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为什么叫闻一多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是我国改革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那为什么改名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闻一多叫闻一多的原因，希望对你有帮助。
闻一多叫闻一多的原因
1912年，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校时他的姓名是闻多，同学就用谐音的英文词widow(寡妇)给他起了绰号。那时候，闻一多的革命主张是废姓，朋友间直呼其名，潘光旦便建议他改名为一多，他从善如流，立刻笑领了。
闻一多的详细资料简介
闻一多(1899—1946)，，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爱国民主战士。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 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
1920年4月，发表了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长等职。作品由朱自清收录在《闻一多全集》。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当时国民党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唐纵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 也因此被撤职。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陈永发表示，整个暗杀事件前后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介石已无法精准的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
代表作有《红烛》、《死水》等。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主张写诗有三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闻一多的故事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当前，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勇敢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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