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关键时为何放弃蒋介石
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希特勒关键时为何放弃蒋介石，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特勒关键时刻放弃蒋介石的原因
进入6月，长江流域的天气已不再那么温柔宜人了。时而骄阳似火，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时而淫雨连绵，遍地泥泞不堪。天公似乎也被日军“夸夸”作响的军靴声所震怒，施尽手段想把日本人那粗壮有力的短腿拖住，但一切都是枉然。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麾下那曾令中国东南大地震颤不已的数十万精兵，兴头十足，继续挥动着有力的双腿，跨过华东的丘陵平原、迈过中原的山川湖沼，向着群山环抱、江水长流的华中大步踢来。退踞武汉仅半年的国民政府和委员长蒋介石被这令人发怵的“夸夸”声搅得寝食难安，刚刚平复的心又吊了起来。
日本人穷追猛打，丝毫不打算给蒋介石以喘息之机，委员长内外交困，陷入只有忍痛抗击的境地。然而祸不单行。日本人军事压迫未止，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又压得蒋介石喘不过气来。
6月中，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接到柏林指示，所有顾问必须限期全部撤返德国。武汉大规模激战就要爆发，数万德国顾问突然撤出，且不说战场指挥、协调上的损失，单就中国军士气也要遭受重大损害。希特勒背信弃义、釜底抽薪的这一拳，打得蒋介石眼冒金星，苦不堪言。
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对德国太过倚重了。自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与苏联断交后，他便把眼光瞄向了在一次大战废墟上崛起的西欧军事强国德国。十余年间，他不仅从德国进口了大批的枪炮弹药、军援物资，甚至还直接引进了德国的军事人才和战争思想。到中日战争爆发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已达数万人之多，中央军营一级作战单位甚至都配备了德国顾问。这些德国人对蒋介石稳定江山作用巨大。
“围剿”苏区，蒋介石更是用尽了德国人出的主意。而且当时中国的国防设施，大都是德国人的杰作。
但中日战争的扩大，必然使德国要在远东两强中作出选择。卧薪尝胆的德国最初谁也不想得罪。武器照样卖，军事物资照样送，只要给钱就行。但为缓解与日本人的矛盾，柏林决定顾问团高级人员由现役军官改为退役军官，既给了日本人面子，对中国的关系也仍能维持。
当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柏林正为自己的小聪明得逞而暗自庆幸时，德国人哪里会知道小聪明玩得更妙的日本人一直在暗中算计着柏林，算计着中德关系。1938年新年一过，近卫首相便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即，近卫内阁指示外相广田展开新一轮外交攻势，重点放在英、法、美、德、意、捷克等国身上。
英、法政府为绥靖逆流吞没，美国采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政策，无需广田再下力气，至于德、意两国，广田早已有所活动，因此更感到成竹在胸，恰在此时，德国通过驻柏林的大岛大使向日方转达。对此，日本天皇明确指示外务省，此事要慎重，要多研究后再定。
东京外务省官员心有灵犀，自然知道“慎重、研究”的涵义。尽管柏林方面心急火燎，可东京却像是不知有这么档事儿一样，平平静静。
尽管日本方面对加入协定也是心急火燎，但东方人毕竟不同于西方人，他们玩得起深沉。再说加入这样一个协定，必然要触怒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而且德、意仅仅向中国停止军事援助是不够的，日本人要的，是阻止第三国向中国的一切援助，甚至外交使团也须脱离蒋政权。日本人要从物质到道义，统统卡死中国国民政府。
日本人的耐心终于逼迫柏林让了步。广田外相抓住机会出访欧洲，满世界散布“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国民政权将陷入共产党的谋略中”、“中国的抗日行为是由于蒋介石受了斯大林俄国的唆使，抗日战线是建立在容共、联共基础上，是苏联的帮凶”等等。仿佛蒋介石与共产党早已结派成对，共同欺侮日本。
但广田出色的外交挑拨，竟在德国、意大利找到了市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广田不断重复的谣言面前，对中国的看法急剧改变。不但不再同情中国的抗战，甚至怂恿、鼓励日本人打中国。日本人和德、意的眉来眼去，蒋介石最初并未太看重。中德毕竟有不少军事、经济利益，而中意同是文明古国，历来又能安然相处。绝不至于为日本人迷惑。但很快发生的两件事惊得蒋介石坐不住了。
先是孔祥熙代表蒋介石去柏林活动，在孔祥熙求见希特勒时竟吃了闭门羹。消息传来，蒋介石分明感受到一种不祥的信号，觉得情势有变。果然，未及一月，希特勒电告中国，单方面中止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协定。德国要关闭对中国敞开的大门。这时蒋介石有些慌神。英、法绥靖之风甚嚣尘上，美国又怕惹火烧身，都取中立。如果德、意再倒向日本，中国将陷入十分不利的国际形势。
蒋介石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东京的阴鸷、狠毒。但德、意两国大门并未关死，他要尽最后的努力，争取重新打开它。蒋介石终于在外交上开始下注了，他甚至亲自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点解决两方面：一是拉拢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二是分化德、意、日的结盟。在当时英、美国家政策短期内不会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他把重点放在了后一方面。
在考虑出使欧洲的人选时，一个无可争议的白面儒将跃入他的脑中：中国军界元老，国防参议会议员蒋百里。蒋百里出任蒋介石特使，占据诸多优势。此公可谓旧中国军界的奇才。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在第三期日、中数百学生中，因总成绩名列榜首，独享了日本天皇亲赐军刀的奖赏，这在当时日军中曾引起轩然大波。日校方从此将中日学生分别编组，以防不争气的日军学员再丢人现眼。蒋百里从此在留日学生中被誉为“中国三杰”之首。
蒋百里日后又多次赴日本，并娶有日籍夫人左梅，因此算得上中国军中的“日本通”。其实蒋百里原名蒋方震，作为一名军人，他似乎更喜欢别人称呼他的字：百里，有纵横百里之意。日后多年，蒋百里似乎比蒋方震更为人们熟知。
但蒋百里淡泊功名，唯理论至上。论资历，与他在日本同期就学的有蔡锷，许崇智、李烈钧等人，都是旧中国军界的元老。1912年，当蒋介石尚无任何头衔隐匿家乡时，他已是保定军校的校长了。他一生苦思中国强盛，钻研国防理论，虽使他理论上倾倒各地军阀，但功名上落了伍。
1906年，蒋百里赴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很快，一名聪慧识广的东方青年引起了号称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众多将帅的瞩目。作为弱国，德国瞧不起中国;作为德国的军人，他们更瞧不起中国的军人，但蒋百里，使德国军界对中国军人有了新的认识。
蒋百里首先使德军最高统帅刮目相看。作为举世闻名的元帅，兴登堡从未单独约见过一个年轻的外国留学生。但交谈中，蒋百里风度翩翩，识高学博，所谈话题精辟深刻，使最高统帅大感惊讶，对蒋百里深为器重。
消息传出，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战略论》作者伯卢麦在德军第7军见到了实习连长蒋百里。一番交谈后，伯氏拍着这位20多岁东方青年的肩头说道：“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该在你身上吧!”
蒋百里在当时世界上军事上最先进、强大的两个国家里，都以超人的才识为中国人赢得了尊重。在中国，军中大员对他只是敬而远之，弃之不用，但在国外，他的确是远近闻。蒋介石派他出使欧洲，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而且他同时对德国、日本了如指掌，更是无人可比。
在军委会驻地，蒋介石言辞恳切地对这位军界泰斗说：“中国如今面临外交困境，先生此行责任重大。你可利用一切关系、一切手段，破坏德、意、日三国可能出现的联盟。至少要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支持日本打我们，不阻止和妨碍我国政府的自主抗战。”
蒋百里背着蒋介石特使的空衔和一个毫无希望完成的使命，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蒋百里尽了力。在意大利，他用尽计谋，足等了一个月，才使起初拒不接见中国特使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威尼西亚宫露面晤谈。
由于广田外相挑拨在先，独裁者成见已定。灵活善变的蒋百里避实就虚，以毒攻毒，妥协苏联侵略中国是真，说得墨索里尼大为吃惊。蒋百里趁热打铁，从国联纠纷讲到中意友好，终于使墨索里尼说出“决无伤害中国之意”的话，并原则同意接受中意两国以物换物的请求。
罗马使命大功告成，蒋百里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柏林。柏林的使命更是艰难。希特勒的野心又不像墨索里尼，仅局限于巴尔干半岛。对付苏联，德国离不开日本。当蒋百里故伎重演，德国外长、纳粹第二号人物戈林就不相信了。
一招不灵，蒋百里再生一计，这时，他对日本社会全面深入的了解派上了用场。他绕着圈子说：“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分之七握于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以社会主义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20年前，《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100万册以上。”
蒋百里对德国也不陌生。他了解纳粹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的路线，因而专拣些德国人反感的东西说。同时暗示，日本随时有出现共产的可能。
蒋百里的话终于起了作用。戈林惊奇地搓了搓手，睁大眼想插话，蒋百里却不给机会地又转入正题：“日本外相广田实际上就是个走亲苏路线的外交家。他曾口出大言，有我广田在位，日苏战争绝不至于发生。日苏两国关于中东路悬案，就是在他手里解决的。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时，他向苏联驻日大使悄悄声明，此约乃对英而非对苏。苏联把这句不能公开的私人谈话公诸报端，弄得广田大受其窘，这件事已成了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
戈林闻言，大为惊讶，闪着狐疑却有些动摇的眼光说道：“你的话倒很新鲜。”中国特使另辟蹊径，竟打动了这位希特勒法定的接班人。起初的冷意已经从戈林胖乎乎的脸上消失了，他同情地对中国使者说道：“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
蒋百里这才不失时机地露出底：“我们的物质条件比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蒋百里已无愧于这次欧洲之行。他缓和了德、意对中国的冷落，揭露了日本狡猾的利用心理。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元首希特勒对日本天皇都是忽冷忽热，争执不断。直至日后日本加入轴心国一事，裕仁与希特勒也多次争吵，互相指责。
蒋百里起码成功地破坏了三国之间的和谐。但中国军在战场上的一败再败，日本关东军、朝鲜驻屯军重兵云集苏联边境的事实，还是使希特勒在德、日争执中无法反驳。在东京的一再要挟下，希特勒终于决定抛弃中国这个又大又穷的朋友。毕竟从中国身上，希特勒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还要贴钱贴物。冷酷、惟利的盗世奸雄终于在中日战争的天平上，站到了日本一方。
揭开二战秘闻：希特勒关键时为何放弃蒋介石
5月，希特勒下令：派驻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于6月底前全部返回。希特勒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行为，在德国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这些德国顾问不少人长期在华工作，同中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人，包括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不愿离开中国，尤其在中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于是，以法肯豪森为首的一批德国顾问联名通电柏林，表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
顾问团这一举措，曾使柏林深感惊讶。希特勒为早拉日本入伙，非常强硬地警告说：如不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眷，将面临严重后果。6月里，当一批批顾问向蒋介石辞行，向蒋介石保证绝不出卖中国利益、绝不泄露中国军事秘密时，蒋介石既感慨又悲伤。他强打笑脸，对这些即将离去的日耳曼军人祝福道：“一路顺风!一路顺风!等我们打败日本人，欢迎你们再来。”
6月底，德国顾问撤走了。但有5位舍弃一切留了下来。在他们眼里，正义、情感重于一切，他们要亲自参与，亲自看着中国打败日本的那一天。德国人走了，斯大林却向蒋介石伸出了热乎乎的大手。
斯大林何等精明?!德国对付苏联需要日本，而他要对付希特勒，就必须在东方找一个能对付日本的巨人。而亚洲，能与日本人抗衡的非中国莫属。深远的战略眼光，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多年来一直的成见。蒋介石抗击日本人，毕竟也为他扛了半边天。
被逼上绝路的蒋介石对斯大林虽无好感，但他手里毕竟拥有飞机、大炮、枪械物资。这些东西虽然要分文不少地付美元，但毕竟是饿汉的碗中餐，中国没它不行。“有奶就是娘”，蒋介石也是干脆：收!只要是战争急需的东西，一概收。至于英、美诸国，管他呢?谁让他们不管不顾?德国人一脚把蒋介石踹向了斯大林。蒋介石有了枪炮，有了外援，气又粗了。一时又喊出“抗战到底”的强硬调子。
蒋介石与希特勒恩怨情仇
1945年4月30日，德国首都柏林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府花园地下室暗堡内，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希特勒自杀身亡。
一个星期以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国民党政府大礼堂内张灯结彩，蒋介石高举酒杯，向驻华美英苏军将领及大使们祝贺欧战胜利结束。
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倾慕之情，更是互赠照片、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中德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但后来两国关系却逐渐紧张直至断交、宣战，蒋介石甚至还参与到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这一段曲折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此外，陈立夫和陈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学系”、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国成绩。
登上宝座后，希特勒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备工业，并将对华政策由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正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料来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向蒋介石赠送三辆汽车，其中一辆与希特勒检阅军队时所乘相同，蒋介石也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等政要授勋，中德关系渐入佳境。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0年5月，原德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佛采尔来华担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尔十分轻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特别是旧式军人或留日出身的，认为他们“只知侈谈理论”，因而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而对于恃才傲物、同蒋介石不无龃龉的宋子文，佛采尔却一见如故，经常陪同宋子文参观军事设施与新建立的教导队，关系非常密切。这使蒋介石感到不满。另外，佛采尔个性倔强、脾气生硬，同其他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佛采尔总顾问一职易人，已是势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赏识，他让塞克特享有优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当于2000美元，这是此前佛采尔月薪的3倍。蒋介石给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国军事顾问所无法企及的。塞克特来华就职后，国民政府特设了总顾问办公厅。蒋介石曾命令参谋本部、军政部等中央军事部门都必须向塞克特全面报告有关情况。塞克特常以蒋的名义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有的时候，塞克特还代表蒋介石视察、检阅部队。
塞克特建议先整编6个师(10万人)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第五次“围剿”之后，陈诚提出立即整编30个师，塞克特坚决反对，向蒋介石力陈己见，甚至以提前回国相威胁。蒋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张。
1935年塞克特辞职离华前夕，曾向蒋介石竭力推荐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此后，法肯豪森便成为在华德国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后担任过德军军事教育和训练总监、陆军团长、步兵学校校长。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指出，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华北地区即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也会遭到来自海上的日军进犯。为此，中国应将作战部队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之线为绝对防御，以黄河为最后抵抗线。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在华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则为最后防地，应规划兵工业和发展运输。这些建议有不少经以后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
这一时期除了来华的众多军事顾问外，还有一位德国人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约翰·拉贝。中日战争爆发后，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被派驻南京。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拉贝担负起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护了近20万南京难民免遭杀戮，拉贝也因此被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年8月，中德签订《中德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以砂矿和农产品换回德国的“工业产品”，德国则向中国提供重工业企业设备。1936年5月，中德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将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可用此购买德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之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中德断交、宣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国政府经济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由于钨砂进口中断，国内储量仅够10个月的使用。德国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提议用黄金同中国交换钨砂，但以往的德国对华贸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断了同中国的业务往来。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喝下纳粹当局自己酿下的苦酒。
根据《中德易货协定》，中国方面还需向德国出口大宗农产品。这也是中方抵付进口德国军火及工业贷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了大批的农产品，包括蛋品644吨、芝麻6500吨、豆油850吨、棉籽油2095吨、桐油1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1000吨、蚕茧150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另外，已订货且将于1937年交付的军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88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240门水雷、1艘布雷艇、60门野战榴弹炮，以及高射炮牵引车;1938年交付的有榴弹炮、炮艇、鱼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
1935年在德国顾问参与下，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确定了中德合作进行的10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工具机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陶德曼调停无果，中德断交宣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和日本结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受损，从而失去或削弱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由此揭开了陶德曼调停的序幕。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在南京的胜利又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如中国放弃溶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等。
但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对于日本的挑衅，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中日两国互相召回驻对方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在德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这一演说，成为中德关系倒退的转折点。24日，中国政府照会德国外交部，表明了“对德国此种不友谊行为之不满”。德国方面则通过其外交部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对中日战事仍保持过去中立态度，希望中国政府亦继续以前对德友谊。”
然而，德国说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宣布同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中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后，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企图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计划后，蒋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日记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曾访印，力劝英国与印度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国却要中国“背盟”，“突攻印度”，自然要被蒋介石拒绝。
关于合攻印度的会师计划，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回忆，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也说：希特勒“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
为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罗斯福的这段话从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军主力这个角度，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被打垮，德日会师印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蒋介石接受德国拉拢，与德合作，命令当时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印度，从而促成两个法西斯会师，其结果不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吗?幸亏，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样，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当时无法同日本相比拟。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中德关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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