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