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那么，大家知道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有哪些吗?下面一起随学习啦小编来看看。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1：披着袈裟当红军
人物小传：天宝，藏族，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天宝”是毛泽东给他取的汉族名。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2：巧送周副主席担架过河
1935年8月，周恩来不幸得了伤寒，病得很重。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不料出了草地，一条水流湍急的班佑河挡住了去路，如何将周副主席担架抬过河，成了难题……
红一军(原一军团)作为右路军前卫，在前面开路，彭德怀率红三军(原三军团)负责殿后。周恩来躺在担架上随红三军行动。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走出茫茫大草地，来到一个叫班佑的地方。
彭德怀命令部队渡过班佑河，等待与左路军会合，然后继续北上。这天，红三军第11团过班佑河的时候，周恩来的担架也跟了上来。这时部队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儿?”团政委王平问道。
“班佑河河水暴涨，不好过河!”侦察员报告。
“走，到河边看看!”王平来到河边，看到班佑河河面虽然不是很宽，但正涨着洪水，水流很急，给部队过河增加了难度。
当地向导介绍，班佑河上原先有一座木桥，因为雨大风急，加上木桥年久失修，被洪水拦腰冲成了两截。
红军没有木材，桥架不起来。王平想试试水深，弯腰抬起一块大石头，铆足劲往河里一扔，只听“嗵”的一声，眨眼功夫，石头就没了踪影。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又让侦察员找来一根竹竿，系上一块石头，再往水里扔。竹竿虽随水而漂，但也基本测出了水的流速。这下王平心里有底了。
“政委，情况怎么样?能过吗?”团长邓国清从后面走上来焦急地问。
“部队过河问题不大，关键是如何把担架上的周副主席抬过河!”王平显得心情有些沉重。
这可把邓团长给难住了。怎么办?王平揭开盖在周副主席身上的军毯，只见他双眼紧闭，面容清瘦，加上一脸的大胡子，比长征前瘦了许多，作为老部下的王平心疼极了。
见周副主席病情未见好转，王平焦急地把医生叫过来，问道：“你是怎么搞的，周副主席怎么现在还没苏醒?”医生说：“一路都未找到治伤寒的药，实在没有办法!”王平恨不得自己变成华佗，马上把周副主席的病治好。
邓团长见王政委急得不行，赶忙拉了拉他的袖子，小声说道：“周副主席病得这样重，我们得赶快想办法，安全地把他护送过河。”王平这时也冷静下来，他把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领导找来，研究渡河方案。
大家七嘴八舌，纷纷献计献策，但谁也没有十分把握。“有了!”王平一拍大腿，兴奋地站起来对大家说：“三国时曹操的部队不识水性，把战船连在一起，虽处江河如履平地，我看现在可以学一学。”
“怎么个学法?”大家以期待的目光看着王平，等待他的下文。
“因为马高大，河水淹不了，邓团长和我的马并排联起来，把周副主席的担架平放在马背上，用绑腿固定好，就像浮桥一样，可以把周副主席平稳送过河。”
“好，这个办法好!老王，只有你这个‘三国迷’才有如此锦囊妙计呀!”邓团长高兴得狠狠拍了王平一巴掌。
“先别给我戴高帽子，再来合计合计，看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王平提醒邓团长。
“为保证万无一失，安排10个水性好的战士，保护周副主席，待战马靠岸时，再由两个战士接住担架，把周副主席抬上去。”邓团长一边抽着自己卷的叶子烟，一边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着。
商量妥当，邓团长下令渡河。
10名身高体壮水性好的战士拉着绑腿下了河。由于水流太急，两匹马死活不往前走，急得大家又推又拉。待马下到河里，大家把周副主席的担架抬上去，用绑腿固定好，一步一步往中间走。王平一直守护在周副主席身边。尽管他个子很高，水依然淹到了嘴巴，只露半个头出来。
走到河心，水越来越急，王平的脚不时绊在河底的石头上，一阵阵疼痛袭来。马不停地打着趔趄，王平一只手紧紧抓住周副主席的手，一只手紧紧扶住担架，尽力不让担架摇晃。
忽然，邓团长的马被石头一绊，差点沉下去，几名战士赶紧过来，将马控制住。经过艰辛努力，终于把周副主席的担架抬到彼岸。
重病中的周副主席终于随大部队过河了，全团官兵比打了一场胜仗还高兴。这消息随着机要员发出的电波，很快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赞扬说：“我就知道王大个子办法多，把恩来交给他我放心!”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3：长征中的巾帼英雄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4：背着大锅长征的女红军
贾德福是高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说是最大，其实当时也不过二十七八岁，她是妇女工兵营炊事班班长。由于她对年纪小的战士们特别爱护，日子久了，大家不知不觉中就把她的辈分抬上去了，都喊她“贾老婆”。
大家这样叫着，她也就真的把自己当婆婆辈啦。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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