用于一处。是谷，故能荟萃万物;颠峰之上仅能容一物。是水，故能变化万千，无所不克;刚强稳固必然日削月损。是婴儿，故能一天天长大;成熟之后将一天天衰老。总之，道是虚空的、原初的、柔弱的、质朴的、本真的、自然的;能容，可大，会变，常新，长久。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世人却乐见其大，乐见其强，乐见其成，乐见其功;不能大，不能强，不能成，也要用虚假的文饰来显其大，显其强，显其成，显其功。于是天下大乱，君不信，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夫妻反目，朋友成仇。怎么办?老子提出了他至为简易的教育思想：“学不学"、“行不言之教"。“学不学"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不学众人所学的，另一方面指学众人所不学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复众之所过"，即弃绝众人所走的极端道路，重新回到正确的教学道路上来，走一条与世俗相反的教学道路：学道和为道，通过教学和自悟开“知和”之“明”，自觉守道归朴。所谓“不言之教”是指符合道的教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而弗始"。让学生的本性和潜能自然地表现出来，而不是替学生确定 发展 的方向和目标。第二，“为而弗恃"。本性和潜能自然地表现出来后，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这时就要有所作为。但教师只应在“化而欲作"的时候“镇之以无名之朴"，即引导学生“为道"，而不能成为学生的依靠。要让学生“自为"，而不能替学生包办一切。第三，“成而弗居"。达至目标，获得成功后，教师不要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为道"的学生也不要停止在某一终点上，“为道"是没有终点的，它仅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4]
四、乾健坤厚，和而不同：和合与教育之绵延 中华民族早熟的 农业文明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于治水平土的生产 实践和调和五味的生活实践中，进而上升为一种以和为贵的礼乐 文化和阴阳和合的 哲学 思想。 中国 古代哲学家把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概括为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和合，生生不息。但有阴有阳并不一定就能和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才能和合。比如一男一女并不一定就会结婚生子，男欢女爱才会瓜瓞绵绵。君可臣否，臣可君否，君臣对立，并不一定就能治国;君为臣着想，臣为君着想，君信臣忠，才会国泰民安。
不执己一端，相互之间都能为对方考虑，将心比心，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亦即“中庸”的思想。中庸区别于折中，正在于此。折中是在个人的立场上退一步，中庸是在他人的立场上进一步。折中是个人主义，中庸是集体主义。折中只能调和矛盾，中庸才能化解矛盾。折中是退让，中庸是和合。折中是一种智慧，中庸是一种品德。
中国古代 教育 思想和教育制度深契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因此，中国古代教育能在百家争鸣、相互补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不断 发展 。以往人们多注意到儒道两家的对立，郭店竹简出土后，认为老子反对儒家的道德教化的观点可以改变了 [4] 。儒道两家一开始就是和平相处的，正因为道家中有儒家，儒家中有道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自由出入于儒道，治则儒，乱则道，壮则儒，老则道，亦儒亦道，亦道亦儒。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发端于上古治水平土的生产实践，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此后的中国教育大体能保持和而不同的传统，时或偏于一端，表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则危机四伏，不能长久，致使教育结构坍塌。秦统一天下后，儒家伦理和 社会 教化开始见于“为吏之道”和各处石刻中，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仍然是秦朝的主要文教政策。视百家为二心私学，偏于法教，荀子忧其不长久，很快被无情的事实所证明。汉初用黄老道家，百家私学特别是儒学在不干预政策下在民间迅速兴起。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后，经术盛而朝政衰，孝廉举而世风薄。宣帝不幸言中，元、成之后汉室衰矣。到魏晋时期，法家和道家思想重新抬头，遂起“ 自然 ”与“名教”之争，到南北朝时期，“自然”与“名教”融合，儒、玄、文、史和专科教育并受重视。唐统一天下后，百花齐放的思潮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大唐文教一时欣欣向荣。武后秉权，开进士科独重诗赋之先河，百花齐放的动人局面遂向 文学 艺术 教育偏转。文学艺术教育有赖于个人的自修自悟和文友之间的相互切磋，于是中央官学教育衰落，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消退，诗人们逐渐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世界，以致于出现五代极衰极乱之世和宋初右文政策长期难以奏效的局面。胡瑗、范仲淹之后，宋代儒学教育复兴，思想家们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方法 创立了新儒学。新儒学内部 理学 和心学之间争鸣不断，各自建书院，广生徒，掀起儒学教育的又一个高潮。然而，新儒学对魏晋以来兴起的佛教、道教和文学艺术教育思想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创新有余而融合不足。天理过分张扬，人性中鲜活的一面受到压抑，以致于理学末流习得女人一般。直到明清实学教育思想家出，理性和情感才在教育思想中取得同样重要的地位，实用知识才被纳入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理学教育思想的偏颇才得以纠正。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以儒家为主，多元并存，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和而不同。有多样性才有和合的可能，有和合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与教育思想中最为宝贵的遗产是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和而不同，中道而行是至高无上的品德，需要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需要“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需要参同天地的大智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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