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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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论文发表篇1
满族及其先世文化的涵养与核心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的趋势，以传统性、民族性、地域性为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等加速了这种趋势。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满族文化也出现了某种复兴，如满语言文字教育的复现、民间萨满祭祀的复苏、族名命名日颁金节活动的常规化，等等。要判断满族文化在当代社会能否有朝一日再现辉煌，有必要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探究古代社会中的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为什么能够数次崛起、生生不息。
一、满族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本质特征
由东北历史学家在民国时期提出的有关东北古代族系的理论，虽然存在有关肃慎族系是否为同一民族的讨论，但至今为止仍然是有关东北历史、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
最初，卞鸿儒先生提出了"三大族系"说：今就载籍可稽者，探测各部族之原始，略加爬梳，可析为三大族系。其逼近内地与汉族接触最早者，东胡族也。曰山戎，曰鲜卑，曰契丹，汉魏以后，东胡之派别岐称也。其来自西方，迁于东北，更渐近于南垂者，貉族也。曰秽貉，曰夫馀，曰高句丽，曰百济新罗者，汉魏以后貉族之派别岐称也。若夫始终据东北之中部，卒孕成一大民族，而时具有政治的势力者，如所谓肃慎也，挹娄也，勿吉也，渤海也，女真也，满洲也，皆出于肃慎者也。
金毓黻先生在卞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增加了汉族一系，完善了这一观点，提出了"四大族系"说：古代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扶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
由于东胡与肃慎都是先秦时期的民族称谓，而汉、夫馀是汉代之后才有的族称，后人便将"汉"以其族源"华夏",将"扶余"以其族源"秽貊"代替，对东北古代四大族系的通用说法为：华夏、肃慎、秽貊、东胡。满族属于肃慎族系。[2]
满族之名直接来源于清代满族的自称--满洲(,manju)，是由努尔哈赤的继承者、后金大汗皇太极于1635年11月22日将建州女真的部族称号改为民族称号的.现代社会的民族观念建立起来之后，满洲族被简称为满族。此前，即元明时期，活跃于东北中东部地区的主体民族，一直保持着辽金时期的民族称谓--女真。
女真族名，源自辽代契丹人对靺鞨七部之一黑水部的称呼。据《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骊北，旧肃慎国也……"[3]第九册《金史》6《北史·勿吉国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有长，不相总一……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车骨部……其四佛涅部……其五号室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自佛涅以东，箭皆石镞，即古肃慎地也。"[3]
第四册《北史》334《金史》云："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3]第九册《金史》6勿吉之前，活跃于古肃慎地的为挹娄。《后汉书·东夷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馀东北千余里，东濒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馀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3]
第三册《后汉书》287挹娄人不仅在朝贡中原时自称肃慎，而且其所使用的箭，恰恰就是先秦古史所记载的肃慎族的着名贡物--"楛矢石砮".而肃慎人是最早向中原朝贡的东北古族，先秦古籍《左传》《国语》皆有记载。②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在肃慎族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除渤海是因由国号而演变为民族称谓，其余皆为由最强大的、统领了其他部族的部族名称转变为民族名称的。而且程妮娜先生提出:汉至唐时期，挹娄、肃慎、勿吉、靺鞨的族名均为他称，"挹娄"是夫余人的称呼，"肃慎"是中原人的称呼，"勿吉"是拓跋鲜卑的称呼。"秣羯"(后作秣鞮靺鞨)是勿吉的音转，同样不是该族群的自称。[4]
此种情况，皆因满族及其先世民族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民族的下级构成单位都是部族，构成部族的往往又是氏族。部族是以地域为中心形成的人群集团，如金代女真的猛安、明代女真的噶珊;氏族则是由血缘为联系形成的人群集团，如金代的谋克、明清时期的穆昆。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国语③谓金曰'爱新',可为金源同派之证。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汉、唐、宋、明之相代，岂皆非其胜国之臣仆乎!"[5]
因此，肃慎至满洲，名称数度变更，部族之间血缘等不断融合，但地域和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组合方式、精神信仰等，始终维持着与周边民族不同的特征，即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以万物有灵为世界观的萨满教信仰。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满洲自身认同中原正史当中的族源线索。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乾隆晓谕内阁：顷阅《金史·世纪》云，金始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5]28从民族认定的角度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极大要素。
满族数千年前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清康熙十六年，康熙给内大臣、觉罗武默讷、侍卫费耀色等人的上谕中，开篇便言"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6].《金史·世纪》云："生女真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3]第九册《金史》6《金史》列传第七十三·外国下·高丽传载："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有山曰长白，盖长白山，金国所起焉。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赞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佑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入圣朝尤子孙相传自为治，故不复论，论其与金相涉者焉。"[3]第九册《金史》307-308肃慎-女真族系的各个发展阶段，内部各部族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虽有差别，但在语言和文化上保持着相当大的同一性和相似性，根源就是他们具有同源关系。仅以语言为例。清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近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脱舛甚多。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语译之历历可见。"[3]
第九册《金史》310从经济生活上看，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渔猎与农业混合型经济，是肃慎系民族与周边民族相比独具特色的经济类型。清代阿桂《满洲源流考》国俗一载："自肃慎氏楛矢石砮，着于周初，征于孔子，厥后孔子夫余、挹娄、靺鞨、女真诸部，国名虽殊，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莫能或先焉。良由禀质厚，而习俗醇，骑射之外，他无所慕，故阅数千百年，异史同辞。"[5]304其"国俗"的"骑射"部分，梳理历代史志，《国语》："有隼集于陈侯之国，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后汉书》："挹娄国，众虽少，而多勇力，又善射，发能入人目"《晋书》"肃慎氏，一名挹娄，有石砮皮骨之甲。"《通考》："挹娄，处山险，善射，中人即死，邻国畏其弓矢。"《魏书》："勿吉，其人强悍，善射。"《北史》："勿吉……矢皆石镞，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括地志》："靺鞨人多勇力，善射，弓长四尺如弩，矢用楛，青石为镞。"[5]304-305除了中原典籍所记载的鲜明的狩猎经济特征，由于肃慎族系生活的广大地区，遍布江河湖海，水产资源也是重要的生活来源。其经济类型与东胡系的游牧类型、秽貊系的农业为主的类型相别，渔猎为其基本生业，在挹娄、渤海、金等时期，农业也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渔猎是其始终如一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经济生活方式。
二、满族及其先世文化的涵养区与核心区
东北古代民族众多，能够数千年间史不绝书，数次崛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民族的，除了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便是建立了清朝的满族。
二者都起源于东北地区，并且它们所属的东胡、肃慎两大族系，互为邻族，原始时期皆以渔猎为生，文化特征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成为游牧民族，一个长久保持着渔猎传统。经济类型的分化，使东胡与肃慎两大族系对生存空间的需要出现差异，一个需要的是广袤的草原，一个需要的是水域与森林。正因如此，这两大北方强族，不仅在历史上数次发生相互攻灭的情况，如东胡族系的契丹族建立的辽，灭掉了肃慎族系的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女真建立的东夏;肃慎族系的女真建立的金，又灭掉了辽;金被属于东胡族系的蒙古族所灭，二者之间从未停止过互相征伐、交互统治，却始终坚守各自的文化核心区，保持了各自文化形态的独立。
在此，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东胡与肃慎族系文化类型的差异。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将中国古代的文化空间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首先统一的中原地区是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农业文化"[7],"这一平原上的宜耕土地在北方却与蒙古高原的草地和戈壁相接，在西方却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些高原除了一部分黄土地带和一些盆地外都不宜耕种，而适于牧业。农业和牧业的区别各自发生了相适应的文化，这是中原与北方分别成为两个统一体的自然条件"[7]60.费先生认为两个文化空间的界限是长城，并在论及北方民族时多次谈及女真-满族一系，显然将满族及其先世放在北方游牧区加以叙述。事实上，满族及其先世作为渔猎民族虽然与汉族相比，在文化特征上与东胡族系更为相近，但毕竟与蒙古族等游牧的东胡族系民族存在明显的差别。肃慎族系的生存空间是与中原地区相比森林更为原始茂密的山地和河流纵横的纬度更高的平原区域，从生态系统上看，不仅因自然赋予的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适合保持原始的渔猎文化，而且比高原地区更适合农业开发，这也是近现代之后，东北成为国家粮食基地最为重要的原因。费先生之后，尚有将肃慎族系的文化类型误作游牧的，如周惠泉先生在论及满族说部的珍贵价值时说："由于其产生于游牧文明的纵深地带，其中饱含着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珍贵元素，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气象。"[8]
还存在对牧业经济与游牧经济不作区分的情况，如滕少箴、滕瑶在论述元明清时期女真及满族经济当中的牧业经济时说："满族先民长期从事采集和狩猎即打牲为主的经济生活，游牧生产发展较晚。"[9]事实上满族及其先民是定居民族，虽然追逐猎物或围猎时会离家数日甚至更长时间，族群也有迁徙的情况，但绝非"逐水草而居",且牧业也不是其主要的经济形态。
从肃慎至满洲，肃慎族系当中被写入中原史籍，形成了民族的族群，皆与汉族、蒙古族等有频繁的文化交往，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业等非渔猎经济，但其中脱落了渔猎生活的部分，几乎都与汉族等民族融合了，只有保持着渔猎生活的部分延续着其民族的文化血脉。金启孮先生曾说："不应忽视金代女真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进人中原的女真人在汉族、契丹族的影响下，接受了一整套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模仿契丹文和汉文创制了以汉文笔画组成的女真文字来书写语言，文化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留在上京一带东北的女真人，其文化要比中原女真人后进。金末蒙古军进占河北以后，东北、河南两地的女真人基本上被切断了联系。河南的女真人和汉族自然同化的结果，到了元初已被蒙古贵族称之为'汉人',而东北女真人元政府却采用了'各仍旧俗','随俗而治'的统治方法。事实上又分散成为许多小部落，只有临近元代辽阳行省居住的女真人，文化程度较高。"[10]
不只在金元时期，有史可查的同一时期的肃慎系民族，几乎都存在着内部文化的差异性。清代满族有"佛满洲"、"伊彻满洲"之别，即陈满洲与新满洲，是以加入满洲八旗的先后划分的。其中的新满洲都是来自于未编入八旗的部族，这些部族又居住于八旗驻防点所控制地域的边远地带，文化特征上与陈满洲相比，更多地保持着原始状态。
如上表所示，辽代有熟女真、生女真之别，元代女真由熟女真、生女真、水达达女真三部分构成[2]164.
随着历史的变迁，至明代女真被划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分。金代女真由辽代的生女真发展而来，辽代的熟女真因为被视同汉族，渐次与汉族等融合;明末的建州女真由元代的生女真地区经朝鲜半岛，迁至辽东地区;海西女真由元代水达达地区迁至今吉林地区，而野人女真则生活于更加偏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沿江，鄂霍库次克海(北海)、日本海(东海)沿海或锡霍特山等深山密林之中。
渤海时期，渤海政权之北，有黑水靺鞨沿黑龙江两岸分布，直至入海口及库页岛，与"海东盛国"相比，黑水靺鞨及其区域的文化更多保留着原始特征，后来发展为辽代的女真。金代女真虽然由辽东生女真构成，原本文化具有统一性，但因为占据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移居中原地区的女真与留居金上京的女真，文化上也出现了差异，金世宗寻求"祖宗遗事"时，才率领王室贵族回到故土"访问遗老".明代女真三大部分划分的依据，也有文化差异性问题。因此，肃慎族系的各民族在渤海至清代，各部族的文化差异与地域差异具有相关性，文化发展程度高的靠南，文化发展程度低的靠北、靠东。
肃慎族系民族在唐代、辽末、宋金时期，就是以其中文化相对发达的部族为中心，结束了"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即以部族或氏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立了渤海、东夏、金具有国家性质的民族政权。无论是文化获得发展还是国家政权的创建，除了后金及清，其所在区域皆为"白山黑水之间",而满族的先祖也生活于这一区域。因此，白山黑水之间，构成了满族及其先世文化的核心区域。
肃慎一系当中文化发展滞后的部族，大多生活在东到大海，北至外兴安岭直至白令海峡，西到欧亚大陆的东端，包括北太平洋西岸沿海岛屿。
这一地区由于东邻太平洋，北接北冰洋，在沙俄军队东进之前，没有外来文化的干扰，长期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肃慎族系的文化涵养区，数千年间，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其文化核心区提供原生态的文化力。直至沙俄东侵后，肃慎族系的生存空间才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局。
沙俄军队于1643年冬越过外兴安岭，侵入肃慎族系文化的涵养区;1644年夏，闯入黑龙江流域，严重威胁肃慎族系文化的核心区。此时，满族刚刚入主中原，无力抽调军力扫清这些侵略者。
后来又因为发生了三藩之乱，直至康熙年间，才回顾东北，组织抗击沙俄的战争。由康熙亲自部署的雅克萨之战获胜后，中俄两国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第一次划分了中俄之间的东段国界，黑龙江、乌苏里江至海及库页岛等沿海岛屿，即肃慎族系最为重要的文化涵养地尚在。
《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维持了170余年，至1858、1860年《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中俄变为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使黑龙江、吉林皆成为内陆地区，面海、靠山，以渔猎经济为基础的满族失去了广大的文化涵养空间。
长期以来，有关满族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变迁，大多归因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变迁以及清政权灭亡后，新的当政者出于对满族复兴的警惕而对于满族文化的压抑。其实，历史上每一次肃慎族系强大的政权灭亡后，新的统治民族总是将其文化摧毁，如契丹对渤海上京城的焚毁，对渤海人的迁徙;元对金都城的破坏，将南部女真划入汉族的措施等，渤海、女真人自身的汉化，也促使其传统文化发生变迁。但渤海之后之女真、女真之后之满洲，还能够一次次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凝聚起民族的力量重新崛起，一个十分重要也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涵养其原始文化的外兴安岭内外，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直至北太平洋海岸的广大陆地及沿海岛屿的原初文化空间及其文化，从未摧毁和变迁，长期保留着原始面貌。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粟末靺鞨发生了文化变迁后，黑水靺鞨携带着强大的本土文化基因崛起;熟女真消亡之后，南下的生女真又以自己鲜明的文化力量，重新占据祖先曾经统治的土地，与强大的汉族、蒙古族抗衡，并取得胜利。而俄国东进，清俄东部边界条约的一个一个签订，使其彻底失去了涵养民族文化的原始空间和渔猎文化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肃慎族系失去了重新崛起最为关键的条件。
正如历史上的秽貊族系随着逐渐南迁，日益远离文化滋养地，在夫余、高句丽等强大政权之后，悲壮地退出东北亚历史舞台一样，在1644年俄国人侵入黑龙江流域至今的近400年间，特别是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的150余年间，肃慎族系的终结民族--满族，经历了从文化鼎盛到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
三、满族文化的现代变迁
作为古代肃慎族系的最后一个民族，满族在近现代之后，特别是清朝灭亡，失去统治民族的政治地位至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除了失去广大的原始文化涵养地，民族文化失去复兴的原始动能，致使文化再生乏力这一最为关键的原因外，还有另外三个原因促成了满族文化由古代至现代的变迁。
第一，民族语言文字逐渐失去活态性，文化传承受阻。
满族由使用满语满文，转变为通用汉语汉文，这种变化早在满族未入关前就有端倪，皇太极因此定下了保持"国语骑射"的国策。崇德元年(1936)十一月十三日，即清建立未满一年时，皇太极特意将诸王、大臣召集到凤凰楼下，命弘文院笔帖式读《金史·世宗本纪》，并说："此本纪所言，尔众审听之……我将此书译成清字披阅以来，如马之遇兽，即竖耳欲驰，觉我耳目愈加清晰，不胜欣赏。吾览此书，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所行治国之道，至熹宗合喇汗及完颜亮时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尽染汉习。世宗即位，恐子孙习染汉俗，屡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真衣，习女真语，时时练习骑射。虽垂训如此，后世诸汗，洗染汉俗，忘其骑射。至于哀宗，基业废堕，国遂灭亡。
乃知凡为汗者，耽于酒色，未有不败亡者。昔儒臣巴克什达海及库尔缠，屡劝我弃满洲衣冠，用汉人服饰，以效汉俗，我坚辞不从，遂以为我不纳谏。
我试以我等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撒袋、右挟而立，忽遇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独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必宽衣大袖，食他人切割之肉。如此，与左道之人何异耶。我之此言，非指今日，在我身岂有变更之理耶。恐日后子孙弃旧制、忘废骑射而改习汉俗耳。"[11]
后世诸帝，的确始终未忘清太宗的深谋远虑。比如在京城满洲汉化已经势成燎原的雍正七年(1729)，办理船厂事物给事中赵殿最奏请："船厂①地方宜造文庙，立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6]9雍正非常直率而明确地谕示内阁：满洲人所长即为骑射，"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于武略耳，并未尝饰虚文而粉饰。""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也".
[6]9他还严厉批评了上奏之人，并要求内阁："将朕所降谕旨及此奏请之处，晓瑜乌拉、宁古塔等处人等知悉，并行知黑龙江将军，共相勉励，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6]9直至清末，慈禧太后当政时，因她满文不熟，朝廷的公文才只使用汉文一种文字，而在东北满族聚集的吉林、黑龙江，直到民国时期，满族人之间还使用满语交流，满语满文的学校教育，在新式学堂建立后，还有延续。如废除科举制度后，吉林省立中学最初开设的课程中，专设满文和蒙文。
第二，社会环境巨变，文化主体地位变更。
先秦时期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肃慎系文化核心区域的主体民族，一直为肃慎族系诸族。如今已是东北重要少数民族的朝鲜族是清末开始到中国境内垦荒并移居的，其中很多人改隶中国国籍，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居民。自古便存在于东北地区的汉族，明末集中于今辽宁地区的山海关至柳条边"老边"之间，清末开放皇庄、旗地，山海关、柳条边之限被最后突破，大量涌入东北腹地，成为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清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特别是俄、日两大帝国的侵入以及修建铁路、开设工厂等，使肃慎系族文化核心地区，成为满汉、中外文化的交汇地，社会面貌大变。
第三，经济类型变迁，文化基础动摇。
包括满族在内的肃慎系文化的最大特征以及能够在古代社会顽强传承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是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高度相关、紧密依存的渔猎经济，而农业的开发、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俄、日修筑和运营的铁路，兴建的工厂、矿区，不仅破坏了东北腹地由山脉和水道连接与分割的自然空间，而且使传统的渔场、猎场大量被开垦为农地、开发为矿区，满族及其先世文化所凭依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以上原因，使满族虽然作为当今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居于第二位的少数民族，但其民族文化特征远不如人口数量相对少得多的一些民族，甚至已经没有可以明确辨认的显性民族特征。那么，曾经在古代社会的数千年之中生生不息、数次崛起，对中国历史产生愈来愈大影响的满族文化，在进入现代之后，以何种形态呈现呢?
满族的民族文化在其祖居地东北地区和重要的迁移地北京等地区，是以民族文化的地域化方式，即以地域文化的形态存在的。东北不仅是满族的故乡，至今仍然是满族人口的主要分布地。其中辽宁、黑龙江境内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和吉林的第二大少数民族皆为满族。
此外，满族还是河北、北京地区的第一大少数民族，也就是说，满族至今不仅仍然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成员，而且满族文化构成了现代社会东北、北京等地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
从文化影响力上看，满族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东北地域文化，比如东北方言当中的不少词汇，皆出自满语，东北二人转中的一些曲调，如"神调",包括二人问答式的表演方式等，与满族萨满教音乐与祭祀仪式有密切的关系，如今我们所说的东北地域文化，比如东北的民风民俗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族文化的遗存;再如老北京的饮食、习俗等，几乎无处不充斥着满族京旗文化的影子。
从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满族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满族汉化的双重变迁中，经历了它的先世民族在历经由外兴安岭、鄂霍库茨克海、日本海至黑龙江、乌苏里江间的文化涵养区部族文化的原生状态，到在白山黑水间的文化核心区域凝聚成民族，并在与东胡等强族和周边原始部族的不断竞争中，形成强大的军事、文化力量，再到与汉族的接触、交往或相互征服中，逐渐融合的过程。清中叶以来满族的汉化，是这种自古即有的民族间文化竞争与融合的一个新结果，如同辽金时期的渤海族、元代居于中原的女真族一样。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文化涵养地的消失，清代柳条边至黑龙江、乌苏里江之间文化核心区的社会变迁，使满族文化在当代很难复制其古代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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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论文发表篇2
中国近代婚姻观念的变迁
摘要：婚姻是人们一直都在关注的话题，其重要性小则关系家庭幸福，大则关系国家兴亡。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婚姻观念也显现出巨大变化，新的观念冲击着人们对于婚姻的再思考，两性关系渐趋平等，婚姻自由观念不断发展，传统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被打破，这些对于推动男女平等、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婚姻;婚姻观念;变迁;家庭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是建立家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1]。婚姻与家庭，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并延存至今的一种社会关系。社会不断进步使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不断加深，国人的婚姻观念更是在近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西方婚恋观念进入中国，国人开始吸收新观念以求糅合中西，突破封建包办婚姻，逐步走上注重两性平等、自由恋爱、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道路。
一、中国传统包办婚姻
中国传统家庭中男性多占有绝对领导权，女性则是婚姻生活的附属品，女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家庭诞下子嗣、传宗接代。《礼记・昏义》记载：“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爱情在古代婚姻中多不占主要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而是牵扯到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
中国古代社会的男女双方结婚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婚姻由家长掌控，若不经过父母或媒人同意，两人自由结合的婚姻是不被认可和保护的，不合礼法，甚至被嘲笑和鄙视。《战国策·燕策》记载：“处女无媒，老旦不嫁，舍媒而自衔，幣而不售”[3]。在封建时代，作为婚姻当事人的青年男女大多没有权利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有自主权，尤其是女性，更是处在“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封建制度下的门第观念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门当户对”多成了古代婚姻家庭的标准，像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横跨在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之间，适婚男女只能在与其门当户对的家庭范围内选择结婚对象，选择配偶的范围大大缩小，甚至出现了“老夫配少妻”、“佳人配愚钝”的婚姻家庭，但他们大多并未对这种婚姻模式多做抨击。
二、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终在清朝后期衰落，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文明开放的气息，中国近代的婚姻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改革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拉开了序幕。传统的家长式包办婚姻逐渐被抛弃，越来越多地适婚青年在婚姻选择上有了自主权，新的婚恋观渐渐被人们接受，爱情开始注入到新的婚恋观中，古代处于男性主导下的女人受到了平等的待遇，在两性关系中逐渐得到了自由和尊重。
1、两性关系趋向平等
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性在婚姻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女性从出生到婚后始终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与生儿育女的工具，几乎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受到了很大的批判，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文明婚姻，倡导一夫一妻制，遵守夫妻平等的原则。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开始受到尊重，逐渐拥有了极大地自主权，夫妻关系平等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婚姻家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婚姻逐步向两性平等独立过渡。
2、适婚男女婚姻自由
众所周知，封建式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的事情，男女双方多没有选择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适婚男女必须遵循的原则。近代随着西方平等观念的深入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开始主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传统的包办婚姻受到冲击和打压，许多开明的父母也渐渐接受了子女自由恋爱而结成婚姻的事实。1920年初，《妇女杂志》开展了“婚姻自由是什么”的讨论。人们指出，“自由恋爱的结合，才算真实、正确、含有意义的婚姻，才算婚姻自由”[4]。适婚男女可以自主选择婚姻，婚姻的决定权在自己手中，这与古代传统婚姻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3、选择伴侣的标准发生变化
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相情愿”。近代以来，传统的择偶标准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新的婚姻观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更加注重对方的才学品德、两人的共同兴趣，多将爱情与心灵合一作为择偶的最高标准。结婚前双方要互相了解，然后恋爱，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瑞典妇女运动家爱伦凯说：“不论怎样的结婚有恋爱才算得道德，若没有恋爱，即使经过法律上的结婚手续，也是不道德”[5]。
4、结婚的初衷发生了变化
近代受新思想熏陶的青年男女，开始将婚姻的缔结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结婚的初衷发生了变化，结婚不再仅仅是为了生理需求和传宗接代。陈望道在《我的婚姻问题观》一文说：“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婚，换句话说，是该以恋爱为基础，而且该以恋爱为界限”[6]。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提倡婚姻是爱情至上的结合，把感情作为婚姻缔结和维系最重要的因素。
除上述变化之外，婚礼风俗、离婚自由、寡妇再嫁等方面渐趋开放，婚姻的媒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没有根除不良风气，但是却撼动了封建婚姻观念并推动其前进。
三、结语
随着中国近代化脚步的加快，一直穿梭在中国大地上古老的婚恋观发生了变化，腐朽的、封建的、不人道的婚恋观念和习俗逐渐被不断开化的国人抛弃，文明的、进步的、人道的婚恋观念和习俗被捡起。在婚姻家庭观念这一方面我们开始与世界潮接轨，新思想、新观念、新家庭正在孕育而生。
参考文献：
[1] 姜涛：《中国近代婚姻与家庭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4年第4期
[2]钱玄、钱兴奇、徐克谦等注译：《礼记・下》，岳麓书社 2001 年版，第811-817页。
[3]刘英、薛素珍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年，第2页
[4]《妇女杂志》 第6卷，第2 号
[5]《恋爱结婚成功史》 《妇女杂志》第8 卷3 号，1922 年
[6]陈望道：《我的婚姻问题观》 《东方杂志》19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