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差异是什么论文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一起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吧。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论文篇1：《浅谈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摘要：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进行的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的快速成长，但最近三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虽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但农民的收入却存在下降趋势(长虹针对农村的市场策略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对经济成长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本文想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比较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探讨乡镇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政策问题。
关键词：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中国经济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
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3.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 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
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4.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代理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 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4.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5.如果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1984年前主要是农业的发展，在1984-1994年间，乡镇企业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要推动作用。就江苏和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1994年之后主要是非集体企业的发展在起推动作用。这些变化中的共同点在于：在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中，体制外的力量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体制下，农业几乎处于体制之外;在农村改革完成之后，乡镇企业则处于体制之外，因此在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中受到冲击最大;1994年之后，私营企业则是体制之外的新生力量。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激发体制外的潜在力量。就农村问题而言，未来的出路可能不在于如何发展乡镇企业，而在于如何使农民获得土地产权，使农民成为有产阶级，既防止农民无限度地流入城市，又可以使农业真正地产业化，吸引更多的投资，使资源的配置优化。
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论文篇2：《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较量》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
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后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模式”。苏南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 工业 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
第一次的优劣互换
经济 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像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 农村 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像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潮了。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潮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 行政 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 历史 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在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仰仗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案和省内被迫北上做秀般的扶贫，江苏经济也软着陆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苏南人普遍劳工化的起因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 投资 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一个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 农业 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所以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 道德 成本 ，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后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就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像。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
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 经济 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 中国经济 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恶性膨胀。但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 工业 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 心理 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 市场 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个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 经济学 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 台湾 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 社会 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次优势互转的危机已在涌动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无缝隙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与上海地缘似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 地理 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与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还是弱了点。嘉兴、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属于“吴”，而跨过钱塘江才是“越”。
“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因钱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到浙江的发展策略。
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的竞争也影响到浙江的吴地的命运。从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倾斜来说，湖嘉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尽管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但多少与此有关却是无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地区的发展极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边资源，进而认为如果任凭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会把浙江的资源吸走而让浙江空壳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地偏向了越地的宁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后，江苏的苏州奉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方针，主动融入上海，做好错位发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宁波则竭力疑惧作为区域中心的上海会无底洞般吸走本属于浙地的资源，由此对上海尽量做出敬而远之的姿态，把打造杭甬经济轴作为浙江的主要对策。于是在江苏抓住浦东开发，甘愿与上海合作，换来外资蜂拥而入时，浙江却竭力与上海争夺，尽量拖滞合作。虽然当时的上海市委黄菊书记来自嘉兴，但当上海将沪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段还是纹丝不动。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仑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设上。这一政策导向有着高深的野心，却暂时给浙江带来了负面影响，拖缓了浙江引资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是人才产量和 投资 环境 不逊苏州的宁波，在外资这一块无法不向苏州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格局最终对两地的影响却祸福难料。因为在江苏希冀外资时，宁波浙江民企乘机兴旺，自有品牌林立，这乃一笔无形的竞争后劲。但外资蜂拥而入，GDP总量迅速膨胀的苏州，在苏、甬两地的争夺中，虽不是全胜，也略占上风。但在苏州尚无暇休整时，优势互转的危机已经暗流涌动。
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陈良宇、韩正两位上海大员是宁波籍。杭州湾大桥已经动工，雅戈尔、罗蒙、洛兹、太平鸟、奥克斯等优势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北仑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兴建，将会使宁波和绍兴的优势无限放大。而苏州则面临土地储量枯竭，内部造血功能欠缺，劳动力 成本 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强势政府的弊端，内部 行政 区离心倾向加剧等诸多不足。这种后劲不足的缺憾是摆在苏州面前的巨大危险。对于90年代初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刹那间优劣互转的危机可能重现的恐惧，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在乡镇企业神话破灭之后，因苏南地理优势而勉强撑起的江苏繁荣，将会因宁波浙江的加剧竞争而凶兆毕现。倘若国际资本断流的迹象一旦出现，与浙江相比失去优势的江苏经济增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整个社会发展也会出现根源性的危机，包括“两个率先”在内必将成为空话。而这可能就以杭州湾大桥的开工为起点。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
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当江苏人赶紧试图捂紧外商的钱袋，防止浙江引资后来居上时，站在背后的越东人得意洋洋。其实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做上海的后花园，也不是与苏州争当别人金宝宝的炕房。被上海洋山港逼到险境的宁波正在将计就计，准备力促昔日辉煌的再现。杭州湾大桥修建后，上海与宁波的公路连线虽然缩短，却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经发现，宁波到上海仍然是一个半圆，但大桥及配套的高速经嘉兴和慈溪将苏州、宁波几乎连成了一条直线。虽然宁波到上海的公路里程减少了120公里掩盖了这一直线，但这却是杭州湾大桥对于宁波和浙江的意义的关键。杭州湾大桥修建的真实目的并非仅仅着眼于上孩宁波的联动。如果它是这个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从金山卫下海直达镇海或慈溪东围的杭州湾大桥，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大肆渲染的背后是一个表面的幌子和预设的退路。杭州湾大桥重新洗刷了浙江的 经济 版图，它的出现为宁波叫板苏南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气和更充分的底本。
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温州模式VS苏南模式》
当下温州企业的困境，高利贷仅是最后一根稻草。隐身于高利贷背后，更为本质的因素，却是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产业升级的迷茫，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缺位。这些阻碍温州经济前行的瓶颈，仅须与“苏南模式”样本的苏州进行比较，其弊端就会一目了然。
苏南模式最初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发展到现在就是以外资大量进入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如苏州、昆山等地。
就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而言，虽然温州在工业土地、电价、水价、税费等方面，并不比苏州高出许多。但食品价格、房价等隐性的创业成本，温州却高出苏州一大截，其食品价格高过苏州近30%，商品房均价更是早已突破两万元，高出苏州逾一倍。其创业资金成本之高，更令苏州望尘莫及。
再论产业升级的迷茫。苏州早于10年前即已布局高端装备、新型平板、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其利润现已占到规模工业的40%以上，而这些产业温州企业近两年才开始涉足，且参与的规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作为产业转型标志之一的专利申请量，2010年温州才刚刚破万，仅占到同期苏州专利申请量的15%。
在地方政府层面的筹划方面，温州要比苏州逊色许多，苏州早于2004年前后即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以为当地企业的转型、升级挪腾空间，而温州在这个环节上却明显言急行缓。再以基础设施的投入比较，近10年温州在基础设施上的总投入，仅占到同期苏州的1/4。而就产业园区规划的前瞻性，以及助推其成长而言，温州更是被苏州落下许多，现今为止国家级开发区温州仅有1个，而苏州已多达8个。此外，苏州早于2007年就已成立百亿规模的官办创投，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高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之中，而温州却迟于去年才设立5亿规模的官办创投基金。
温州政府“相对缺位”历来作为“温州模式”的灵魂受到推崇，这种大胆放手的“政府缺位”，对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亦极符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温州也因此成为全国“自由经济”的圣地，“温州模式”的关健释义亦由此而来。
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在温州民营经济引领改革开放2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普遍的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温州模式”的优势不再彰显。
2000年前后是温州经济下行的节点，其时为了平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陆续推行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并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5年2月发布《非公经济36条》。这些政策的全面实行，直接引发了直至200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机制之于全国已没有边界，温州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亦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优势。相反，在这一轮经济赛跑中，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大为逊色，其GDP增速仅为10%左右，与全国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但在2000—2008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一半水平。
温州与苏州在“国富”层面差距的持续扩大，在“民富”层面优势的持续减少，与其实业之根的日渐悬浮有关。而这种实体经济的扎根不深，一旦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幅减少的外需、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难以为继。与苏州迄今已有年产值逾百亿的企业高达100家相比，温州尚不足10家，而年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苏州已有近10个，而温州仅有1个。
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群支撑的温州，在本轮欧美债务持续所导致的外需大幅减少，以及通胀高企生产成本加剧之下，必然会选择匆促突围。当这种突围方向迷茫的心态，一旦与温州老板普遍的投机心理、当地官权谋利的冲动相结合，则“满城尽是高利贷”的闹剧必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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