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才战略与教育文化启蒙(2)

　　
　　二、教育现代化的抉择与文化启蒙
　　
　　(一)应然与实然：教育现代化的界定与困境
　　现代化一直是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在教育领域实现现代化，应该是教育界未来几十年内最高的理想与诉求。所谓“现代化”，其意义应为“由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这一概念层域在教育界的行业内化，应是以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投资和教育实施方式的不断革新来带动人际、管理效率和思维模式等的实际创新与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现代性特质”。《教育规划纲要》对“教育现代化”的特质进行了界定：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以及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显然，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较高水平状态，它意味着对传统教育的超越，其核心是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顽疾，它们像路基上的塌方，对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设置了障碍，阻滞了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概括起来，这些顽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教育发展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在多个方面：东部学校与西部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重点校与薄弱校之间的不均衡……尽管问题很复杂，但毕竟这些不均衡现象的存在严重挑战了“教育公平”这一基本的社会原则和理念。
　　二是职业教育滞后。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在“教育精英化”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职业教育多年来一直未被认同。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如果不能培养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职业人才，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三是道德教育困难重重。长期以来，我国的德育是一种“知性教育”，即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学科知识来教授。显然，这种德育注重课程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忽视了德育方法和方式的恰当性，导致德育的价值取向与对道德修养主体的内在要求产生错位，花了大力气，效果却不理想。
　　四是“应试文化”泛滥。以考试为核心的教育机制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调试和操练，目前已经成为一部精密的“应试机器”。这部机器所追求的就是将传输的效率最大化，将教科书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复制到学习者的头脑中。这部机器已经将学生、教师、家长甚至整个社会都绑架于其上：学生面对的是学不完的书山题海，教师身心疲惫，家长心力憔悴……“应试文化”已成社会的负荷，但人们仍沉迷于其中，茫茫然不知所为。
　　五是学生创造力不足。“文化复制”式的教育强调知识的授受，必然导致学生长于记忆而短于创新。于是，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考“状元”，我国学生也获得了无数的国际性奖牌，然而那些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创造发明有多少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呢?时间的推移并不会必然带来改善的结果，数十年已过去，学生的创造力问题仍然是当今我国教育绕不开的一个门槛。
　　从深层次上来说，教育文化是形塑教育现实的最根本力量。上述顽疾的存在恰恰说明背后的教育文化并没有在现代化的方向上得到充分的培育，因而文化的阻滞是当前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二)成熟与理性：教育现代化的文化启蒙
　　“启蒙”这一概念是与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分不开的。面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和宗教教义的束缚，启蒙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作为斗争的武器，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关于什么是“启蒙”，哲学家康德(I.Kant)有一段著名的话：“启蒙就是人从由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不成熟是指一个人若无他人指导便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此，启蒙运动的格言是：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可见，在康德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促使人类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在别人指导下运用理智到独立自主地运用理智，它呼唤的是理性与科学。“在18世纪的欧洲，康德将启蒙解释为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实现自我解放。”在康德时代，启蒙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宗教迷信，是一种“祛魅”的规则，也就是借助真理去摆脱封建愚昧和宗教迷信。正如美国一位科学史学家所言：“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套固定的信条，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设想的为建设性思想和行动开辟道路的批判态度。”
　　与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中国的文化启蒙是一种“外源性”的文化输入过程。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是在欧洲科技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受到后者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而不得不进行文化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是在或缓和或激烈的文化对话中进行的。而给人以冲击力的是几次激烈的文化对话，如“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等。教育上的文化启蒙受到这些激烈的文化革新的影响最大。
　　但是，中国的文化启蒙并不彻底，包括“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很快也因为内忧外患、战乱不断而被迫中断。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一直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可以运用自己理智”的成熟的教育文化，更没有形成与先进的现代文化相匹配的教育文化。1931年，钱穆先生在谈到当时教育革新时有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日实利主义，一日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根本精神”乃是影响教育之根本的文化根源。在今天，又一个八十年已经过去，钱穆先生所呼吁的“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似乎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教育土壤中确定下来。　尽管如此，我国并没有放弃革新教育、推进教育文化启蒙的努力。《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是中国人努力培育新的教育文化的又一次契机。但未来的文化启蒙不能再走“五四运动”时期为移植西方理性文化而与传统文化割裂的老路，而应在批判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弘扬“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文化，进而培育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成熟的新型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