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帝国的灭亡

　　世界上曾有四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其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早已灭亡，现只剩下中国，那么你了解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详细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古罗马帝国的灭亡

　　在地球上，曾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帝国——罗马帝国。它经常入侵周边国家，然而，这个强大的帝国却灭亡了。古罗马帝国究竟是什么缘故消亡的?

　　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在早期的两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取缔、逼迫以及民众的暴力对待，许多圣徒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基督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而古罗马帝国却在蛮族入侵、瘟疫和天灾中走向灭亡。历史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根据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的记述，古罗马皇帝尼禄(Nero)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后来，盖勒流也采取同样手段，十五天内在尼科米底亚皇宫制造了两起火灾并诬蔑为基督信徒所为，迫使当时的皇帝戴克里安(Diocletian)下狠心迫害基督信徒。

　　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信徒的谣言，诸如诬蔑他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他们狂饮、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信徒身上。当年，尼禄曾命令将不少基督信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信仰基督的人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

　　奥热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对基督信徒的迫害也非常残暴。根据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他们所谓的‘神的仇敌’玷污大地。”

　　公元250年，德修斯(Decius)发出敕令，命令基督信徒必须在选定的反悔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将受到地方总督的审判。信仰基督的政府官吏或被罚为奴隶，或被没收家产;最坚定者被处死。至于平民，处境更是悲惨至极。

　　公元三百零三年，戴克里安(Diocletian)皇帝又发出敕令，开始了“罗马帝国政府发动的最大一场宗教迫害”，许多摧毁教会、收缴圣经和屠杀教士的暴行发生了。

　　历史上，对女性信仰者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一些史书叙述了发生在公元209年至210年之间的一些事件，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的妇女往往被迫受到严峻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在她们看来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更重要。

　　奉命来奸污她们的淫荡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的“庄严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爱神祭坛敬香的渎神的处女，必须尽最大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

　　法律成为迫害正信的工具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完善的法律体制没有阻止暴虐的统治者对正信的迫害，审判和刑罚却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迫害方式。在罗马帝国时期，一位叫皮里尼(Pliny)的巡抚禀告他雅努(Trajan)皇帝说，“任何被控为基督信徒的，我便审问他们是否真是基督信徒，若他们承认，我便以刑罚警吓他们，并再次审问，假若他们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信徒，我便下令将他们处决。”他雅努在批示中说，“你在处理被控诉为基督信徒的案件，做得非常正确……”。在臭名昭著的“西普里安被斩首案”中，教父西普里安拒绝放弃信仰和“改过自新”，法庭便认定其“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和“敌视罗马诸神”的罪名成立并判以斩首。

　　独裁者视正信为威胁

　　从历史上看，正信往往出现在道德衰败、人心腐化的时代，善的力量会直接冲击积存已久的种种恶的因素。在那些专横的统治者看来，任何不遂其心愿的思想、信仰和群体都具有严重的“威胁”，都是予以取缔和打击的目标。

　　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曾下令大规模搜捕基督信徒并将他们处死，就连他表弟一家也不能幸免。多米田之所以迫害基督信徒，是因为基督信徒不肯称他为神。这位皇帝不甘按照惯例等待死后被追封为神，而在生前即要求百姓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称呼他。

　　戴克里安(Diocletian)皇帝为了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要求所有罗马公民信奉同一信仰，基督信徒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他便下令摧毁教会，基督信徒被迫在背弃信仰或者死亡之间作出选择。

　　基督信仰不被当时奢靡社会理解

　　基督信仰在流传中坚持自己信仰的独特性，不肯与其它宗教融合或并列，也得罪了维护罗马宗教的人。当时，古罗马城里供奉着各个民族五花八门的神，很多是邪神，那些邪神的信奉者对正信耿耿于怀。

　　在古罗马时期，基督信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出于仁爱，基督信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基督信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古罗马时期，主教坡旅甲(Polycarp)被解赴竞技场。巡抚说，只要他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就可得到释放。坡旅甲说，“八十六年来我一直事奉我的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抚打算烧死坡旅甲。坡旅甲平静地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了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随后，一群暴民一涌而上，将他活活烧死。

　　历史的昨天、今天，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人们的精神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震撼。

　　上天的警示──古罗马帝国发生的瘟疫

　　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

　　在第一次瘟疫中，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

　　伊瓦格瑞尔斯记载到，“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

　　约翰的记叙更为详细。

　　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处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的观者都倍感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园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

　　“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死亡的人数不可计数，政府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

　　“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

　　“一个人去市场买一些必需品，当他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突然袭击了这边的买者和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墓地用完之后，死者被葬于海中。大量的尸体被送到海滩上。成千上万具尸体“堆满了整个海滩，就如同大河上的漂浮物，而脓水则流入海中。”虽然所有船只穿梭往来，不停地向海中倾倒它们装载的可怕货物，但要清理完所有死尸仍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查士丁尼皇帝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处理尸体的办法──修建巨大的坟墓，每一个坟墓可容纳7万具尸体。

　　“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就象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接着，从上面又头朝下地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儿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在坑底摔成碎块。”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

　　伊瓦格瑞尔斯说，“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

　　约翰说，“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份，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古罗马帝国的君主制度

　　古罗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演进可以大致分为共和国阶段和帝国阶段。到罗马帝国时期，不仅君主制取代了贵族寡头的共和制，而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为活动舞台。罗马帝国史不是罗马一城的历史，也不是意大利的历史，而是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史。

　　管理概况

　　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各种公民大会，其次是元老院，再次是各级行政长官。

　　罗马有四种公民大会，即库里亚大会，百人队大会，特里布大会和平民大会。在平民和贵族的斗争结束后，后三种大会在形式上虽然有不同的组织原则，但具有相等的立法权威，与会的成员也大致相同。

　　库里亚大会是最早的公民大会，不过它在王政时代的作用比较模糊。共和国的执政官在被选举出来后须由库里亚大会确认，但这一程序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意义，只是一个过场。富有者在百人队大会长期占优势，但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重新组织了百人队，在193个百人队中骑士和第一等级只拥有88队。

　　特里布大会至迟在公元前450年前后就已经存在。平民大会也以特里布为单位来召开。在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平民大会决议具有和其他公民大会一样的法律效力，加上平民也加入到了新的贵族集团中去，平民大会和原有的特里布大会在宪法上仍然是两种不同的会议，但二者的界线对许多人来说变得比较模糊。

　　在共和国晚期，百人队大会和特里布大会的参加者其实是同样的人;共和国早期的旧贵族这时在人数上微不足道，平民大会的组成和前两种大会也相差无几。公民大会的功能是通过法律和选举行政官员，最重要的官员由百人队大会选举;平民大会的主席是保民官，百人队大会的主席是执政官，后者常常忙于军事事务，无暇开会，所以很多立法工作都有平民大会承担。罗马公民大会没有提出官员候选人和修改法案的权力，这一局限性严重削弱了群众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与罗马元老院和行政制度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行政制度

　　元老院在形式上只是执政官的咨询机构，既无立法权也无行政权。共和国晚期的执政官必须在所有重大事务上征得元老院的同意，后者变成了实际上的行政机构，体现了贵族寡头统治铁律的性质。元老院成员为300人，后来在公元前1世纪被扩大为600人。

　　平民在王政时代结束后就进入了元老院，但一开始只是那里的少数派。元老原先由执政官指定，在平民和贵族斗争期间改由监察官任命，平民后来成为新贵族的一部分。

　　习惯上元老院成员必须是卸任的执政官、行政长官和高级营造官，到共和国晚期也可以是前任的平民营造官和财务官。这些官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但往往只有贵族才能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