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叫殷商的原因是什么
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商朝叫殷商的原因，希望你喜欢。
商朝叫殷商的原因
成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定都于毫(今河南商丘附近)。商朝是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到了商朗第十一个王中丁以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表面化，连续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政局动荡不安，对外控制也逐渐削弱。原来臣服于商的方国，纷纷脱离了它。商王朝衰弱下来。前后不过一百五十年，相继四次迁都，从亳开始最后到奄(今山东曲阜)，势力范围越来越小。
商朝第十九个王阳甲死后，他弟弟盘庚继位。盎庚为了摆脱这种混乱局面。巩固奴隶制国家的政权，决定把国都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去。这个决定遭到了一部分大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农业奴隶、大面积土地、很多房屋，迁都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失。盘庚冲破了大奴隶主贵族的种种阻拦，最后终于迁都成功。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盘庚迁殷”。从这以后到商朝灭亡的二百七十多年，商朝的都城一直设在殷。所以，历来商朝又称“殷”或“殷商”。
商朝奴隶的生活
商代奴隶的名目繁多，被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们成批地被驱赶到田野。一般呼之为众、众庶或庶人。众人除在田间耕作之外，还要在农隙时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商王和贵族们的狩猎和其他各项繁重的劳役。一有征伐，就要随军服役，有时还要随军去远方戍守。当时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他们世代充当奴隶，必须俯首帖耳地甘作“畜民”。如果稍有不恭，就将被斩尽杀绝。在称为“百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里，也以奴隶劳动为主。其中有各具专门技艺的工匠，地位可能稍高一些，但是他们也被用于赏赐、赠与和交易，没有独立的人格。大多数从事繁重杂役的人，则被视为牛马。在畜牧中，有牧人、圉人等牧放和圈养牲畜的奴隶，即所谓“皂隶”。
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
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脚踝骨处锯断下肢，以示警示和惩罚。
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文化的骄傲。大鼎长 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试想，在科学技术并不甚发达的商朝，如果没有众多奴隶的共同协作，没有细致的分工和优越的技术，怎么会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诞生?奴隶制度虽沾满了罪恶的血腥，但也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进步阶段。
军训始于夏商时期
《周礼·保氏》中如是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是我国最早有关“学生军训”的文字记载。
在中国，学生军训可谓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根据记载，在商代时，由于诸侯间战争的增多，统治者对军事训练日益重视，除了对正规军队进行训练外，还通过学校对各级贵族进行军事教育，主要内容有射、御、舞等，其中的舞，指的是对兵器操作的演练和军事体育锻炼。
至西周，官学分“国学”与“乡学”，并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其中的“大学”，即以“六艺”为标准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的射、御，即为古代的军训，教师一般直接由军官担任。《周礼·保氏》中如是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是我国最早有关“学生军训”的文字记载。被后世尊为教育家的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甚至将射御之术看的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孔子驾驭·观乡射》就记载了孔子教射的内容。
至秦汉时，统治者对学生军训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随着儒家学术被奉为正统，“六艺”也变身为儒学六经，军事教育内容消失。再至隋唐，科举制度逐渐盛行，国家教育的重点也由学武转为修文。武则天时，文武科举分开，文举不考武艺，为谋取功名，学子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被弃之不顾。
至宋，重文轻武的趋势更加明显，统治者“兴文教、抑武事”，武将的地位被文官全面超越，学校军训几乎已彻底消失。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到清朝国门被西方列强强制打开，方略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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