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政治理念的核心
关于孟子政治理念的核心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基础。他发展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仁政思想
实现仁政是孟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孔子的“仁”虽然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但最基本的内容是“爱人”或爱民。孟子依照孔子关于“仁”的理念，将其扩充为治国理政的纲领，也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反之，如果不实行仁政，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将会失去民心而被人民推翻。
孔子的提倡的“仁”，主要取自《易经》中的《同人》卦，是“向善”之意。因为《同人》与代表战争的《师》卦阴阳背反，所以儒家的“仁”也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讼》)，而不是以武力解决各种矛盾。孔子和孟子都周游过列国，但两者都是倡导和平的使者，从来不鼓动战争。在《论语》中，孔子曾提到“仁者，爱人”。但在《易经》中《乾》为爱，为善，为第一因。“仁”的含义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孟子的儒家爱民思想，首先则是养民，其次是教育民众，这和孔子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关于养民，孟子认为首先要让民众有恒产，使得民众没有衣食之忧以及生老病死之虞。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孟子认为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遵守道德原则。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违法犯罪。这一点似乎同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致的。同孔子一样，孟子也强调“使民以时”。
孔子和孟子建议统治集团推行“爱人”的仁政所包含颐养民众的理论依据都来自《易经》。比如《易经》中的第三卦《屯》卦的《象辞》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统治者管理天下，也就是经纶好生民，使得民众能摆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再比如《师》卦《象辞》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容民畜众”的含义是，让国民能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再比如《噬嗑》卦《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勑法。” “明罚勑法”的含义是统治者要保证国家法律要公平、公开、公正。“再比如《萃》《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戎不虞。” “除戎器，戎不虞”含义是，国统治者要时刻警惕战争的发生。再比如《渐》卦《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尊重民众的风俗习惯乃至宗教信念，不能强迫民众服从统治者的意愿。再比如《临》卦《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这正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使民以时”的理论依据。而“恒产”的理论依据是，《恒》卦和《益》卦。《恒》与《益》旁通，有利于生民，才能恒久，《恒》久、长远的治国、富国、强国之道，就是使得百姓受《益》。
关于教民，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教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途径。民众只有经过教化，才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社会能够运转好，靠的是能管理好人的队伍和能够接受管理的民众。管理人的人，通过被管理的人而维持生计，被管理的人，因为管理者而维持生计。两个群体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父母和孩子不可能存在平等，老师和学生也没有平等可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能力不可能相同。自然界给出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通过教育社会成员，使之“辨上下，定民志”，这样的社会虽然不是理想的社会，但这是构建现实社会最好的理念和法则。
同养民一样，孟子建议统治集团推行“爱人”仁政所包含颐教育民众的方略，理论依据也来自《易经》。《易经》中的第四卦《蒙》卦的《象辞》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按照《序卦传》的次序，教育民众，同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一样，首要的是“德行”。其次按照《蛊》卦教育民众。《蛊》卦《象》曰：《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如果民众民风颓废，不思进取，则首先是培养民众有德行。再次，按照《观》卦考察民众，然后有针对性地在德行和技能上教育民众。《观》《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一点符合老子所说的“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教育民众， 首先要考察民情、民风，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主观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再次还有按照《井》卦教育民众战胜困难，摆脱困难。《井》卦《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养民和教民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养民的最重要内容是教民。比如孔子在《论语》中指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无论怎样善良，武备是不能忽视的。按照《序卦传》，《萃》而后《升》。《升》卦下巽上坤，《巽》为入，《坤》为死，所以按照《易经》给出的理论模型，重文轻武的方略，就是在慢慢地埋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即使重文轻武有幸逃过一劫，但国家也会因为战争导致元气大伤而陷入困境。
民本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基础。他发展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孟子认为，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会失去天下，得到民心，就能得天下。更有甚者，孟子提出对残害人民的暴君可以推翻，并认为这是正义之举。“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万章下》)对于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孟子指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认为不仁不义的上位者是“独夫”，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这样的人，而不必背上“弑君”的罪名。
在《易经》理论中，《序卦传》指出“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泰》卦下乾上坤，《乾》为君王，《坤》民众。这样的政治氛围，就是天下通泰的景象。
《泰》卦《象》曰：“天地交泰，(荀爽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阴升乾位。坤，女主，故称后。坤富，称财。守位以人，聚人以财，故曰“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虞翻曰：相，赞。左右，助之。震为左，兑为右，坤为民，谓以阴辅阳。《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郑玄曰：财，节也。辅，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顺阴阳之节，为出内之政。春崇宽仁，夏以长养，秋教收敛，冬敕盖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
现今高度民主的国家，其政治执政体制是，国家的领袖是民众推举的，他们的权利就是为民众谋福利，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谋福利。这样的政治理念和孟子在2000多年前基于《易经》《泰》卦提出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只有采用民本的理念，国家在政治上才能稳定，在经济上才能稳步增长。中国的许多朝代之间的更替，其根本原因之一是背离了民本思想所导致的。而民本政治的前提条件，在古代就是国家首先制定出好的礼法，然后执行好礼法，另外还需要有好的监管机制，这同在现今国家要实现以民为本的社会，就是要以立法、司法和执法为前提条件是一致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同孔子祖述尧舜的理念是一致的。
“王道”思想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通过将仁政思想转化为民本思想，就可以实现‘王道’这一理想社会。所以孟子倡导的‘王道’就是‘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所处的时代，政治有两种，即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则是凭借武力，以力服人。他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
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孟子强调应当以善来教化民众，才能做到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孟子认为不以“王道”治国者，都可视为“独夫民贼”。
“王道”理论依据来自《易经》的《师》卦和《同人》卦。单凭军队征服天下是“以力服人者”。将心比心地对待国民则是《同人》卦的向善之道。本着向善的原则，则能亲和百姓，百姓之间也能亲和。《杂卦传》曰：“同人，亲也。”其实孟子的王道，就是王者以仁爱为本，这样王者集团是实行仁政的代表。
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孟子认为人天性善良，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意思是说，人们不用学就会做的，这是他们的良能;不用脑筋思考就知道的，这是他们的良知。两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又没有不知道尊敬其兄长的。爱父母便是仁，敬兄长便是义。
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不一致的。孟子说人性本善，如果理解为人生来就是有善心，是不客观的。按照《易经》的理论，人生而懵懂，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生而不知是非。如果人真的性本善，对人的教育就没有绝对必要。而人不受教育，就不会知道善恶，不知道善恶，而谈论性本善或性本恶，是没哟意义的。因此人不能性本善也不能性本恶，只能是性本无知。因此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性本善的立论都是不成立的。
其实孟子所提出性本善应该是针对比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更早的人所提出的“性本恶”而言的。如果认为人“性本恶”，就为构建没有道德底线的法制社会寻找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在荀子和孟子之后，战国后期的法家李悝、韩非、商鞅、李斯鼓吹法制，推行法制，最后虽然统一了中国，但也给六国乃至那个时代造成了巨大伤害，以至于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直诟病秦朝为“暴秦”。其实二战前期及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在政治上也是崇尚法制的。
而按照《易经》给出的理论，人道本于天道，天道本善。因此《易经》将《乾》定义为善。虽然我们从《孟子》一书中，看不到孟子“性本善”的可靠论证，但人的本性无论是善还是恶，一切都来自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只有我们相信性本善，我们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人和人之间才有保持仁爱的必要，我们推行孔子的德政或孟子的仁政才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
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是其关于道义与利益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孟子的义利观是典型的重义轻利观，他主张“义”超越“利”。孟子的义利观是以义取利，反对不义之利。孟子对义的解释是“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按照《易经》的体系，《坤》为义，《乾》《坤》旁通，《乾》为仁，为门，所以“义”是行仁之路。“礼”来自变《讼》为《履》，所以礼为出入仁道之门。孟子说“非其所有而取之，非义”，这是因为义隐含着道义性和合理性。
孟子始终未脱离“义”谈论“仁”。在《易经》中，《乾》为仁，《坤》为义。儒家以离火向乾，向善为仁，以厚德载物，行善为义。《巽》为近利。有利则可行权。但国家都面向利益，则是以阴食阳，是《姤》卦变为《遁》，结果是由此依次变为《剥》《坤》。这样的对立面转化的最后结果是道德沦丧，社会死路一条地走向崩溃。因为《坤》在《乾》后，《乾》为德，所以社会成员只有以道德为本，才能不失道义，不见利失德，不见利忘义，才能厚德载物，才能维护社会公德，才能担当社会义务。
《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义;(何妥曰：利者，裁成也。君子体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于五常之义)”《易纬·乾凿度》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
《乾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义”在四时为秋季，方位在西方。在卦象为《兑》。《系辞》曰：“致役乎坤，立秋则坤王，而万物致养也。说言乎兑，秋分则兑王，而万物所说。”《坤》为义，以《兑》和《坤》，为利与义调和，成《萃》。因此，关切并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为“义”。按照《序卦传》，《巽》而后《兑》。天地“义之和”而“万物致养”，君子感知“义之和”而“万民致养”，为“利物，足以和义”。《兑》在天为《夬》，在地为《萃》，《艮》在天为《大畜》，在地为《剥》。阴得阳以生，阳得阴以成。释利以利于生民，足以养民，释利以悦万民，足以合乎道义，也会得到万民得拥护。春、夏《乾》阳之气主事，秋冬《坤》阴之气主事。利物，也就是《兑》卦的“说(悦)言乎兑”。而《巽》为近利，“释利而行权”，利物或释放利益，才能是的民众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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