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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朝朱元璋宰相制度的废除论文

学习啦【历史学】 编辑:若木 发布时间:2017-08-23 14:34:54

  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但是到了明朝宰相制度被废除了。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宰相制度

  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论文篇1:《浅谈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

  摘 要: 中国宰相辅助制度起源于夏朝、商朝,终止于明朝。封建最高统治者既要手握大权又要享受做皇帝的乐趣是丞相制度存在的必然依据; 处理国政,不可能没有辅政机构,辅政机构也不可无人主持,也就是说相职不可废除,但相权要受到限制。然而来自元朝末年的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及其后代能永远独揽大权,从而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本文对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宰相制度的特点和明朝宰相制度被废除的原因做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宰相制度;演变过程;废除原因

  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在中国 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宰相的具体名称,各朝大都不同,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等。历代中,除辽代没有以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仅作为通称外,其他朝代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宰相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和参谋决定国家大事,所以有“百官之首”之称。处理国政,不可能没有辅政机构,辅政机构也不可无人主持,也就是说相职不可废除,但相权要受到限制。削减相权,使相权不能掌握在一二人之手,同时还要使他们既受到制约又受到监督。宰相机构参议辅政制就是应此而出现,而且不断完善。

  一、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丞相之名始于秦”。[1]秦朝正式建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则成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秦王嬴政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同为宰相之职位。

  刘邦建立西汉后,仿照了秦朝的制度,发号施令的最高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所构成。到了汉武帝时,为了防止权臣专政就将政务从三公府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国家大事,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文帝以后,太尉并不常置,而至武帝时起,丞相地位虽高,权力则逐渐缩小,皇帝常常通过内廷保管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庶政,有时更给宦官以‘中书令’的称号(宦者为中人),也使他们与闻政务”。[2] “从昭帝时起,在皇帝年幼不能处理国政时,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 ‘大将军’或别的头衔来领尚书事。到成帝时,尚书署的首长尚书令用士人(以往是宦官),而署也渐以‘台’来代替”。[3]东汉的宰相有上公、三公。上公为太傅及执政将军;三公分为太尉、司徒、司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既有公官也有省官,而且在此时初年公官多省官少,及至末年则省官多而公官少显示出这是一个由公官向省官过渡的时期,也是两种宰相相互交叉设置时期”。[4]三国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只有蜀国的尚书令;而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外,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省官为宰相者既增,则公官为宰相者就相对减少,演变到了隋唐,则尽以省官为宰相,公官便退出 历史舞台。

  隋唐时期,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新体制,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宰相制度的进步和进一步 发展。三省的职权界线划分不明显,因为“隋代虽置三公,以官高不除。其秉国均者惟内史纳言,而尚书令无不统,即不预机事,亦称政本之地”。[5]具体来说,三省虽然同时参加运转,但是三省的权力核心却在尚书省。唐代的宰相制度,是在沿袭了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它与政事堂制度密切相关,是一项宰相集体议事决策的重要政治制度。自贞观之后,中书舍人“五华判事”, [6]“ 中书省职权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议论”,[7]于是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成了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枢密院,地位上升迅速,与中书门下平分秋色,参与国家大政。后梁建立后,把枢密院改为了崇政院,崇政史不由宦官担任而是由皇帝亲信大臣担任。到后晋、后周时期,又重设枢密院,枢密使管理机要,虽次于宰相,但权倾内外。

  宋代的中枢机构和设官大多沿用唐制,但机构的职权有很大变化,与唐代体制大不相同。宋代中央实行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二府制。“宰相中地位最高的兼昭文馆大学士,称上相,次兼修国史,再次兼集贤殿大学士。”[9] “开国之初,宰相副相的设置没有定数,宋人洪迈说,太宗以降,颇以二相二参为率。”[10]即通常两位宰相两位参知政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为宰相,仅用程戡一人为参知政事。“太宗末,吕端独相,路中舒、王化基、李至、李沆四人人参知政事,这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1]神宗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尚书令之副——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12]。“北宋钦宗靖康元年末,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13]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诏依法制,以左右丞相代替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恢复了参知政事之名”[14]。从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宰相的名称就再也没改变。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和辽国,也吸收了唐宋先进的文化制度,设置了宰相。西夏也仿二府三司制,而辽实行北面官、南面官双轨制。

  金、元实行一省制,在宰相设置方面,级别划分较为复杂。具体而言分四级: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平章和参知政事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元朝平章超出二员时,则有为首第一、第二、第三等区别。金朝以左为尊,而元朝则因为蒙古习俗尚右,故右在左上。“丞相和平章合称宰相”。[15]

  明太祖洪武建元以前,便有宰相之设。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谋逆伏诛,遂罢中书省,中书省所有官职尽革,其分权于六部而帝总其成。宰相制度被废除。

  二、明朝宰相制度废除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又可能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威胁君权,最终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权与相权,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没有宰相对国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如果皇帝对宰相不信任或不重用,宰相就很难居高位。但是,君权与相权始终有划分不清的界限,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各有消长。

  宰相是“百官之长”,其权力和地位是其他官僚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相权最有可能威胁到君权,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1、相权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甚至威胁生命。

  不容否认,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历史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不断涌现出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的权相。我们所熟知的曹操,他虽名为丞相,其实汉献帝在他脚下,不过是一只随时可踩死的蛤蟆。他可以仗剑入宫,把皇后从藏身的夹墙中搜出,扯住头发杀掉,皇帝只有打抖的份,一句话也不敢说。魏明帝驾车到尚书门,尚书令陈娇竟然敢以君相分权拒皇帝于大门之外。说明陈娇的权力之大,大到他根本就不把魏明帝放在眼里。

  2、相权公然挑战至高无上的君权,引起君主的疑忌。

  宰相的权力越大,皇帝必然就会处心积虑压制、削弱相权,甚至杀宰相、废除宰相制度,以尊君权。韩信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他的被杀,固然有其“兔死狗烹”的必然性,但他的太过自大,有时甚至目无君臣间礼仪等的缺点,为他命运的结束起了催化和加快作用。封建君主感到宰相对其威胁实在是太大,便会削弱相权,于是必然导致宰相制度最终被废除。

  3、功高震主,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李善长是开国第一功臣,在建国以后,朱元璋便任命他为丞相。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作为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是在幕后工作,从来不抢风头,只知道埋头干活,像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当然是很放心的。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就算朱元璋认为他没什么功劳,苦劳总是有的,但他却只是被封为诚意伯。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众多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比刘基多了十几倍。就是因为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朱元璋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能想到,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能想到。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是不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的,并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对于朱元璋不杀他已经很不错了。可想而知,朱元璋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对自己的皇位有威胁的人。

  (二)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

  纵观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两大基本矛盾,其中一个就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宰相权力过大直接威胁皇权,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着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宰相制的废除解除了皇权的一大威胁,皇权得到空前的增强。而废相仅仅是明太祖稳固皇权的一步棋子,朱元璋要在他在位时就为子孙后代从制度上消除对皇权的各种隐患。“朱元璋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6]罢相以后,皇帝就可以将一切大权掌握在手中,中央政府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就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这样,皇帝事实上兼任宰相,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从制度上集君权、相劝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断,皇权得到高度集中。

  在封建社会衰落之际,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腐朽,皇帝为了保证自己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方面的蒙蔽和阻碍,干脆废除宰相,实行无相制,从而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句号。

  (三)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和意志

  1、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政,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

  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政,寻至元亡的教训,无疑使他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元代宰相的权力很大,比如元仁宗时,铁木迭儿三次入相,把持朝政,据史料记载,元代有很多位皇帝都是由丞相拥立的。再比如英宗死后,铁失等一些大臣商议另立新君,也孙铁木儿继承皇位,他便是泰定帝。1328年7月,泰定帝在上都病逝,丞相倒剌沙掌握政权,这位回回人没有马上将泰定帝之子拥上皇位,一连几个月都由他处理国政,非常的潇洒。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倒剌沙的潇洒使得朝廷上下的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浮动,最终引起大变。当他得知大都事变之后,倒剌沙这才仓促拥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这便是天顺帝。这可是明代的大事,所以对明太祖来说这个历史教训很深刻。“朱元璋还 总结了元灭亡的原因,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17]扬扬止沸,莫若釜底抽薪,根本的办法是消除权臣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

  2、现实的政治态势,和朱元璋的性格、能力以及强有力的君主意志,为他采取这一大胆的举措提供了条件。

  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个人的奋斗闯荡江湖,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在内心的深处有一种隐隐作怪的自卑心理,低微和高贵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经过敏。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臣民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心理始终伴随着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之抗争。“尤其是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权利越高,就越想牢牢掌握大权,而且对大臣十分猜忌,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这种背景和复杂的心理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18]胡惟庸作为明朝的宰相,和朱元璋之间肯定会存在一定的矛盾。“胡惟庸的权力在1376年和1377年开始增长,而且已经把他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驱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19]后来,朱元璋察觉了胡惟庸的不忠,还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做出强烈反应。 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我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但是,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不久,便由于他自身的精力不足而设置了殿阁大学士来帮助他处理政务。明成祖在位时,就设置了内阁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内阁虽然没有宰相那么大的权力,但也相当与一种变相的宰相制度。

  清朝仿照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阁,以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大学士由满汉大员担任,同时还存在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同处理国政。由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太大,所以到了雍正时,便撤掉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设置军机处,军机大臣负责处决要务,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但名义上仍沿袭前朝,以授内阁大学士为拜相。内阁一直受到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公事。虽然朱元璋因为种种原因而废除了宰相制度,但宰相制度的演变也是受当时客观因素所制约的,客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往往会要求宰相制度随之变化。社会总是变化和 发展的,历朝历代都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对宰相制度进行调整。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权力是空前的集中了,但政府的一切政务都要皇帝去亲自处理,是很难办到的。作为数代沿用不移的一种重要 政治制度,宰相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明成祖时期出现了内阁,清朝雍正时设立军机处来辅助皇帝处理政事。虽说宰相制度被废除,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宰相制度,朱元璋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宰相制度。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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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论文篇2:《试论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

  摘 要:自秦以来,皇权和相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纠葛,此消彼长,循环往复。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进一步巩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

  关键词:明朝;宰相制度;废除

  1.前言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宰”是主宰,“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因此,能够辅佐皇帝、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皆可称为“宰相”。 比如说秦朝的丞相,汉代的上公、三公、从公,唐宋时期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首长等等。

  自秦始皇到明洪武十三年,宰相制度存在了1600多年。皇权和相权相互助长、相互制约,此消彼长,循环往复。对于封建君主来说,相权的不断扩大,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因此,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统治,以谋反罪名处决了宰相胡惟庸,这一刻历经千年的宰相制度在历史的舞台上落下了帷幕。

  2.宰相功能的不可替代性

  其一,宰相素有“百官之首”的称号,其职责是以辅佐天子为己任、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在国家政治的决策中,虽然最后是君主独断的,但是宰相却参与了整个过程。宰相具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利,能直接表达个人意见和想法。封建制度中君主实行世袭制,因此历代王朝中很难保证每一任君主都雄韬武略,宰相是非世袭的,两者正好形成鲜明的反差。有贤能的宰相正好可以弥补君主世袭带来的能力缺陷。比如蜀汉刘备病危托孤丞相诸葛亮。因此,宰相职责的重大充分地体现了宰相功能的不可替代性。

  其二,宰相可以选拔、任免、举荐官吏。历任宰相都非常重视举贤任能,因此在宰相拥有的权利中,用人权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一般的小官员,宰相都可以直接选用和罢免。

  其三,宰相统帅官僚,手里掌握一定的权利,因此在一般事务上,宰相可以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

  其四,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宰相还起着桥梁作用,维系着皇帝和各权利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情下达。其地位非常特殊,宰相制度的发展始终围绕着皇权,因皇权的改变而变化,同时也一直牵制着皇权,确保皇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是其他任何职位所不可替代的。

  3.明朝废相的具体原因

  3.1皇权与相权的龙虎斗争。

  自秦朝以来,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集权于皇帝,而皇帝又下设宰相来协助其处理国家政务,统帅官僚。随着朝代的变更,历代君主审时度势,选拔不同的人才来担当宰相一职,既能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又能够巩固皇权。“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某种程度上,既能催生出“贤相”,也能产生“权相”。宰相是由皇帝任命的国家机构中最高的行政官员,一旦宰相的权力过盛,就会阻碍皇权的发展,因此皇帝又必须防范宰相实权的扩大。从而导致皇权和相权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争斗。

  3.2胡惟庸专权,明太祖废相。

  明太祖朱元璋在治国实践中,意识到皇权越来越受到相权的制约,于洪武十三年以“谋不轨”的罪名诛杀了宰相胡惟庸。之后,朱元璋又罢黜左右丞相。从此,历经千余年的宰相制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表面上看,是胡惟庸专权导致朱元璋不得不“杀一儆百”,其实不然,朱元璋的“大费周折”本质不在于“人”,而在于“相权”。朱元璋通过元朝灭亡的教训及当时的形势认识到相权过大威胁到皇权的事实,为了使君主专制的地位不受影响,为了永葆大明王朝屹立不倒,因此决定废相。笔者认为胡惟庸案是废相的一个导火线。

  3.3朱元璋个人心理。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朱元璋的出身是最卑微的,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年少的时候有过惨痛经历,因此他的性格也愈加得刚愎自用、自私残酷,导致他对于宰相的任用也有很大的戒心,逐渐地在管理朝廷官员时露出怀疑猜忌的性格,并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成极端的专制主义。

  4.废相后的制度上的弊端与缺陷

  4.1废除宰相制度后,一切国家政务都需要皇帝亲力亲为。

  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里大大小小各类呈送给明太祖的奏章有一千多件,总共说了三千多件事情。若是没有宰相的协助,皇帝即使不眠不休也无法看完这些奏章,更何况还要批阅。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好这些奏章,那么不仅会损害民众的根本利益,还会危害到国家社稷的安危,甚至会导致朝廷内部矛盾产生,动摇皇帝的统治。

  4.2废除宰相制度后,君主在处理政务上更加独断,甚至极端。

  正如前文所说,宰相是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辅佐皇帝,为其在决策中提出宝贵意见和参考的。并不是所有奏章都需要皇帝亲自批阅,而是可以递交宰相,由宰相来直接处理。但是废相后,皇帝只能独自处理事务。毕竟皇帝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完美的人,处理政务时难免会有偏差,会出现不科学的判断。

  4.3致使朝政废弛与紊乱。

  废相后,整个朝政的权利都集中在皇帝身上。若当朝皇帝心怀天下、精明强干的话,那么隐藏在废相背后的危机暂时不会爆发。一旦下一任皇位继承人不足以优秀地承担治国责任,而身旁又没有辅佐的宰相的话,那么这时的国家断然无法正常运转,甚至会危害到该王朝本身。

  4.4宦官干政,或程度更甚。

  历代皇帝都是在深宫中长大的,他们接触到最多的就是嫔妃和宦官。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从小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宦官,与嫔妃相比他们与皇帝相处时间更长,更得皇帝信任。因此废相后,皇帝为防止朝臣的权力渐长,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宦官,利用他们来处理和监督整个国家机关。起初,宦官的职务只是辅助作用的,但是一些有见识和魄力的宦官渐渐地暴露出自己的野心,开始掌权,并建立自己的组织,残酷地打击当朝官员和镇压百姓。纵观历史,明朝宦官乱政现象比任何朝代都要严重。这也是明朝中后期加速大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5.废相后制度缺陷的弥补对策

  废相后,虽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但是沉重的负荷使他感到窒息。丛聚繁杂的政务导致朱元璋不得不开始寻找制度上的弥补和对策。起初,设立了中书体制。后来,“内阁”应运而生。刚开始内阁还并没有完全形成,只是作为皇帝的秘书,帮助处理文书工作而已。明成祖朱棣时期,“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这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内阁,内阁也正式成为皇帝的智囊团,皇帝开始让内阁商议起草大小事务。宰相体制的废除,促使皇帝不得不做出调整和弥补的措施,因此,设立内阁是大势所趋的。   如上文中提到,朱元璋猜忌怀疑的性格使他对百姓、朝臣,甚至是开国大臣都有强烈的戒心。因此设置了完全效忠他个人的特务机构。朱元璋派出大量特务人员,使他们遍布朝野,暗中监视官员。比如有次上朝,询问宋濂昨日是否在家喝酒,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回答之后,朱元璋才满意的回答果未骗朕。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正式建立锦衣卫组织,因而该特务机构演变成皇帝直接掌管并严厉惩罚异己者的工具。锦衣卫成为后世明朝君主设立东西厂卫的先例。

  明朝统治者还以程朱理学来达到思想文化专制。它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是汉唐时期的儒学所无法比拟的。明朝开创者深谙程朱理学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封建社会的理论依据。 “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等都是统治者在无形中钳制百姓的思想理论。在科举考试中只能从儒学的四书五经里命题,并严格要求文人以“八股文”作答。这种考试方式严重束缚了文人的思想,使其一味地苦读经书,钻研八股,与实际脱节。除此之外,大兴文字狱。朱元璋因出身贫寒,曾做过和尚,又参加过红巾军,所以很忌讳别人说“光”、“秃”、“贼”、“寇”等字眼。若是不慎使用了忌讳文字,都会不幸招致杀身之祸。

  虽然朱元璋有规定宦官不得干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宦官越来越得皇帝的重视,尤其到后来,明朝皇帝处理政务,主要依赖两个机构:一个是内阁,另一个即是司礼监。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和弥补废相带来的制度上的缺失,不断地利用这两者互相制约彼此。

  6.内阁制度的建立与优化

  在明朝以前,皇权和相权时时刻刻都在争夺权力。直至明初,朱元璋吸取元朝宰相专横跋扈走向灭亡的教训,再加上建国后对开国功臣的猜忌,致使他最终废除宰相制度。内阁最早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但此时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帮助皇帝处理文书工作而已。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制度才开始形成雏形,此时内阁依然没有实权,地位也远比六品尚书低。

  到仁宗时期,内阁的权利和地位才开始逐渐发展和提升,不久内阁出现了“三杨用事”,其声望逐渐受到士人的尊重。后来的官员若无一定品级是不准入内阁的,因此内阁大学士开始成为最高的官位。在仁宗和宣宗之间,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大臣愈加受到皇帝的重用和提拔。正统时期,内阁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已全面超过六部的权力。景泰时期,内阁制度进入鼎盛时期,内阁大臣的朝位班次位居六部之上。天顺时期,内阁制度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笔者认为内阁制度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票拟”权利。“票拟”制度的实行才是内阁制度从此获得参与朝政权利的真正因素。嘉靖年间,内阁大臣之间出现了地位差异,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的地位日益突出,甚至有向宰相发展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六部以内阁马首是瞻的现象。这标志着内阁的建立俨然达到了顶峰。明代著名首辅张居正权倾朝野,将内阁制度推向了高潮,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7.结束语

  宰相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他约束着皇权,却又在各方面辅佐君主,是古代行政的重要枢纽。随着历史的发展,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皇权与相权失衡后,宰相制度逐渐被淘汰,内阁制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以极快的发展速度将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纵观整个中国政治发展历史,因宰相制度的废除使大明朝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党派竞争最为激烈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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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相制度论文:《论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

  摘 要: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大师辈出,寺院众多,崇佛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是我国古代佛教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然而由于社会地位、学识修养以及人生阅历的不同,每个人对佛教的认知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其中,作为朝廷最为重要官员的宰相对佛教的认知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通过对唐代部分宰相对佛教认知的研究,探析唐代宰相是如何认知佛教以及这种认知的特点,能够更好地了解唐代宰相的思想。

  关键词:宰相;佛教;认知;戒律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至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在唐代,佛教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位高权重的宰相。唐代宰相或者体悟佛教的大义、或者刻意遵循佛教的戒律、或者关注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或者与佛教高僧谈禅说理,对佛教都有各自的认知。

  对佛教大义的体悟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是教人通过各种修习,破除世俗的认识,摒弃一切妄念,求取精神上的解脱,从而摆脱人生的痛苦。就目的而言,佛教和我国固有的儒家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力图通过对宇宙自然的探析,对人与社会的理性反省,谋求人类自身的自由、幸福。因此,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虽然思想内容、文化内蕴以及思维方式都与儒家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探求个人的自觉,呼吁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方面,是与儒家相同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仁”的学说。孔子对“仁”的重要解释是:“仁者,爱人。”[1] 但孔子并没有说明人何以会如此。孟子进一步解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2] 认为人天生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并认为这是人与禽兽的差别。而佛教宣扬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每个人都有佛性等观点都与儒家“仁”的思想是相通的。佛教与儒家在教人止恶向善、发明本心等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佛教大义之所在。唐代一些宰相对佛教的这一大义有深刻地体悟。

  武则天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她在全国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并组织大规模的翻译佛经活动。神龙年间,武则天让僧人薛怀义负责修建明堂。薛怀义建造了一尊巨大的佛像,“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3] 。对武则天消耗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佛行为,狄仁杰、李峤等宰相都提出严厉批评。狄仁杰对武则天说:“臣今思惟,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4] 李峤则说:“臣以法王慈敏,菩萨护持,唯拟饶益众生,非要营修土木。”[4] 狄仁杰、李峤都以佛教主张的“慈悲”、“饶益众生”,反对武则天劳民伤财的事佛行为。由此可见,狄仁杰、李峤对佛教大义是有深刻地体悟。

  在佛教发展史上,许多宗派都主张通过念佛诵经、建寺度僧、恪守戒律等行为修行成佛,无数的佛教信徒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到了唐代,禅宗兴起,这种向外求佛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禅宗六祖慧能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5] 他认为佛在每个人的心内,而不是在人的身外,求佛要依靠自身内心的修炼。同时,他还宣扬“顿悟成佛说”,否定了传统的念佛、坐禅、守戒等求佛方式,主张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寻求成佛之路。唐代著名宰相姚崇对佛教的认知就体现出明显的禅宗印记。姚崇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后赵;罗什多艺,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志发慈悲,心行利益,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4]

  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不是体现在他们对佛教哲理的理解,而是体现在他们对佛教大义的体悟,即对佛教主张的人应该止恶向善、发明本心等慈悲心怀的认知上。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虽然都不是佛教信徒,他们对佛教抽象、深奥的哲理缺乏全面、透彻地理解,也没有恪守佛教繁琐的仪式和众多的戒律,但是他们都能深刻领悟佛教的大义,并把这种义理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具有佛教精神的。

  刻意遵循佛教的戒律

  随着佛教理论的不断发展,戒律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现存佛教三藏的“律”部中就包含有大量有关佛教戒律的内容。在佛教发展史上,许多宗派都重视修习、恪守佛教的各种戒律。其中,建立于唐代的律宗尤其重视研究和传持佛教的各种戒律,认为只有修习、恪守戒律才能最终成佛。律宗的创始人道宣把各种戒律分为止戒、作持两类,要求信徒严格遵循这些戒律,切实做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道宣通过这些戒律对信徒的行为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唐代一些宰相也以遵循佛教戒律闻名。

  唐王朝立国后,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政策。但由于儒家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李唐王室又自称是老子后裔等原因,佛教的地位在通常情况下都低于儒道两家。武则天时期,一些僧人利用佛教为武则天登基造势,武则天也想通过佛教证明其称帝的合法性,并巩固其帝位。为此,她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唐玄宗登基后,尊崇道教,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受到很大削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加之肃宗、代宗、德宗等最高统治者都有意保护佛教,佛教又获得一次发展良机,崇佛之风在社会上再度盛行,信徒人数与日俱增。在形形色色的佛教信徒中,唐代宗时期的两位宰相杜鸿渐、王缙堪称是遵循佛教戒律的“楷模”。

  在唐代,宰相身系天下安危、百姓存亡,在朝廷中责任重大。杜鸿渐身为宰相,碌碌无为,乏善可陈,而唯以嗜好佛教著称。杜鸿渐经常口诵“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4],以此表达他的向佛之意。他经常和同任宰相的王缙为寺院捐献财物。在病危之际,杜鸿渐让僧人剃掉自己的头发,并且留下遗言,要求家人在他死后按照僧徒的埋葬方式安葬自己。杜鸿渐这种遵循佛教戒律的行为当时就遭到人们的讥笑。王缙对佛教戒律的遵循与杜鸿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缙终生吃素食,他不仅经常和杜鸿渐捐钱修建寺院,并且还劝导朝廷其他官员也为寺院捐献财物。在妻子死后,王缙把自己的一处住宅捐出作为寺院,并剃度了30多位僧人。王缙虽以崇佛、遵循戒律闻名,但又十分迷恋钱财,善于聚敛。《新唐书》中说他“性贪冒,纵亲戚尼��招纳财贿,猥屑相稽,若市贾然。”[6] 正因为如此,虽然杜鸿渐、王缙事佛非常慷慨,遵循佛教戒律甚严,但他们的行为却不为世人认可。    如果说杜鸿渐、王缙崇佛,不只把遵循佛教戒律当作个人喜好,而且和另一位宰相元载把佛教禳凶祈福、因果报应的观念灌输给唐代宗,并极力诱导唐代宗事佛。唐代宗曾问元载等人,佛教的禳凶祈福、因果报应是否可信。元载说:“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3]杜鸿渐和王缙都极力附和元载的说法。在元载等人反复诱导下,唐代宗在皇宫内建佛像,设道场,念经礼佛,大搞佛事活动,导致庄严肃穆的皇宫就像是一个寺院。由于崇信佛教,唐代宗对一些僧人横行不法的行为采取了置若罔闻,甚至姑息纵容的态度。当吐蕃人大举入侵时,唐代宗竟然让僧人诵读佛经以御敌。唐代宗时期朝政日非,与元载等人极力诱导唐代宗事佛有密切的关系。

  狄仁杰、姚崇等宰相虽然都不是佛教信徒,也没有恪守佛教的各种戒律,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却与佛教大义相符。杜鸿渐、王缙等人虽然刻意遵循佛教戒律,但他们只是注重佛教外在的形式,而违背佛教的大义。刘�d评价杜鸿渐时说:“事佛徼福,朋势取容,非君子之道焉。”[4] 刘�d指出了杜鸿渐、王缙等伪佛教信徒事佛,刻意遵循佛教戒律的本质。

  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

  唐王朝建立之初,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政策。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唐代宰相关于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又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三种观点,其中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和认为佛教危害天下这两种观点影响较大,而持折中调和观点的声音则微乎其微。

  在唐代,首先肯定并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宰相是张说。张说是一位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宰相,主张实行开明的佛教政策。他在《进佛像表》中说:“皇帝事业,远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虑苦,归诚佛宝,何神不据?信知功遍区域,泽周生人,心凭神灵,躬履危险,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后嗣圣人,钦承大宝,所当思由积德而兴帝系,本艰难而成王业。先圣一心奉佛者,盖为百姓求福也。”[7]显而易见,张说夸大了佛教在治国中的正面作用。唐代另外一位著名宰相裴休则将事佛和崇儒相提并论。裴休在其撰写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中说:“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舍此无以为丈夫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8]认为咳嗽诩矣腥寮宜枷耄黾以蛴蟹鸾讨髡拧

  与此同时,唐代也有不少宰相向皇帝力陈事佛对朝廷的危害。他们反对事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事佛消耗社会财富,加重百姓的负担。武则天在全国广建佛寺,大造佛像。狄仁杰上书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楚。”[4]狄仁杰从事佛役使民力,耗费钱财,加重百姓负担的角度出发,激烈反对武则天事佛。其次,佛教势力的膨胀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危及国家安全。在唐代,佛教信徒既不缴纳赋税,也不服兵役。同时,寺院所占有的大量地产也不给朝廷缴纳赋税。这样,随着佛教的迅猛发展,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一些宰相就极力反对佛教。宰相李峤就曾上书说:“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税,何以补之。”[4]李峤较早观察到佛教过度发展对朝廷的危害。出于同样的认识,宰相李德裕曾做《梁武论》一文抨击佛教。他在文中说:“梁武建刹三百余所,而国破家亡,其祸甚酷。”[9]李德裕后来才大力协助唐武宗灭佛,帮助唐武宗克服用兵经费匮乏和兵员不足的问题。第三,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发生冲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伦理就成为中国人的最核心的伦理观念。而外来的佛教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唐代一些宰相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教,其代表人物是李德裕。李德裕认为:“夫释氏之教,出于西夷,弃五常之典,绝三钢之常,殚尽财力,耗蠹生灵。罢黜其异端,以正王度,庶可复古。”[9]

  唐代宰相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一方面与宰相个人的思想认识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朝廷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密切联系。张说担任宰相时,唐王朝政治开明,国力强盛,而张说本人又非常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他必然会肯定或夸大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到李德裕担任宰相时,唐王朝内外形势都异常严峻,李德裕和唐武宗都想通过打击佛教摆脱朝廷的困境。李德裕抨击佛教的危害就无足为奇了。

  实际上,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一方面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它有消极影响,就全面抹杀它。

  与佛教僧人的交往

  佛教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宗派众多,寺院林立,大师辈出,社会各阶层崇佛蔚然成风。佛教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唐代不少宰相也与佛教中的高僧有了密切交往,并留下许多宰相与高僧交往的佳话。

  神秀是禅宗的大师,他的思想在武则天时期非常流行。神秀被武则天请到长安后,许多达官贵人都去拜谒他,听他讲解佛法。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张说也去向神秀请教佛法。事后,张说对人说:“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10]张说对神秀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神秀圆寂后,张说为神秀撰写了碑文,即著名的《神秀碑铭》。在铭文中,张说对神秀及其禅宗思想大加赞扬。由于张说是文坛“大手笔”,又三次出任宰相,他对佛教及神秀的态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张说还与唐代著名僧人一行有间接的关系。一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大唐新语》的作者刘肃说:“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11]一行主持制定的新历法《大衍历》是经过张说等人整理编定,并颁行天下的。这也是唐代宰相与高僧的一段缘分。    怀晖是唐代中期的著名高僧。元和三年(808),怀晖曾受唐宪宗诏命,入住长安章敬寺毗卢遮那院。怀晖在长安期间,“都城名公,义学览集,击难者如云。师乃大震雷音,群英首伏,投针契意者,得意忘言” [8]。宰相权德舆曾前往章敬寺聆听怀晖讲解佛法。怀晖去世后,权德舆为他撰写了碑铭。在铭文中,权德舆指出怀晖的禅学比较平实而且易于接受,并认为其内容可以和《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相互印证。同时,权德舆还回忆了他30年前听道一讲解佛法,后来又聆听怀晖讲解佛法的过程。权德舆以文学见长,“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 [4]。文学巨匠权德舆为怀晖撰写碑铭扩大了怀晖及佛教的影响。

  裴休是唐代尊崇佛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 [4]。裴休由于喜欢研读佛教经典,而且经常在处理政事之余与五台山等地的高僧谈论禅理。因此,他颇能领会佛教的精髓。裴休关于佛教的若干论述都因论证严谨,见解高明得到僧俗两界的普遍认可。裴休不仅研读佛典,恪守佛教戒律,而且还支持唐宣宗实行开明的佛教政策,为佛教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裴休被人称为佛教的“护法使者”。

  除了张说、权德舆、裴休等人外,唐代还有许多宰相,如张延赏、崔群、裴度、李吉甫等人都曾与当时的高僧有交往。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曾经命令房玄龄召集50余名高僧,协助玄奘翻译经书。唐高宗即位后,也曾命令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共同润色玄奘翻译的经典。可惜的是,他们与玄奘的具体交往,都未见诸现存文字。

  总而言之,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与儒家提倡的“仁”有共性,佛教的四大皆空和道家的清心寡欲相契合,佛教的“空”和玄学的“无”有相似之处,再加上佛教具有高深的哲学思辨色彩,寺院环境又多景色优美、寂静深幽,得道高僧也常常为世人指点迷津等原因,唐代许多深谙传统文化,而又饱经宦海风波的宰相都乐于和佛教高僧交往,并与他们谈禅说理,体悟人生真谛。从许多唐代宰相为高僧们所撰写碑铭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与这些高僧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思想上也受到这些高僧的影响。

  对佛教认知的特点

  早期的佛教高僧往往是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阐释佛教的思想,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在儒道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认知佛教的。因此,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国人在对佛教的认知上才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正好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古代的高僧和士人把佛教和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以及玄学的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的思想体系。在唐代,许多宰相既精通传统思想,又深谙佛教理论,他们把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他们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佛家和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

  首先,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儒家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家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然而,唐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家虽然身体力行儒家的主张,但并没有因此就简单地否定、排斥佛教,而是看到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吻合的地方,并以佛教的思想补充、完善自己的儒家思想。宰相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都把佛教主张的慈悲和儒家提倡的“仁”及“仁政”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他们治国的指导思想。宰相韦处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于廷诤敷启,及驭辖待胥吏,劲确嶷然不可夺” [4]。韦处厚在朝堂之上表现出儒家的刚正人格。然而他“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甚” [4],朝堂之外又经常表现出佛教的宽容、随和气象。

  其次,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融合。佛教认为现实世界虚妄不实,宣扬“诸法性空”,道家则认为万物生于有,而有又生于无;佛教主张消除妄念,道家强调“无为”。因为佛教和道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唐代一些宰相既喜爱道家,又乐于接受佛教。宰相房绾经常与友人一起“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 [4]。而另外一位宰相杨绾,“清识过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经》奥义,先儒未悟者,绾一览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4] 。房绾融佛、道于一身,而杨绾更是将儒、道、玄学以及佛教融为一体。

  二、注重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对佛教的认知主要是从佛教是否有利于治国出发的。

  佛教主张通过戒、定、慧等“三学”的修行,破除世俗的认知,从而摆脱一切妄念,并最终成佛。它强调个人的修行,关注人自身的觉悟,主张通过现世的修行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与中国儒家重视建功立业,关注现世的文化传统截然相反。唐代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 [6],他们在论及佛教时,首先考虑的是佛教的治世功能,而不是佛教对个人的价值。狄仁杰说:“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施舍无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益勤王之师?”[4] 张镐对唐肃宗说:“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4] 狄仁杰、张镐与前文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张说、裴休相比较,虽然他们的认知相反,但认知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一方面把佛教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关注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不仅着眼于它对个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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