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买不起三环的房的原因
自古“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历史上很多进京的外地人，碍于城内地贵，就暂歇在离皇城很远的地方，有的，远到了北京外城的城门口，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右安胡同，可称得上是最南端的胡同，住在那里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古代买不起三环的房的原因，希望你喜欢。
古代买不起三环的房的原因介绍
右安胡同，旧称右安门后身，以紧邻右安门而得名，住在城门口的感觉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先说忧，如果您生活在古代，选择在城门口置业，得要三思了。
我们老百姓是从唐宋开始逐渐居住在城门口的，那时城市商业和市民社会成长起来了，以前坊市制度和夜禁制度逐渐被打破，于是在都城，出现沿河近桥和城门周边的“行” 和“市”。这在清明上河图里的首都汴京城可以看到。
到了明朝嘉靖朝后期，据历史专家估计，当时的首都北京城内外人口达到120万，主要由常住人口、军事人口以及无籍的流动人口组成，城外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商人和官员的家属，是城内人口的几倍。
城外人口一多就会带来隐患，被朱元璋赶到北方的蒙古部落(明朝称为鞑靼)，经常从北京城的南边侵扰百姓，烧杀抢掠，1550年，就发生了庚戌之乱，明世宗嘉靖帝坐不住了，决定兴建北京外城，但财力有限，只在城南修了城，东西两侧没修起来，外城开了五个城门，其中包括咱们今天讲的右安门。
所以，从安全性来考虑，古时如果在右安胡同置办产业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这里是首当其中的。
比如清末，河北山东一带闹起了义和团运动，慈禧政府怂恿拳民，希望他们扶清灭洋，为他们大开城门，但结果给北京城带来动乱，据李超琼在《庚子传信录》记载，“6月13日，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居民。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从南边冲进北京城，第一站就是右安胡同。
再比如，1917 年6 月，张勋率领辫子军扶持溥仪复辟，7月份，冯玉祥部将张维玺率兵进攻北京，也是在右安门架设云梯攻入城内的。
不只是近代，古代右安胡同一带就是个太平的地方。最早看中北京这块风水宝地的是契丹(辽朝)人，他们建北京城为陪都，称作南京，后来，女真(金朝)人联合宋朝赶走了契丹人，把北京变为金中都，今天的右安门大街、牛街、长椿街至闹市口一线，就是金中都时南北轴线。过了60余年，成吉思汗又把金中都围得水泄不通，直到中都沦陷。从地图上看，右安胡同一带是几个朝廷建立都城的重叠地区。所以，这里也是北京地区罕见的有辽金元明清各代遗迹联袂呈现的地方。
2012年12月，右安门一带有一块工地开槽时，据地面三四米地下发现有黑土层，土质黝黑细腻，据研究是河道淤泥，并且出土了大量宋金时期的古钱币，品种还挺丰富的，有大定通宝、泰和重宝、大观通宝。历史学家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金代窖藏钱币。那么问题来了，为何金代这里的居民有藏匿铜钱的习惯?
原因还是不安全感导致的。金朝很奇怪，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遍使用纸币的朝代，可是金朝后期，战乱不息，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民间觉得钱票不如金属货币值钱，于是拥有铜钱的贵族富商甚至贫民百姓们，都将手中铜钱暂时藏起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曾告诉我们：具有贮藏功能的货币，必须是实在的货币，铜钱就是这样的，纸币不过是价值的符号。
可以想象，当年蒙古兵洗劫金中都，将财宝运至漠北大汗帐时，京城居民该庆幸自己还有钱藏在河底。
既然右安门一带是围城的首要目标，为何还有人聚集在此胡同安居呢?因为这里是南下交通要道，有生意可以做。北京外城七个门的主要功能是为老百姓入城做小买卖、打短工、走亲戚用的。对于很多南方来的商贾、游客、赶考举子，右安胡同是他们进入北京城的第一站，如同现在的北京西站，每天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直到建国初，右安门附近的桥路还承载了京畿重关的职能，一应进出北京城南的车辆大多要从这里经过。
住在右安胡同另外一个好处是，从这里走几步出去就是郊外，所谓“生活就像度假“说这里不过分。1920年代，有个中文名字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瑞典人来过右安胡同闲逛，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提到右安门说 “穿过燕麦地和高粱地，会使你感觉到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中国首都已有的现代化区域。”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房地产商和房奴的生活
古代重农抑商，房地产不算“朝廷支柱产业”，在民国之前，一直都没有商业化的房地产公司。但类似现在房地产商的商人在唐代是有的，宋人编的《太平广记》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期一个叫窦乂的房地产大亨。这窦乂是个商业神童，以他的社会关系，走仕途并非难事，但他的偶像是子贡——一个靠经商而“富可敌国”、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富豪。窦乂13岁那年，他舅舅从安州回乡，带了一车安州特产丝鞋作礼物，大家一哄而上，挑拣自己合意的鞋子。窦乂站在一旁淡定地看着，等大家都挑好了，他对舅舅说，剩下都给我吧。窦乂把鞋子拉到集市上卖掉，得了五百钱，小小年纪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窦乂用这些钱买了两把铲子挖土种榆树，五年成林卖掉，大赚一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又用这笔钱投资手工业，制造一种新型燃料“法烛”，赚了个盆满钵溢，拥有了80万钱身家，开始投资房地产。
窦乂在长安城南低价买下一块污水横流的闲置土地，雇人填平，盖了20多间店铺，再招商引资，很快形成一个名叫“窦家店”的市场，连波斯人都来租他的铺子做生意，火得一铺难求。有人为了弄到铺面，不惜托关系、走后门，甚至找到皇宫里弄条子，窦乂每天有几千钱的租金进账。窦乂谙熟“政商之道”，知道商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需要政治来撑腰。他听说太尉李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打探到李太尉喜欢打马球，便投其所好，不惜血本买地皮建造，总共花了100万钱，将一个漂亮的马球场送给李晟作健身之用。于是，窦乂在李晟的保驾护航下，在商业上开疆拓土，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只是像窦乂这样的房地产商并不多，因为搞房地产开发需要大资金，古代虽有钱庄，但并不像现在得银行能贷款，没有一定的现金流，很难搞大规模开发。再说了，“住宅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获批的。如唐玄宗时期的政策是，普通人家，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哪怕是购买“住宅用地”，也不能超过规定的指标，超过一亩就要打十大板。除非像《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一些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染指房地产开发，这些人通天达地，搞得到钱，又搞得到地。一般人自己建些房子自住或出租，所以古代房地产市场以“二手房交易”为主，供给有限而造价又高，必致房价不菲。
有买有卖。说了这卖房的，再来说说买房的，那心酸跟现在的房奴有得一拼。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史，记载的平头百姓的事少得可怜，皇家、官僚的事比比皆是，要搜罗古代买房的一点事，还是官员买房那点儿事。不过，按惯例，官员为皇帝打工，是“包食宿”的。“食”就是免费公款吃喝，“宿”就是提供住房，古代叫官舍或廨舍，或免费居住，或廉价租住。这些官舍大多可以“拎包入住”，家具杂物都由朝廷配好。就拿《海瑞集》里记载的明代淳安县署官舍为例吧，知县官舍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配备不可谓不齐全。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公家的东西不得带走。《萍洲可谈》里讲到，王安石从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家,没过几天，“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乖乖把藤床送回去。
因此，官舍再好，也是公家的，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一旦退下来，就得搬出去。如此，哪个官员不希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只是买房哪儿是那么容易的事。还是拿唐代来说吧，大诗人白居易可谓一路官运亨通，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做“校书郎”，级别是正九品，每月工资16000钱，收入不算低，却仍买不起房。京城寸土寸金，房价贵得吓人。大约京城官舍又紧张，白居易级别低，连官舍都没有资格租住，只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他在《卜居》中感叹：“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说自己做了20年“京漂一族”，连蜗牛都不如。
白居易后来攒了一些钱，在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远郊，买下一处宅子，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样是大作家，北宋的苏轼更惨，在京师开封为官多年，级别也不低，愣是买不起房子，儿子要结婚，只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办喜事。苏轼的弟弟苏辙，做官多年也买不起房，为此他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说起房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比现在的房奴还不如。为了一圆房子梦，苏辙倾其毕生积蓄，买地盖房，老朽一枚才成为有房一族，真是太不容易。古今的房奴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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