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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免费

时间:2017-04-26 11:30:28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qq.com 秋梅 我要投稿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个模式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借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提供思路。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免费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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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及中国企业未来的转型之路

  一、走进新常态 何谓新常态

  “新常态”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提出来的,其中主要的特点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而实际上,“新常态”不仅表现在欧美经济中,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十年后的高增长之后,2003年~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首次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其实,从经济上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步入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二、回顾过去 经济的“过去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间停止在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6%和2.1%。而到了2008年,人均GDP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

  那么,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为:

  1.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仅创造了供给,也提供了持续扩张的有效需求,引领经济迅速发展;使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结构变迁,加快了经济增长。

  2.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工资水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

  3.基础设施条件和宏观经济稳定:中国在改革期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幅度很大,有效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宏观层面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4.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好的政治体制:建立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了经济效率;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扩大了资本投入和提高了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环境分析

  自从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决策后,我们也发现了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经济正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常态下经济环境特点主要表现为:

  1.定位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常态下,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业就较容易脱颖而出,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经济发展从低产的农业中走出来,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

  2.强调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是数量型的增长,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将更加注重创新,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3.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更加注重国内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加速,城乡区域结构更加科学,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

  4.政府宏观调控基调以微调为主,发挥市场调控的作用。不因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在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内政府不加干预,着眼于经济中长期发展,通过促改革、调结构和惠民生激发市场活力。

  四、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

  1.经济压力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的增长都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但是在新常态下,在由于受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双重约束,企业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相当部分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以劳动密集为典型特征,技术水平不高,两极分化突出。但若不能再提高技术水平上下功夫,找到和培育核心技术,拥有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就只能始终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在新常态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故如何在产业升级换代中树立自身独特的优势,对新常态下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2.潜在机遇

  (1)消费升级的新机遇。在新常态下,人们消费水平正在由生存型消费转向享受型、发展性消费,信息、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比重也大幅上升。此外,消费的形式也更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这种消费升级给行业、企业带来重大机遇。

  (2)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经历了过去30多年的发展转型,我国科技发展在一些重要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转变,到了完全可以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崭新时期。

  (3)产业升级迎来新机遇。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状况下迎来了我国产业升级和加快提速的新时期,产业的加快升级也使得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各企业面临新的“洗牌”机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这些机遇都在提醒我们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改革是硬道理,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无法再立足,企业更多地需要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发展优势,拥有自身的核心技术,选好创业的方向,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源集约型进行蜕变,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五、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在新常态的发展模式下,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整个企业的衰退和淘汰,改革升级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下面以阿里上市为例谈谈企业如何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上述商业机遇。

  由马云一手缔造的阿里巴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集团,也就是在阿里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也在2014年9月19日迎来了全新的开始,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每股从68美元发行价涨到收盘价的93.89美元,上涨约38%,市值达到2314亿美元,超越了国内一个中等省份全年的GDP。阿里美国的成功上市无疑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见证。

  阿里成功的原因,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阿里的模式与中国的国情相符合,阿里是一个商业平台,其活跃买家有2.3亿,卖家有800万,物品丰富齐全,价格便宜,小到几块钱的东西也能送货上门,而这背后就在于中国密集型的劳动力供应,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快递物流业的迅速发展。而淘宝小店如蚂蚁般遍布各地,即迎合了大众的消费需求,也满足了人口的就业需要。而中国实体零售业较为落后,商品流通环节过多,效率不高,价格远高于网购,也给了阿里这样的商家难得的机会。

  此外,阿里的成功模式,更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创新,很多人觉得中国人不能创新,只会“中国制造”,而阿里就推翻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人不能创新”的思想。阿里集团的创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庶民的胜利”,在淘宝网上集结的更多的是平民的力量,无门槛无区域限制的一种开店模式,也使很多年轻人找到了创业、就业的平台。

  究其根本,以阿里的成功为代表,基于“新常态”这样一个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集结群众的力量,表面山,这是马云的一种运气,但却更多的透露出在新常态、新挑战、新机遇中,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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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中国经济的八大增长潜力

  中国经过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呈现增长放缓的态势。对待这种态势,有各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是带有乐观情绪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这仅是暂时现象,与国际经济环境疲软有关①,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得到改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以前的高速增长态势②[1];第二种是带有悲观情绪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增长放缓仅仅是开始,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的可怕结局③;第三种持较为中庸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是常态,今后不可能再重现过去那种高速增长的现象,也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的结局。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持第三种观点者居多。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关心除了担心经济增长率过低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十三五”期间,预计中国每年将新增1 000万就业人口,经济增长率过低将无法吸纳这些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从而可能引发社会危机。我们根据2012~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情况推算④,在不考虑经济结构升级因素影响的条件下⑤,“十三五”期间的就业弹性大约为180万人。那么要解决每年新增1 000万人的就业问题,就必须保持每年不低于5.56%的经济增长率。

  为了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有多大的问题,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根据统计数据测算了中国1979~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2]。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乐观预测是7.87%,悲观预测是5.47%,基准预测是6.31%。林毅夫(2014)通过国际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认为由于中国还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因此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从2008年起中国还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3]。梁建章和黄文政(2014)认为,林毅夫忽略了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因素,考虑这一负面影响,他们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应该是5.5%~6.9%[4]。上述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研究都不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分析之上的,因而有美中不足之感。

  本文不打算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估算,因为笔者认为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林毅夫(2014)以及梁建章和黄文政(2014)等人的估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旨在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算补充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过去20多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业,二是出口。房地产业在过去20多年,特别是近10多年间可以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它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上下游涉及许多相关产业,长期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占GDP的10%左右。但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97%以上的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5]。从刚需的角度而言,对住房需求强烈的主要表现在低收入居民、新成家的年青居民和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居民,这部分居民需求虽然也很大,但相比以前要小得多。另外,由于金融制度改革,人们有了更多的低风险、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渠道,而且投资回报率大于投资房地产业,因此改变了部分人把房地产作为投资手段的偏好,使得房地产行业的需求减缓,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商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减缓。一方面在于国际经济环境不佳,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规模已从2010年的5万亿美元上升为2014年底的10万亿美元,世界市场再也难以提供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的进口需求,更何况还存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涨等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商品出口阻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存在很多增长点[6-7],只要努力挖掘,这些经济增长点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若干年保持年均5.56%~7.5%的经济增长率。现撮其要,列出以下主要潜在经济增长点。

  一、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拉动潜力

  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按城镇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为54.77%,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了80%,如果中国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从2015年起还需要20~25年左右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据朱孔来、李静静和乐菲菲(2011)的研究,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8]。

  城镇化之所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城镇化可以带动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郑新立(2015)等人的研究,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投资达10万元以上,每年增加1 000万城市人口,拉动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投资可达1万亿元以上[9]。目前,中国城镇化不但工程性基础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社会服务水平亟待提高。因此,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既要加大投资,弥补工程性基础设施数量不足的问题,又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和谐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还要推进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黄剑辉,2014),在可预期的将来,抛开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单就中国工程性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将超过GDP的13%[7]。因此,城市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二是城镇化可以带动消费的增长。据黄剑辉(2014)等人的研究[7],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 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就学,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增强经济的发展后劲。

  二、与民生改善相关的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所谓与民生改善相关的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是指,直接进入未来百姓消费的、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建设投资,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李稻葵,2014)[5]。这类公共消费型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它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此不必担心此类投资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规模较大,但人均水平仍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2012年中国公路网密度为44公里/百平方公里,好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仅为法国的1/4。铁路网密度为0.71公里/百平方公里,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欧盟的1/7,美国的1/3。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不但人均水平较低,而且质量不高。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基础设施质量全球总排名第69位。因此,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既存在加大投资力度的空间,也存在升级改造的空间。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4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7.9%,与发达国家80%左右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的差距,主要不在于一般性私人物品的拥有量和品质,譬如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甚至私人小汽车等较高档私人物品,而在于空气的质量、饮水的安全、交通的便利和舒适度,以及应对灾害的能力等。这类物品本质上属于公共消费水平的范畴。这类物品的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但投资数额较大,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拉动作用。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此类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类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此外,它还有利于直接提升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因而最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

  三、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财政用于环保的支出逐年增加,但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至少应达到2%~3%,但截至2012年底这一比例只有1.6%,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不少行业存在高污染、高能耗的现象,将这些行业升级为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强劲,而且还能提高国民的生存幸福感。根据李稻葵(2014)的测算[10],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

  朱建华、徐顺青和逯元堂等人(2014)对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11],其研究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环保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13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环保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2013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的国发(2013)30号文件,在该文件中提出了到2015年底实现环保产业总值4.5万亿,年均增速15%以上的目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产业确定为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因此,如果国家政策和目标能够得到切实贯彻,那么环保产业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是巨大的[12]。

  环保产业不但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其对扩大就业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据张平淡(2013)的研究[13],环保投资总额增加1倍,就业规模将提高2个百分点。

  四、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制造业产生间接的影响[14]。当不断有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时,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这种面向生产行业的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识、高人力资本和高集聚度等特点[15],使得生产的价值链朝两端移动,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经济发达的国家,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都超过40%,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40%,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侯淑霞(2014)的测算[16],截至2011年底,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市,譬如北京、上海、山东、天津、江苏等,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较高,但也只有24%左右,而经济欠发达的新疆、甘肃、四川等省份,其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率不足11%。总体而言,如果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将有20多年的发展空间。

  据刘纯彬和李筱乐(2013)的研究[14],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性,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边际递增的区间,贡献率大约为0.26左右,即生产性服务业增长1%,其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0.26%左右,随着我国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贡献率还将不断提升。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引擎。

  五、“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举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较不发达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向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模式,以及向发达经济体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从而提升本经济体国民的收入水平。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每年GDP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7%,维持了25年或更长时间。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一般为2.5%~3%,而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还多。

  如何判断后发优势的潜力,林毅夫(2014)认为可以根据一国人均GDP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差距[2]。根据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 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这一水平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我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与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韩国分别维持了20年年均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这四个经济体也是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存在差距就一定具有后发优势。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经济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因此,林毅夫(2014)认为,根据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国际经验,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从2008年开始还能够保持20年年均8%的经济增长潜力[2]。

  通常认为后发优势只发生在国与国,或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与另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之间,但是事实上,一个大国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后发优势”现象,譬如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可以通过地区间梯度转移和升级而获得快速经济增长[6]。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黄剑辉(2014)的研究,依据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的统计数据,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共有6个地区,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第二梯队人均GDP在10 000~6 000美元之间(高于6 091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共有8个地区,即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吉林、重庆、湖北和陕西;第三梯队人均GDP在6 000~4 000美元之间,共有13个地区;第四梯队人均GDP在4 000美元以下,有4个地区。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2012年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分组标准,中国第一梯队的地区已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第二、三梯队的地区大体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第四梯队的地区大体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各地区可以依据这种差距,做好后发优势这篇大文章,就能够发挥追赶效应而获得快速发展。

  中国既具有“后发优势”,也不乏“先发优势”。所谓“先发优势”是指,依靠科技创新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生产领先其他经济体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提升本经济体国民的收入水平。虽然中国从总体而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先发优势”。中国在不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譬如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水稻、造船、高速铁路等。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8》的数据,美国具有大学学位的科学工程劳动力总量为1 700万人,而中国2008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 600万人,其中具有大学学位的2 000万人。中国研发人员总数达109万人,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2位[17];截至2014年底,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在校总人数达2 647万人,居世界第1位,正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建设输送各种人才。另外,中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较低,在国际研发领域具有比较成本优势。

  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注重研发投资,2012年中国的研发投资超过1万亿元,接近GDP的2%,比2000年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1倍以上。在研发年均增长率和总投资方面,中国居世界第2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研发中所占比重下降了0.6~1.7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上升了2.2个百分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专利和商标权申请领域于2011年跃居世界第1位,至今仍保持这一地位。党的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前,创新驱动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2014年前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18]201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1978~2007年间,TFP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77.89%[19-20],这表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正在显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六、中国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2012年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普遍达到70%以上,而中国只有49.2%,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也普遍高于60%。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需求结构问题,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都是占主导;二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尽管中国经济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2位,但中国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属于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 091美元⑥,列世界80名之外,约为世界平均水平(10 171美元)的60%。而世界前三位的卢森堡、挪威、瑞士人均GDP均超过70 000美元,是中国的10多倍。在“金砖国家”中,仅印度的人均GDP低于中国。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把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外需这“三驾马车”掌控好,基本原则是扩消费、稳投资、促出口,要努力扭转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弱势地位,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底,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54.4%和-4.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稳步提升,但增长的空间仍然很大。

  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将形成5亿~6亿的中等收入人群,这将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消费基础。   七、对外投资潜力巨大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为5 319.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3位,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较低,中国2012年底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外储大国,但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占外汇储备余额的比例仅为16%。外汇储备余额大、对外投资额度小,因此,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巨大。

  在2015年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首次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指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1 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3位,将很快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同比增长较快,对美国投资增长了23.9%,对欧盟投资增长了1.7倍,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同期,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也明显上升,同比增长了27.1%,占对外投资比重接近2/3。

  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战略不但能够加大国内投资力度,而且也能够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力度。国家正在落实有关政策,鼓励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开工建设一批互联互通项目,扩大对沿线国家制造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投资。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所谓的“亚投行”)从现在到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一年投资资金量约8 000亿美元,而亚洲这些国家大体上最多能够解决4 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21],中国充裕的外汇储备资金将能发挥巨大的投资效应,实现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双赢。

  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出了三个重大突破,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和改革。正如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2015)所指出的,如果能够切实落实《决定》精神,可使农村生产力获得再一次大解放,为2030年前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9]。

  中央精神是明确的,即对农村集体土地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已有近26%的农户全部或部分转让了承包耕地的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经营权面积占全国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8%。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使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陈锡文,2015)[22]。目前,种粮大户、合作社、农业公司已发挥出规模效益。据实地调查(郑新立,2015),田埂取消可增加耕地面积5%,采取统一良种、统一深耕、灌溉、施肥、灭虫,单产可提高30%以上,投资回报率可达30%。譬如北方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种100~120亩地,中南部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种50~60亩地,其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甚至超过第二、第三产业的水平,农民即可成为体面的职业[9]。

  同时,农业科技进步配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效不断显现。2014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5.6%,其中使用良种对农作物单产提高的贡献率为43%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已达61%[22]。随着农业土地改革制度的深入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将更加凸现。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潜力。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劳动力总数已达2.74亿人,超过了务农劳动力的总量[22]。这不仅为我国非农产业和城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加速,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驾护航。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已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居民接轨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初步织就了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安全网,这也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了社会保障基础。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资本化运作的空间将进一步加大,农业生产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现代化、资本化、集约化、社会化的大农业将指日可待。

  除了上述八个方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以外,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科教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区域经济制度改革,以及政府简政放权和法治化运作等,也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本文没有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的因素,譬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对制造业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较为困难和缓慢、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冲击,以及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等,这些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分析。但笔者认为,困难总是存在的,并且上述困难都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因此,虽然这些因素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十三五”时期保持年均5.56%~7.5%的经济增长率完全是可能的。

  ① 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4.2%,2014年则降为7.4%。国际经济环境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较大改善:美国经济稍有起色,但还谈不算复苏或摆脱了危机走向了繁荣,欧洲经济仍然在困境中徘徊,日本经济低迷无起色。因此,此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源于国际经济环境不佳。

  ② 王建(2015)认为,美国等发达经济国家出现“新常态”现象是因为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一二产业,至少超过50%,同时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 000美元左右,工业化已经完成,而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38.5%,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 000美元左右,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完成工业化还是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到“正常下滑”的时候。

  ③ ?O咸平在其著作(2012)《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所持观点便是这一观点的国内代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中所持观点便是这一观点的国外代表。

  ④ 我国2011~2014年的就业弹性分别为131.29万人、164.42万人、170.13万人和178.65万人。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就业弹性会越来越大。

  ⑤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加快,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会变大。

  ⑥ 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均GDP为7 57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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