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第二任皇帝是谁
商朝，又称殷、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那么商朝第二任皇帝是谁呢?下面是有商朝第二任皇帝，欢迎参阅。
商朝第二任皇帝
太丁(生卒年不详)，殷墟甲骨卜辞作大丁，子姓，太丁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之子，据《史记》的记载太丁未及继位便已去世，所以太丁之弟外丙继位。
太丁的配偶妣戊也受到殷人的周祭。宋镇豪、韩江苏等认为成汤有太丁、外丙、仲壬三子，太丁作为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因此纳入殷人周祭当中，然而太丁却先汤而死，未曾即位为王。从甲骨文的记载看不出太丁即位为王的情况。
太丁(生卒年不详)：也作大丁，姓子，名丁，一说名以跌，是中国商朝的首位太子，成汤的长子。
《史记》记载，他先于其父而死，没来得及即王位，不过仍有人把他列为商朝君主。
成汤去世后，其弟外丙即位。
关于太丁的卜辞甚多，因而有考古学家认为，他曾协助商王成汤主持军事。
商朝的历史简介
商朝(约前17世纪—前11世纪)，因契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一带)，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在亳建立的王朝称为“商”。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今河南安阳)，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此建都长达二百七十三年，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或“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政权，相对于夏朝具有更丰富的考古发现。
商朝的世系年代无定说，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左右。
《诗经·商颂》云商“邦畿千里”。
商朝五六百年间曾多次迁都，都城中的多个都在河南境内。在河南的安阳发现了殷墟，在商丘、郑州、偃师、温县、辉县、新郑等许多地方也发现商朝文化遗存。
关于商朝的信息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阳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考古研究发现殷商甲骨文极有可能源自8500年前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贾湖契刻符号，并且有过渡文字——斗门镇花园村甲骨文。
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商朝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因而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这三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对殷墟都邑的自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商朝的政治制度
官制
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
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
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巨桥。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夏朝奉“天”罚罪法制观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
因此，执行占卜的神职人员——巫，史等，在商朝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王权神授观下，商朝的法律也都是一“天”与“神”的名义制定的。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语。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汝，罔有攸赦。”以天的名义对夏进行讨伐。
《荀子·正名》中有“刑名从商”，这一论断从一侧面反映出商朝法制应该比较成熟了。
《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与夏朝一样，它也是后继者为了纪念汤，而以汤来命名他们的法典。
除了《汤刑》外，还有《甘誓》 《盘庚》 《伊训》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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