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宏观经济学小论文
有关宏观经济学小论文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宏观经济学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宏观经济学小论文范文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13-06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
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
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
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
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
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
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
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 [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 [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 [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
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 [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 [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 [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 [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Robbins，L.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London: Macmillan.2nd den.1935.
[2] 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N].经济学消息报，2003-06-20.
[3]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http://www.省略.
[4] 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5]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6] 胡培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该“退役”了[J/OL].北京日报网络版，2006-08-09.
[7] Mueller，(1989)，Public Choi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
[8] [美]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M].杜两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9] Keohane，R.(1984)，After Hegemon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1.
有关宏观经济学小论文范文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中国经济
[摘要] 2003年 工业 生产增长 农村 经济 稳步 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各项改革也有序推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一、200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去的显著成绩
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的 自然 灾害，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控，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8.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财政收入增收较多。工业 企业 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 电子 信息、 交通 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原煤和电力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产销衔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不断推进，畜牧业和养殖业较快发展。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六小”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和 教育 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国债投资进一步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启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倾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继续提高，民间投资更趋活跃，投资自主性增长因素有所增强。居民消费受“非典”冲击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过后很快恢复，预计全年增长9%。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居民用于汽车、通讯、住房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原油、成品油、钢材和汽车等进口增加较多。全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通过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改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金融 分业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得到加强。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稳步实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始启动。
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增加国债投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新增城镇就业800万人以上。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2004年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仍具备较快发展的条件：(1)扩大内需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2)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拓宽;(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使一些多年阻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4)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一些地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比较突出。
二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增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
三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开发区的问题比较突出，能耗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粗放经营的状况比较严重，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
四是信贷投放偏快，贷款投向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六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增大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利用外资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势，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
200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监测预警和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点。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区别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推进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要求，应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挥国债资金在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和基层政权建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在建重大国债项目的建设。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重点向“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对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遏制一些地方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资机制，形成稳定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逐步解决多年来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过多的问题。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注重“预调”和“微调”，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
(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统筹城乡 发展 ，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 经济 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多地关注 农村 ，关心农民，支持农业。
(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全国性的基本农田保护执法大检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
(2)坚决纠正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现有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建设的投入，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田和保持必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产品优质化和区域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储备、良种繁育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 企业 的发展。
(4)努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重点做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中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草税外，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力争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税费负担比上年有所减轻。
(三)加强引导和调控，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导，经济手段加以调节， 法律 手段加以规范，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
(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建立行业信息发布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推进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用地管理，对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达不到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
(4)加强 金融 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依据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有市场、有效益、符合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贷。
(四)将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切实落实中央已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抓紧抓实。
(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责任制，加大对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
(2)在税收、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
(3)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分流职工。
(4)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
(五)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增强国内需求增长。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
一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既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
二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流通设施、商业网点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非义务 教育 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是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动存量住房交易。鼓励居民汽车消费。推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电信消费。继续改善 旅游 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发展 体育 和文化产业，鼓励居民扩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
(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引导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急于求成、过度消耗资源的倾向，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
(1)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
(2)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做好电力调度，增加电力供应;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合理调配运输能力，加快重要 交通 干线和枢纽的建设。
(3)按照统筹人与 自然 和谐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等重点行业节水、节能技术改造。
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完善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 基地振兴战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调整改造。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突出重点，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事业。
(1)抓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2)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紧缺人才培养。
(3)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5)做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
(八)努力扩大外贸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年。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1)进一步做好进出口宏观调控。培育国内优势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加强重要商品进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加强对外谈判工作，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注重提高引资质量，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3)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全面落实并逐步完善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九)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会会的部署，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利用当前经济增长较快、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抓紧研究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各方面利益，注意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
(1)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和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改革，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步伐。
(2)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投资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3)稳步推进财税、金融和价格改革。逐步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健全金融企业监管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内控机制。选择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出台电价改革配套办法，完善水、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十)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1)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在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2)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规范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做好灾区和贫困户的税费减免，切实解决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3)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4)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引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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