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论文(4)

七七事变的论文

　　蒋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祷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祷归祈祷，当蒋发现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而中方防线相继发生动摇之际，到底还是不能不干脆直截了当地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了。8月30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顾虑此一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负面影响，蒋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此一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而且，蒋介石再度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为此指出：“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

　　三、性格使然：“与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进入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浜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蒋介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但蒋倔犟依然，丝毫不为所动。向以军人为自傲的蒋介石，绝不愿做城下之盟，任人宰割，故再三强调：时至今日，“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他尖锐批评“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见”，并声称对此种言论“应竭力制止之”。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蒋介石这时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了。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弄得蒋一日数惊，遑遑不能终日。其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余子道前引文。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其检讨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蒋介石写道：“甲、如我与倭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像所能及也。戊、倭寇因志在与俄作战，但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掌握中国后，则不敢对俄开战，故我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决不可能。己、总之，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转移者也。庚、此次抗战乃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不能唤醒其同情而来干涉耶!”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蒋介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勉道：“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且自定此后之和战原则道：“国际调解则可，单独交涉则不可”;“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忧心忡忡。他显然能够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显然，上述情形一旦数种并现，都势必会根本动摇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正是这些危险的存在，使得蒋介石在随后的抗战时代，始终不能完全放弃对国际调停乃至对日人“觉悟”的种种幻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随后紧接着发生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一事，最能表现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