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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科利奥兰纳斯》中母亲形象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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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科利奥兰纳斯》中母亲形象的文化渊源

  摘 要: 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审视莎士比亚罗马剧《科利奥兰纳斯》中母亲的形象,探究其文化渊源。由于父亲位置空缺,从而放大母亲的角色,让母亲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最终导致悲剧行动。莎士比亚将女性从边缘位置放到中心,使她成为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角色之一。本文阐释导致这类母亲形象的文化根源,以及莎士比亚保守的女性观。

  关键词: 莎士比亚 科利奥兰纳斯 母亲形象 文化渊源

  《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故事来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剧中冲突焦点介于母爱本能和荣誉崇拜二者之间,人类本能的亲缘之爱和个人的社会责任间的鲜明冲突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该剧实际上是罗马文化背景下由于嬗变的人性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在古罗马,追求荣誉是个人生命史上的最高理想和标准,狂热的对荣誉的崇拜让一个“优秀的令人敬佩的母亲错误地教育自己的儿子”[1]220。罗马文化中英雄和荣誉备受崇拜,科利奥兰纳斯这个无敌可挡的超人战士最终被强烈的血亲之情推上死亡之路。人性中本能的母爱与后天习得的文化性紧密交织在一起,将主人公推向死亡的边缘。《科利奥兰纳斯》剧中人物伏伦妮娅正是莎士比亚塑造的“强母”形象的典型。

  《科利奥兰纳斯》这部剧备受批评家的赏识。著名莎士比亚评论家布拉德雷认为,“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普遍意义,相互冲突的力量是构成人性永恒的基本要素”[2]198。英国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对这部剧的评价极高,他认为《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的“最优秀戏剧”(the finest comedy)[2]354。艾略特(T.S.Eliot)和米德尔顿・缪瑞(J.Middleton Murry)被这部剧极大地吸引着[3]227。然而,维德汉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在《狮子和狐狸》(The Lion and the Fox)中则认为科利奥兰纳斯是他的母亲伏伦妮娅培育的一个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在莎士比亚塑造的所有英雄中,科利奥兰纳斯是最没有感情的人,尽管他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完全有能力胜任战场上的领导职位,但除了战场上的勇敢外,他似乎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小男孩(school boy),热衷于荣誉和社会殊荣,一贯无知的骄傲,不懂得灵活自如地变通,他就像一台机器永远按照方式运转,因此他认为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残忍又愚蠢的孩子[1]218-219。

  《科利奥兰纳斯》剧情焦点涉及罗马单亲家庭,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父亲的位置空缺,母亲伏伦妮娅是个干预社会事务、忽视“父亲之名”的“强母”。只有科利奥兰纳斯一个儿子,她没有第二个孩子(no second brood)[7](5.3:162)。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剧中的伏伦妮娅的原形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描述,但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形象的塑造和普鲁塔克有些区别。普鲁塔克对伏伦妮娅的评价体现在科利奥兰纳斯为了取悦母亲,在战场上赢得更多荣誉从而实现母亲愿望,普鲁塔克提到伏伦妮娅在自己的儿子被放逐的时候被动而伤心地送别儿子的场景,还有在儿子事业终点时,母亲为了罗马的利益见儿子时作为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再次出现,普鲁塔克并没有强调伏伦妮娅是如何执著地给科利奥兰纳斯灌输古罗马的英勇品质。而莎士比亚对《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伏伦妮娅的描述是在普鲁塔克基础上的创作,强调伏伦妮娅在儿子事业中起到的作用,更突出伏伦妮娅作为已婚妇女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以及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力。卡普拉・库恩(Koppelia Kahn)认为在此剧中“莎士比亚让父亲的位置空缺,从而放大母亲的角色,让母亲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最终导致悲剧行动”[4]147。莎士比亚将女性从边缘位置放到中心,使她成为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角色之一。欣赏这部剧的读者没有哪个感受不到这位母亲对儿子与众不同的爱和对他的控制与影响。

  一、崇拜荣誉而扼杀母性,主流文化塑造“强母”形象

  《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一幕,莎士比亚就设计了冲突动机,一群民众因为没有食物不能填饱肚子,所以集结到街上闹事,他们选出科利奥兰纳斯作为攻击对象,并提到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妮娅,尽管戏剧的一开始伏伦妮娅并没有出场,然而她的名声似乎人人皆知。

  市民乙 你特别提出卡厄斯・马歇斯作为攻击对象吗?

  市民甲 我们第一要攻击他;他是出卖群众的狗。

  市民乙 你想不到他替祖国立下什么功劳吗?

  市民甲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愿抹杀他的功劳;可他因为过于骄傲,已经把他的功劳抵消了。

  市民乙 你不要恶意诽谤。

  市民甲 我对你说,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心肠仁厚的人愿意承认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他的母亲,同时使他自己可以对人骄傲;骄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顶点。

  在剧情一开始,莎士比亚就让知情的民众揭示出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和他母亲伏伦妮娅的关系,以及罗马民众对这位母亲的印象。他曾为国家立过汗马功劳,但他的骄傲足以让人忽视他的功劳,他为国家服务的动机只是让自己更骄傲,最重要的是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令人好奇的取悦自己的母亲,他丝毫不关心自己的感受,一切都顺从自己的母亲。正因为剧中科利奥兰纳斯的父亲位置空缺,所以母亲伏伦妮娅代替父亲的身份,反映出罗马文化中女性作为母亲时享有很大的权力。“希腊妇女通过养育儿子为国家服务,而罗马妇女养育儿子被认为传播文化的一种基本手段”[4]147。伏伦妮娅在剧中的身份是双重的,她以母亲的身份孕育并生养自己的儿子,但在执行父亲角色时,她遵从的仍是主流意识形态,好战的罗马文化让她崇尚勇武、崇拜荣誉和男子汉气质,对荣誉的追求给予她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她不会错过罗马能提供给她进入政治领域的机会,儿子就是提在她手中的木偶,通过对儿子的控制完成自己的心愿,她说:“我已经活到今天,看见我的愿望一一实现,我的幻想构成的美梦成为事实。”[7](2.1:205-06)由此可以看出伏伦妮娅教育儿子的目的确定不疑,毫不含糊,她想让儿子完成自己的理想。   在第一幕第三场,伏伦妮娅和儿媳维吉莉娅出场的谈话就提到科利奥兰纳斯,伏伦妮娅对儿媳讲述儿子的成长过程:

  伏伦妮娅:媳妇,你唱一支歌吧,或者让你自己高兴一点儿。倘然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我宁愿他出外去争取光荣,不愿他贪恋闺房中的儿女私情。当年,他还只是一个身体娇嫩的孩子,我膝下还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的青春和美貌正吸引着众人的注目,就在这种连帝王们的整天请求也都不能使一个母亲答应让她的儿子离开她眼前一小时的时候,我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所以我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中博取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叶的荣冠……

  维吉利娅:婆婆,要是他战死了呢?

  伏伦妮娅:那么他的不朽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听我说句真心话:要是我有十二个儿子,我同样爱着他们,就像爱着我们亲爱的马歇斯一样,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7](1.3:6-26)。

  在此,似乎伏伦妮娅的荣誉追求和个人情感之间没有一丝冲突迹象,在和儿媳的对话中,她违反常情地没有展示女性应有的母性,她没有一丝一毫给予儿子温柔甜美的母爱。莎士比亚通过维吉莉娅直率的反问强调伏伦妮娅的无情与刻薄,她把荣誉看得比儿子的性命更重要,为了获得荣誉宁愿送儿子到战场上接受生死未卜的命运,也不愿让他享受闺房中的儿女私情。作为母亲的她在自己的孩子还身体娇嫩(tender-bodied)的时候,并不是让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他、保护他,给予儿子一个母亲应有的温暖,而是送他上战场。

  伏伦妮娅是一个热衷于战争、留恋战场的女性。从社会或文学史角度考察,母亲与战争的互动源于古希腊。“在西方文化的战争叙事中,女性通常在家里,男性出去打仗是为了保护女性,女性天生需要男性的保护,而男性天生就好战和勇敢”[4]145。虽然作为母亲的伏伦妮娅在家里,可她更需要儿子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荣誉,她更向往参与政治事务,她培育了一个实现自己意愿的机器。进化心理学高级讲师兰姆伯特认为,“一个合格的好母亲应该给予孩子安全、爱、温暖、热情、身体接触,这样的母亲一定会使孩子与母亲及孩子未来的伴侣之间的关系处得更融洽”[5]41。可是剧中的伏伦妮娅不是给儿子提供安全的环境而是在他年龄尚小的时候就让他出去冒险,并参与战争,孩子过早地离开母亲的关爱与保护,只有在自己从战场上凯旋时,才会看到母亲。弗洛姆曾说母爱是无条件的,但读者眼前的伏伦妮娅的母爱却是有条件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她更爱儿子为她带回来的荣誉,科利奥兰纳斯就像一个为母亲积攒荣誉的器皿一样,用自己身上的伤口证明自己的功劳,每一次新增加的伤口都让他的母亲感到兴奋,当儿子打了胜仗即将凯旋,母亲听到儿子受了伤时,并不是关心儿子的伤势如何,而是感到无比欣慰,她说:“啊!他是受伤的,感谢天神。”[7](2.1:125)对这样的母亲读者也许感到厌恶和震撼,但不得不佩服她的牺牲精神,从个人利益出发,孩子作为自己基因和生命延续的载体,以及母亲与孩子朝夕相处的感情,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保护孩子的性命更重要,并且每一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幸福。实际上孩子的死亡频繁发生在人类生活中,甚至在医学较之前几个世纪更发达的二十世纪,婴儿或孩子的死亡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会给母亲带来比父亲更无法承受的痛苦。可伏伦妮娅是个性极强的母亲,她如果有十一个孩子为国家光荣而战死也愿意。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说,伏伦妮娅无疑是一个伟大无私的母亲,但她的冷漠无情违反人类母亲的本性。在古罗马,年轻人就是为流血而生,为服务国家而生的,作为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伏伦妮娅生活在古罗马崇拜荣誉的环境中,她对儿子爱的反常充分体现了她替代父亲身份反映的罗马价值。这是古罗马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赋予人们的价值观,他们不顾自己性命而崇拜荣誉,对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们的爱超越血缘亲情之爱。作为贵族已婚妇女的伏伦妮娅遵循古罗马的主流价值观,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军人,通过战场上的非凡表现取得的功绩就可能有机会争取元老院执政的职位。这是一个强势的母亲,莎士比亚将伏伦妮娅的影响力几乎分布在科利奥兰纳斯出现的每一个关键时候。

  二、重温亲情而复活母性,根植于人类天性的“母爱”

  在第五幕,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后投靠敌人,他的母亲作为使者,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到敌营劝说儿子手下留情,不要进攻罗马时说:“没有一个人和她母亲的关系更密切了(There’s no man in the world more bound to’s mother)。”[7](5.3:158-59)“bound”一词表明母子之间有具体的道德义务,她接着以责备口吻说:“你从来不曾对你亲爱的母亲表示过一点孝敬。”[7](5.3:160-61)母亲“却像一头痴心爱着她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光荣归来”[7](5.3:162-64)。根据母亲的意思,“bound”暗含孩子应该感谢母亲的照顾、培养和教育,后代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只是道德和法律的义务,更是一种自然的血亲之间情感上的连接,这种感情证明儿子的成长受惠于母亲的付出,因此孩子有义务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儿子与母亲不但有情感上的连接还有身体的连接。第五幕,当伏伦妮娅刚出现在奥菲狄乌斯的军营,科利奥兰纳斯看见母亲带着一家人正朝自己走过来时说:“我的妻子走在最前面,跟着她来的就是塑成我这身躯的高贵模型(then the honored mold wherein this trunk was framed)。”[7](5.3:22-3)同一个词mold在第三幕中也出现过,指的是“马歇斯自己的身体(This mold of Marcius)”[7](3.2:103)。Frame一词在第五幕重复出现过,伏伦妮娅倍感欣慰地说:“你是我的战士;你这雄伟身躯上的一部分是我的心血(Thou art my warrior;I hope to frame thee)。”[7](5.3:62-3)Mold一词可以当“模子”理解,用“模子”可以复制和样品一模一样的东西。科利奥兰纳斯将母亲的身体当做塑成自己身体的模子,这说明他和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在此暗含母亲对孩子的孕育过程,母亲的子宫如同肥沃的土壤,不但有能力形成胚胎还能让其健康成长。和父亲一瞬间的投资相比,母亲孕育孩子的开始充满艰辛,当婴儿刚出生时,胚胎还没有发育成熟,新生儿显得非常柔弱,“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类婴儿要面对漫长的成长和成熟之路,没有任何一个婴儿可以独自走完这条路……如果没有一个体贴、负责和充满爱的母亲的照顾,婴儿就不可能存活”[5]28。

  从伏伦妮娅一句“却像一头痴心爱着她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来看,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她和所有普通母亲一样呵护自己的孩子,她爱自己的儿子,她给予孩子安全、温暖、和爱,像一个走到哪里都护着自己雏儿的母鸡一样,这种比喻形象地赋予伏伦妮娅母爱的本性。在儿子漫长的成长之路上,她将儿子“教养成人”,她培养儿子的目标就是“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着光荣归来”。所有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一生幸福,伏伦妮娅在儿子稍大时却将他早早送到那生死未卜的战场上,而自己满足于收获由儿子的性命换来的光荣。

  三、嬗变的人性异化的母爱,“强势的母亲”成就“爱哭的孩子”

  毋庸置疑,伏伦妮娅对儿子的爱是变化的,儿子小时候,她可以给予一个平常女性本能的母爱,然而在儿子以后成长岁月里,没有平等、尊重和自由选择权的母爱是失败的。她只培养了他一身勇气,使他成了一个“理想的军人”,就连他的“威严的怒容”和“雷鸣一样的声音也会使敌人丧胆,就像整个世界在害着热病而战栗一样”[7](1.4:59-62)。在伏伦妮娅看来,她自己就是儿子的模子,她说“你的勇敢是从我身上得来的”[7](3.2:128),是她遗传给儿子勇敢的品质。然而她对儿子讲到自己的孙子时却说:“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指小儿)等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会完全像你一样。”[7](5.3:67-9)根据伏伦妮娅的逻辑,她儿子是她的缩影,她的孙子又是她儿子的缩影。在父权社会,显然强调的是父亲的影响力,孩子与父亲之间的相似性更多。伏伦妮娅很显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她以父亲的名誉在养育自己的儿子。

  罗马通过征服其他城市存活下来并逐渐变得强大繁荣,罗马人通过征服敌人获得成功和荣誉,罗马鼓励和赞美个人军事能力,强大的军事能力让罗马变得更繁荣兴旺,同时对外来威胁形成一种震慑作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体现出的勇敢美德,包括他的对手在内的所有人无不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在罗马对外战争中,他用自己勇敢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这种有勇无谋的果敢在国内和平时期是无用武之处的,因此可以看出她母亲输入给他的一些价值观是片面的。秉持国家大权的元老院执政是他母亲一生追求的最高和最终理想,伏伦妮娅曾说:“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身上的。”[7](2.1:207-08)由于他在战场上卓著的功绩,元老院的议员和市民都同意选举他为执政,如果他被顺利选上,那么他母亲的一生就没有遗憾了。因此,为了实现他母亲的愿望,科利奥兰纳斯被迫走上罗马民众聚会的广场,参与当选执政官的社会角色。

  伏伦妮娅狂热地崇拜荣誉的行为和追求权力的野心使她盲目地对待亲情,作为一家之主,她有责任延续她们家显赫的地位,她要让儿子继承他们先祖的荣耀,她的欲望源于要适应罗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人性中由后天习得的文化战胜了人类生而具有的天性,这种异化的母爱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美国心理历史学家摩斯(Lloyd de Mause)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以前存在杀死和抛弃孩子的例子。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情感除了本能的爱以外,还受习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伏伦妮娅显然是受了罗马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迫使孩子过早地离开家庭,参加战争,他的勇敢为他赢得令母亲感到光荣的古罗马凯旋式,他身上的伤口曾带给母亲很多快乐和兴奋,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让母亲感到无比骄傲。可伏伦妮娅并不关心儿子的心理成长是否健康,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矛盾体,他既是一个非凡的勇士,又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小男孩,对任何事他都强烈地依赖于母亲的批准,从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的需求或追求是什么。根据心理学家鲍比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依恋行为源于婴儿为了适应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与主要监护人即母亲的互动,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连接会持续存在,而且在决定孩子成人以后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6]224,232。个人作为单个的有机体,总是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特性和有别于他人的身份,但同时人是社会动物,他追求的荣誉与权力必须依靠其他人的评价和同意,他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和别人的期望是矛盾的,最终他失败了,遭到被放逐的命运。科利奥兰纳斯过分依赖母亲,他的母亲显然代表了罗马的崇拜军事荣誉的准则。然而,这样一个勇敢的男孩不适合在罗马生活,在罗马这样一个处处腐败的城市,充斥着反复多变的市民、自私的护民官、满嘴谎言的罗马贵族,在这个城市里说谎的人更容易获得权力,而科利奥兰纳斯这样正直勇敢的英雄却无路可走,只有接受被放逐的命运。科利奥兰纳斯在战场上能打败敌人,却不能控制他的命运。他代表的是过去和传统,在面临变化和新的社会秩序时,他不能转变角色适应这种变化。他的悲剧在于不是光荣和尊严地死在战场上,而是悲惨地死在异国他乡的广场上。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人类爱的最初形式,“强烈的父母之爱是爱的进化的开始”[5]16,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在古罗马文化中,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文化熏陶下的对荣誉的爱交织在一起。伏伦妮娅爱自己的国家,崇拜荣誉,也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国家的热爱要求她牺牲自己的孩子。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展示了遥远的异国过度膨胀的文化与人类与生俱来的亲情之爱之间的矛盾。他塑造的伏伦妮娅这一个性鲜明的“强母”形象既展示了他对“复杂嬗变的人性”的理解,又证实了他不可能超越当时历史范畴和所处文化氛围的保守女性观。

  参考文献:

  [1]Lewis,Wyndham.The Lion and the Fox.Reuben Brower, ed. New York: Signet Classic,2002.

  [2]Brower,Reuben. Hero and Saint: Shakespeare and the Graeco-Roman Heroic Tradi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3]Traversi,D.A. An Approach to Shakespeare. Reuben Brower, ed. New York: Signet Classic,2002.

  [4]Kahn,Coppelia.Roman Shakespeare:Warriors,Wounds, and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5]Lampert,ADA. The Evolution of Love. London: Westport, Connecticut, 1997.

  [6]Bowlby,John.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7]Shakespeare,William. Coriolanus. Reuben Brower, ed. New York: A Signet Classi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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