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论文

时间:2017-03-24 15:39:36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qq.com 秋梅 我要投稿

  文学是全人类的科学,文学依靠着其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展现了客观现实。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国文学论文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国文学论文篇1

  浅谈英国文学教学的新思路

  摘要:近年来,英语专业文学课面临边缘化困境。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主张经典阅读和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相辅相成、在文学史学习的基础上引入方法论教学、采用双主教学模式,进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培养人文素质、发展智性水平。

  关键词:经典阅读 多媒体教学手段 方法论教学 双主教学模式

  一、英国文学教学的目标和意义

  近年来,国内要求改革英语系课程的呼声越来越高, 英国文学课时一再被压缩, 英语专业学生逐渐远离英国文学,文学课面临边缘化困境。

  在高等教育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我们首先需要明晰文学教学的目标和意义。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 。这一表述提供了文学教学的基本目标,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就语言学习的而言,文学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经过基础的语言学习,文学阅读能使语言能力产生质的飞跃。可以说, 经典英国文学作品个个是英语语言的精品, 要获得一流的语言能力,阅读文学是必经之道。正如著名学者虞建华教授所言,“外国文学是学好外语难以回避的途径。”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文学能养成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视野。事实上,英国文学作品中对时代特色、社会制度、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都有形象深刻的阐释,走进一部英国文学作品,就等于进了一次文化大观园,通过文学认识英国文化,功效是任何文化类书籍难以企及的。

  同时,文学教学是提高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当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学生人文素质每况愈下,国内高校一直倡导人文精神的回归。而经典英国文学作品中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和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学生在文学学习中获得心灵的感动,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人文素养。因此,在英语系的课程设置中,文学课的最大优势就是人文精神。

  可见,英国文学教学既有实用性、又超越了实用,不仅有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而且有助于人文素养和智性水平的培养,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二、

  面对当前文学教学的困境,针对教学存在的问题,如, 怎样消除学生对文学的敬畏心理,激发他们探究作品的欲望, 从而感悟文学的魅力和真义? 在课时压缩的情况下, 如何使学生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提高自学能力和鉴赏能力? 课堂教学如何能既兼顾课程特点、又有效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下文试图就以上问题逐一探讨。

  (一)经典阅读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相辅相成

  加强文学教学,经典阅读是必经之路。但是,现在社会普遍急功近利,加之文化消费模式的巨变, 学生们更愿意阅读轻松的作品、或者选择现代科技带来的多种感官的享受。因此,学生原著阅读状况令人堪忧。

  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应尽量指导学生阅读原著,并以量化的指标促进阅读,作为考核的依据之一。同时,我们应看到信息技术和文学教学并非截然对立。相反,如果运用得当,还可取长补短。事实上,多媒体教学手段不仅有助于、而是更适合于英国文学教学。

  受传统教学手段的制约,文学课的气氛极易变得沉闷。由于课堂上没有兴趣, 课后阅读也就变得不积极,许多美不胜收的名著在学生看来枯燥无味。多媒体多渠道的信息传递方式,为文学教学带来了生机。英国文学信息量大、形象性强,尤其是多部名著拍成电影、电视剧,为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创造了条件。

  在教学中,我们适当运用了现代教学手段,并将之贯穿于备课、上课和课后辅导的全过程。首先,课前安排学生观看录像,以课件形式列出推荐阅读书目和思考题。在备课过程中,师生合作制作课件,内容覆盖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作家作品图片、作品及电影精彩片段、多个层面的思考题、代表性的评论摘要、课后延伸的阅读书目和思考题等。在课堂教学中,配合讨论内容,逐层演示课件; 观看电影片段后,引导学生辨析电影和原著的异同。

  作为一种高效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增加了教学的容量和密度,提高了教学效率,增强了教学的视听效果,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始终保持渴求、上进的心理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引发学生对作品的探究欲望。可以说, 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够促进英国文学教学和经典阅读。

  当然,阅读经典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踏实的学风。多媒体教学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将其和阅读经典有效结合,才能最终领略英国文学的风采和神韵。

  (二)文学史和方法论并行不悖

  传统的文学教学很少涉及方法论,通常采用四步曲: 背景流派—作家生平—作品情节—作品选读。近年来,传统叙事式文学史受到方法论的挑战,一些学者主张忽略文学史教学。一时间,文学史和方法论,孰重孰轻,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在国内英语系本科生的教学中,仍需强调文史不分家的观念,理清文学史的脉络,大体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因此,文学教学仍需以历史进程为顺序、以流派转换为线索。

  但是,文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大多只讲授文学史和选读,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学生满足于知识的记忆,缺乏探索问题的能力, 鉴析作品时离开老师就手足无措。英国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尤为重要,而有深度的文学鉴赏有赖于方法论的掌握。因此,主张在了解文学史的基础上,将学习上升到文学理论的层次。当然,文学理论抽象难懂,但我们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作一介绍,并利用其指导教学,逐步提高文学修养。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法、象征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叙事学研究法等等。在教学中,我们可选择实用并贴近不同作品的方法论做基本介绍,并将其应用到作品分析中。

  《西风颂》晦涩的语言常使学生望而却步。对于这首诗,我们可采用象征研究法。西风象征一种势不可挡的精神力量,它一方面摧枯拉朽,一方面把新生激发。诗人把西风与其要表达的意念融为一体,围绕这一中心象征,依次出现了落叶、有翅的种子、流云等相关意象,分别象征死亡、再生等。它们与西风形成层层递进、结构紧凑的象征体系,传递出诗人对新生的追求。清楚了西风的象征意义,整首诗的理解就活了。可以说,象征研究法是把握本诗内涵和形式统一的关键,也是解读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方法。可引导学生运用该方法论延伸阅读,例如《虹》和《到灯塔去》等。

  在考察《呼啸山庄》独特的表现手法时,可运用叙事学理论。小说的叙述方式令人迷惑不解,其原因是采用了一系列第一人称叙述,并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叙述。小说开局,洛克伍德来山庄看望房东,从女佣口中得知许多怪事。此刻小说已近尾声,希斯克利夫的报复已基本成功。读者急切想了解其中的秘密。小说中,凯瑟琳和伊莎贝拉还从各自的角度讲述部分真相。之后,洛克伍德重返山庄,惊讶于这里的重大变化,并从女佣口中得知来龙去脉。这种叙述角度的多重变化和叙述时间的倒错在十九世纪小说中极为罕见,使小说极富悬念。《呼啸山庄》为介绍叙事学基本概念提供契机,而叙事研究法为欣赏小说带来独特的视角。

  精神分析法则适合于《儿子与情人》。小说中的保罗情感的分裂提供了 “恋母情结”的典型个案。保罗的母亲婚姻不睦,于是转向儿子寻求寄托,直到占据儿子情感的中心。对母亲的依赖扭曲了保罗的感情,使他和米丽安、克拉克相爱时都无法建立和谐的关系,陷入分裂的困境。

  我们还可用女性主义研究法来研究女性文学作家;对于保留了作者传记或艺术主张的作品,可运用传记研究法。同时,引导学生用不同方法论研读同一作品,使学生领略到作品“横看成岭竖成峰”的境界,拓展发散思维,提高智性水平。

  (三)两种教学模式的优势互补

  教学手段和内容的改革,离不开教学模式的探索。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指导下的、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模式。传统模式以教师为中心,采用满堂灌的讲授式教学。 目前,国内英语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起到组织者和促进者的作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驾驭知识的能力;而鉴于文学课的特殊性,照搬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同样是不合适的。比较适合英国文学课程的是糅和以上两种模式,既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

  在教学中,为融合两种教学模式,我们综合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学生主题发言和演示法、直接问答法、讨论法、教师演示法和讲授法等。

  课前安排学生阅读文本,并布置各类思考题;课堂教学时,对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生平等已有普遍认同的问题,课前安排学生制作课件,并在课堂上演示,作为成绩考核的依据之一。这种方法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提高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实践能力;

  对于简单的思考题,可采用直接问答法。有一定难度的思考题,则由老师引出话题,学生分组讨论,教师在讨论的基础上,去粗存精、总结提高。这里是将讨论法和讲授法有机结合;在引入全新的概念和方法论时,使用讲授法,以“老师讲授—学生接受”为主,同时鼓励学生提问质疑。

  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将两种教学模式有机结合,综合多种教学方法,优势互补,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积极探索精神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使文学教学成为融阅读、思考、辨析、实践的综合活动,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力。

  总之,通过英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证明,采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激发阅读兴趣和促进经典阅读;在学习文学史和选读的基础上,引入方法论教学;并糅合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当前“以学生为中心”的两种教学模式、使其优势互补,是英国文学教学和学习走出困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编.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杨俊峰. 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5).

  [3] 罗益民. 阅读经典和英国文学教学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2).

  [4] 范谊,芮渝苹. 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和层次定位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3).

  英国文学论文篇2

  浅谈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之生成与演变

  摘要: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那些成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关键词:经典;英国文学;生成;演变

  我们通常总以为,所谓英国文学经典也就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即便有些差异,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实际情形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确切地说,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正如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英国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

  英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生成与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存在以下三种基本情况:1.一些英国文学经典自然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如莎士比亚、狄更斯;2.一些英国文学经典并没有都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或者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才渐渐被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3.一些非经典的英国文学却在中国突然成为了经典,并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的代表,譬如《迦茵小传》,由于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些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考察和辨析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上文提及的后两项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原由,应当是一个极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而且还是杰出的翻译家。在《鲁迅论外国文学》一书中,鲁迅论及的英国作家共18位: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彭斯、司各特、骚塞、拜伦、雪莱、济慈、卡莱尔、阿诺德、史文朋、道登、王尔德、哈葛德、肖伯纳、吉辛和柯南道尔。

  这里所涉及的显然并非都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家,而对于英国的现代主义作家,譬如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等,则根本不在鲁迅的视野之内,尽管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前这些现代主义作家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小说家或诗人了。专就浪漫主义文学而言,鲁迅论及了5位作家。在鲁迅眼中拜伦与雪莱显然是经典,至于骚塞,鲁迅只是在论及拜伦时偶尔提及:“苏惹(骚塞)亦诗人,以其言能得当时人群普遍之诚故,获月桂冠,攻裴伦其力。裴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而对于另外两位更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鲁迅先生则不著一字。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当代理论家、批评家布鲁姆是如何评选英国文学经典的。1994年,布鲁姆在其久负盛名的《西方正典》一书中选出了26位经典作家,其中属于英国文学经典的有11位,几乎占去了其经典的一半。

  他们是莎士比亚、乔叟、弥尔顿、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华兹华斯、简·奥斯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当然,即便布鲁姆的选择具有权威性,但也并不意味着以上作家就代表英国文学经典的全部。显然布鲁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又补充道:“为何不选斯宾塞、本·琼生、斯威夫特、布莱克、亨利·詹姆斯、布郎宁、叶芝、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呢?”即便加上这个补充的名单,英国文学经典在这里依然是有限的。

  比较一下鲁迅和布鲁姆各自挑选的英国文学的作家名单是颇有意味的。在鲁迅那里极受推崇的拜伦和雪莱根本就不入布鲁姆的法眼,即便在他后来补充的名单中也难列其中;而布鲁姆心中的那些代表了“民族之经典与文类之经典的崇高性和代表性”的英国文学作家也大都难以引起鲁迅的兴趣和关注。他们之间选择的差异是如此鲜明而突出,而他们的选择又都绝不是随意的、任意的,这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书中重点分析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还有雪莱、哈兹里特、基布尔及其他,却没有论及拜伦,这大概颇能代表西方学术界的观点。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持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他对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影响。1979年出版的由杨周翰先生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部在国内影响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文学史。书中对于英国“湖畔派诗人”有这样一段论述: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法国革命还表示欢迎,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们又感到恐惧,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人民,因而开始转变,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推崇国教,拥护“神圣同盟”。……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否定文学反映现实,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美化封建中古。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段文字几乎成了我国评价英国湖畔派诗人的经典之论,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种外国文学史著述之中。其实,早在1956年中山大学编的《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就刊载了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英国文学概要》,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与《欧洲文学史》上的这段文字大体相同,这就意味着后者基本上沿用了苏联学术界的观点。

  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中,编者索性将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关于英国的消极浪漫主义,书中只提到半句,“在英国有所谓‘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人”,编者甚至都不愿意用一个完整的句子。书中重点分析的仍然是雪莱和拜伦。因此,这时期在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作家就是拜伦和雪莱,而“湖畔派”作家则几乎不值一提。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1999年由郑克鲁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就专门为华兹华斯安排了一节,置于拜伦之前。在新版的《欧洲文学史》中不再将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而是将浪漫主义诗人分为两代: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为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为拜伦、雪莱和济慈。

  “华兹华斯以心灵的历程与平凡中的瞬间等文思影响了乔治·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柯勒律治则以有关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批评观,尤其是新批评派。从某种意义上,即使不提他那才华横溢的诗作,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可使其稳居伟大作家的高位。”{5}书中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评论文字要略多于拜伦与雪莱。2003年修订再版的由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虽然仍为拜伦、雪莱安排了专节论述,但对于“湖畔派”三诗人也增加了千余字的论述。

  二

  英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也就是“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的过程。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英国文学经典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及发生影响;二是英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被经典化,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英国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英国文学经典进入中国必定经过了一个翻译、过滤、转换、变形的阶段,经过了这一阶段的英国文学经典便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据郭延礼考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小说以1873年初(同治十一年腊月)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为代表”。该小说凡三卷,55节。小说通过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康吉的生活经历,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社会生活的淫靡和堕落。但这部小说绝对算不上英国文学的经典,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昕夕闲谈》虽知是英国小说,但何人所写?至今也不大清楚”。小说作者都不大清楚,其经典性也就无从谈起。

  自此之后,英国文学作品陆续进入中国。从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期间是“外国文学大量涌入的非常时期,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又一新的译介浪潮”。这期间共翻译英国文学作品达703种。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英国文学翻译出版的高潮开始于1954年,结束于1959年,在这“短短的6年中竟推出了166种翻译作品”。1978年以后,我国的英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更是逐步走向了繁荣和昌盛。许多英国文学作品终于渐渐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我认为,英国文学经典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或理由:

  首先,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分不开的。最先接触英国文学经典的是那些译介者,译介者的经典观将决定他们对经典的选择和译介。最早翻译英国小说的蠡勺居士,他翻译英国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启发良心、惩创逸志”,“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译者评价文学的眼光主要在于伦理和道德。又譬如林纾,他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后,20余年间,共翻译了180余种文学作品。

  但这里所涉及的英国作家大多为二三流作家,属于布鲁姆经典名册上的只有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林纾译有多部,如《大卫·科波菲尔》译为《块肉余生述》,《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译为《滑稽外史》,《奥列弗·退斯特》译为《贼史》,《董贝父子》译为《冰雪因缘》,这些小说固然是狄更斯重要的作品,但都算不上他最精彩的作品。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狄更斯最重要的小说是《艰难时世》,以后又认为《双城记》最能代表狄更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而西方学者大多数与布鲁姆一样,认为狄更斯的核心作品应当是《荒凉山庄》。

  而以上这三部小说均未能进入林纾的翻译视野。显然,林纾由于不懂外文,只有将选择作品的主动权交给口译者,而口译者虽通外文,但均非学习或研究外国文学的。因此,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并无系统地、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也不熟悉西方真正的经典,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作品。

  其次,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还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如果说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最初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密不可分,那么,越到后来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或起决定作用的便是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力量归结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而就中国20世纪的翻译文学来看,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主要是意识形态在起着操纵或制约作用,诗学和赞助人则往往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同谋。就整体而言,中国最初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名著占不到翻译小说的10%,而90%以上的译作是属于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对于英国文学的翻译情况也大体如此。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当时译书的目的主要是借鉴其思想意义,文明的意义,而不是考虑其文学价值和意义。

  以英语诗歌翻译为例,中国近代对拜伦的翻译较多,他的《哀希腊》一诗就先后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四人的译文。他的其他作品也经常被译成中文,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而拜伦同时代另一诗人华兹华斯,虽然也有零星诗作被译成中文,但却并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他诗歌创作的那种朴素自然毕竟离中国的现实较远。

  拜伦和华兹华斯,中国人更看重前者的经典性,后者则正好相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拜伦。

  这种意识形态对英国文学经典的操纵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愈演愈烈,最后只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才可能被认为是经典。于是,英国文学就只剩下一部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的《牛虻》了。

  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对牛虻有过高度评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这部作品成了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文学经典。但是,时过境迁,《牛虻》除了还算得上所谓“红色经典”外,与真正的英国文学经典已经无缘了。

  第三,英国文学经典进入中国语境,必定受到中国文化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翻译、阐释、批评、传播过程中变形转换,已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英国文学经典,必定是已经中国化后的英国文学经典,它甚至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英国文学经典如果要获得中国文化语境的认同,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就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读、误译、重写,甚至改写。

  譬如英国作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1856~1925),这位在英国文学史上几乎不见经传的作家,却完全有资格和理由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鲁迅先生对于他曾写过一段发人深思的文字: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但只有上半本,根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3}

  这里先前的译本指的是1901年由蟠溪子、天笑生翻译的《迦茵小传》(Joan Haste,1895)。1905年林纾和魏易翻译了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哈葛德,还是他的小说《迦茵小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均没有什么地位,但林译本一出,在中国影响深远,并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显然,《迦茵小传》虽然算不上英国文学的经典,但就其对中国读者和作者的影响而言,它应当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对英语诗歌的翻译、重写、改写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在翻译过程中,最初的译者往往采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文言形式,或五言、或七言、或骚体、或长短句,使得所翻译的英语诗总是带有浓郁的中国风味。譬如马君武所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歌》:

  暴君昔起遮松里,当时自由犹未死。

  曾破波斯百万师,至今人说米须底。

  吁嗟呼!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4}这哪里是英语诗,分明就是中国诗。以后的英语诗歌虽然主要改用白话文翻译,但因为英语和中文的差异太大,原封不动的翻译总是不可能的。那种“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风味”的彻底和全部的“化境”,只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英国文学经典译介到中国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最初译介到中国的往往并不是英国文学的真正经典,而英国的非经典作品常常在中国成了代表英国文学的经典。这种中国读者与英国读者对于经典在认识上的裂隙和差异,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也由大变小,最后趋于同一。这应该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并且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

  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英国文学经典在经过翻译、转换后就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如果它对中国文学和读者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那么,它也就成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甚至成了中国的文学经典。

  当然,英国 文学经典几乎从来就不是直接地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影响的,它通常总是在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才发生影响的。周作人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即便是我国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当初也是因为阅读了“林译小说丛书”而有了大发现,并将他带领进了一个新天地。“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总之,随着中西 文化交流的频繁、普遍和深入,西方人对经典的选择、评定越来越限制,甚至规定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的认识和界定。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西方经典认定也越来越接近,甚至趋于同一。

  这种情况固然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认知水平的同步,但也隐藏着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原创精神的弱化和丧失。因为这种“同一”基本上等同于“同西方”,尽管这里的西方可以是西方不同的国家。这样一来,西方学者对经典的选择标准就会成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这也将成为衡量所有非西方学者学术眼光和水平的唯一标准。

  研究莎士比亚的非西方学者,最高目标和理想就是将来有一日能得到英国的莎士比亚专家的首肯和赞扬,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就得看俄罗斯人的脸色行事;研究福克纳的,自然就得唯美国学者的马首是瞻;至于研究歌德,当然就要看德国学者的眼神了……而那些西方汉学家,似乎并不太在意中国学者说了些什么,尤其不大在意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说了些什么,有些西方汉学家甚至声称:中国的20世纪文学史只能由他们来撰写才是最公正、最客观、最真实的,因为他们最少顾忌和偏见。而事实上西方汉学家独特的视角和富有创见的成果的确曾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并因而改变了我们对某些中国文学经典的评价和看法。

  面对以上研究状态,如果我们不加以思考和警惕的话,最后中国学者发出的有关西方经典的声音,便可能只是一味的重复西方、复制西方,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索然无味。

  由于英国文学在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由于英国学者对于经典的评论是如此的卓越,并富有传统,因而对于研究和思考英国文学的我们而言,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和严峻。试问我们在阅读英国文学经典时,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立足点,我们何以能做出自己的评价和检验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出发点,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尽心尽力,我们离自己的目的地也会越来越远。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说,英国文学经典并不一定就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正如中国的文学经典并不一定就是英国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我们曾经因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经典的不同认识和阐释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对中国文学经典进行过解构和重建;我们也是否应该对英国文学经典有自己的理解、认识和阐释,以便英国人能够借用“他者”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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