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军90周年论文

时间：2017-06-17 14:58:13 刘丽859由分享

关于建军90周年论文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小编分享关于建军90周年论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关于建军90周年论文范文1

　　浅析毛泽东建军思想

　　摘要：军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军队建设是我们始终不能松懈的艰巨任务。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走过88年的光辉历程，指导其发展壮大的毛泽东建军思想依然为其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独创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建军理论。因此，研究毛泽东建军思想不仅具有承前意义-总结建军历史经验，更有深刻的启后意义-为今天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真正建成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保障。

　　关键词：建军理念;建军原则;建军宗旨;建军方针;现代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E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45-03

　　毛泽东建军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覆盖了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直到今天仍然散发光辉。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建军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1]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战争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军队。没有组织严密、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队，仅靠临时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2]在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从1927年到1949年，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使毛泽东深刻体会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27年4月由于陈独秀放弃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残酷屠杀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思想，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3]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要求，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4]而对“第三方”人士提出的中共在军事上让步的请求，毛泽东一针见血：“没有我们这几十万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5]正是保存了人民军队，在国民党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后，共产党才不至于任人宰割，措手不及，才会仅用4年的时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枪杆子打下了一个新中国，用枪杆子打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时所提出的建军原则。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在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建立和健全党组织当作改造部队的中心工作。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使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并在连以上的各级设立了党代表，健全和完善了党的各组织，使党对军队进行了有效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极大增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确立了党委制等重要制度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申明，要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和地方的党委要抓军事，不能因为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放松对军队的领导。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关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军队比起来最显著的优势就是政治优势。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毛泽东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建立起以党代表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工作制度，初步形成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套原则。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标志着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已经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政治工作要想取得效果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心环节。毛泽东注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重视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先进性、针对性和现实性。根据不同时期军队的实际情况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高了教育的效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进行了灵活运用，如办报、办培训班、开活动分子大会、开展游艺活动等。正是运用政治工作这个法宝才使得人民军队不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能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持政治本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三、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

　　军队的宗旨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我军的建军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是人民军队唯一的建军宗旨，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必然以党的宗旨作为自己的宗旨。自人民军队建立之日起，毛泽东就把建军宗旨置于军队建设十分重要的位置，重视对全体官兵进行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教育，通过教育使官兵树立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思想。在领导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就向起义部队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6]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讲话时明确提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4]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贯穿了军队战斗和发展的全部历程。建国后面临新的历史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仍得到继续坚持和发扬。

　　为了践行建军宗旨，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是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并在军队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三大任务是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最早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县城，12月下旬，毛泽东总结茶陵活动的经验时郑重宣布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支持长期抗战，毛泽东规定了我军参加生产的任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继续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大任务。战争后期由于在新解放区建立革命政权接受和管理城市需要大批干部，毛泽东于1949年2月发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执行三大任务，不仅使人民军队得到锻炼，促进了军队建设，而且更好的推进了革命和建设目标的实现，是军队建设的一大特色。　　四、人民军队的建设方针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民主制度的开创者，也是人民军队严明纪律的制定者，在长期的建军实践探索中，提出了关于加强人民军队民主制度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建军思想。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允许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繁琐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他领导部队成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有监督、批评军官的权利，开创了实行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古田会议上，针对军队中仍然存在着肉刑等一些不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举行废止肉刑运动”，我军的民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从1943年起，人民军队开始运用整风的方法在连队召开各种民主会议，检查官兵关系，广泛开展尊干爱兵的运动，不仅使部队民主得到很好地发扬，还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军队民主生活要不断创造新形式，充实新内容，使其人民军队在新时代有更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纪律好，如坚壁。”[7]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出发，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建军经验，在严明纪律和培养军队优良作风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财富。秋收起义后，针对部队中纪律涣散和侵犯群众利益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毛泽东1928年4月在桂东沙田正式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8]延安发生的黄克功事件更是毛泽东严肃军纪的有力证明。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老红军、老党员的身份对其姑息容忍，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9]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军队的作风建设，为培养一支作风优良的军队，倾注了大量心血。其雷厉风行、紧密团结和艰苦奋斗的军队优良作风，既保证了人民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度的集中统一，还极大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这支铁的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提高战斗力和现代化水平的建军目标

　　战斗力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是衡量军队强弱的主要标志，是决定军队胜败的根本条件。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提高军队战斗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35年11月，在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他指出：“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3]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10]在这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阶段，毛泽东把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作为全民族的任务提出来，可见其对提高军队战斗力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即使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军队战斗力的建设，推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使军队拥有更强的整体力量。

　　在战争年代，由于我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以及政治经济落后等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受到阻碍，但毛泽东仍从培养现代化人才、现代化军队体制编制的逐步确立等方面加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8]1949年9月，他在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11]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军完成了以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体制的转变，新的合成军队体制已经建立起来，海军、空军和主要特种兵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即使在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依然果断作出发展尖端技术，研制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的重大决策，使我军的现代化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毛泽东建军思想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它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不断随着时代条件和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为早日实现我们的强军梦不懈努力，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谱写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362.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7.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404.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1，1237，1405.

　　〔5〕郭德宏.风云七十年(上卷)[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379.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67.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4，528.

　　〔9〕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0.

　　〔1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165.

　　〔11〕人民日报[N].1949-03-27.

　　(责任编辑赛汉)

　　关于建军90周年论文范文2

　　文化建军是立军之本

　　内容摘要甲午战争不仅是战争双方国力、经济和装备的较量，也是战争双方文化的较量。甲午战争时期，中日海军装备虽有差距，但差距更大的是文化。北洋水师官兵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不知道为谁而战。日本“效忠天皇”的洗脑教育和武士道精神深入骨髓，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人的素质。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战争是参战双方军人素质和勇气的较量。勇气源于文化素养，因此，文化建军对于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甲午战争留给后人的教训之一。

　　关键词甲午战争文化李鸿章海军北洋舰队武士道

　　作者华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今年是甲午战争双甲子年，痛定思痛，中国决不能让甲午战争的历史重演。中国军队要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绝对胜利，必须对甲午战争失败有痛彻骨髓的认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学界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进行剖析，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笔者认为，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不仅是战争双方国力、经济和装备的较量，也是战争双方文化的较量。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通俗地说，文是知识的积累，化是对人的教化。本文从对人的教化角度出发，对甲午战争时期大清军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及其精神世界和文化素质进行剖析。

　　中日海军装备虽有差距但差距更大的是文化

　　1840年以前，大清帝国在世界上是四方来朝的泱泱大国，大清帝国当时号称拥兵80万，超过欧洲所有国家军队的总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然而日本的“中国观”被鸦片战争彻底颠覆和改变了。在那一场因为鸦片而引爆的战争中，仅有区区4000多人的英国“东方远征军”远涉重洋，进攻大清。英军长途跋涉、劳师远袭，而清军兵强马壮、以逸待劳，结果竟然是犯了兵家大忌的英军取得战争胜利。①这一场战争，让世界、也让日本觉得老大的大清国原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根本不堪一击。

　　1874年，日本出兵攻占台湾，大清以签订《台事专条》并赔偿50万两白银了结。那时，日本海军实力不强，还不敢与大清决战。1875年，中日两国都拨出专款，加快海军建设。中日争相向英、德等西方国家订购军舰，双方拉开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

　　近代海战是相对依赖技术装备支持的战争形式。从1870年到1900年，世界海军从风帆木壳战舰飞跃到钢质装甲和蒸汽机时代，同时，鱼雷、水雷等新技术不断问世，使海军如虎添翼。

　　中国北洋水师初创时期，其装备与世界海军技术同步，主力舰“定远”号及“镇远”号各有12寸巨炮4门，航速分别为14.5节及15.4节，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铁甲舰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奉旨停购一切外舰，与新一代管退式速射炮和快速巡洋舰失之交臂。甲午战争前，大清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了最新研制的巡洋舰，其航速可达23节，排水量达4000吨。清政府因军费不逮而最终放弃，此舰后为日本所购，就是在黄海之战中横行霸道的“吉野”号。

　　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在文化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日本脱亚入欧，大踏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全民族上下团结一心，国民精神明显强于中国。为了发动未来的战争，日本决定以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发展海、陆军，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壮大国防。大清帝国沉湎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认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从光绪、慈禧到督抚大臣，皆没有忧患意识，浑然不知大祸将临、国将不国。

　　1890年，中国北洋舰队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排水量27，000吨;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5艘，总排水量17，000吨以上。当慈禧太后恣意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庆贺自己六十诞辰之际，日本明治天皇决定从宫廷经费中每年拨30万日元，从政府官员薪水中抽取百分之十挪作海军费用。天皇下诏：“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六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1]日本商人受到感召，自发捐款100多万元。上自天皇，下至文武官僚，日本举国力倡海军扩张，为建立攻势国防出钱效力。这是中日两国上层领导集团在文化素质上的差异。日本军力飞速提升，花了不到十年时间，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

　　甲午海战爆发前，中国海军由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组成，共拥有大小舰船78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83，900吨。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74艘，总排水量达到72，000吨。在吨位和舰艇数量上，中国海军强于日本，位居世界第9位，日本位居第11位②，但从主战舰艇的质量上看，日本海军军舰舰龄短、航速快、配置速射炮的新舰多于中国。

　　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装备虽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差距大在两国的文化。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颐和园以保海军建设，慈禧训斥道：“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2]慈禧一言九鼎，从1888年到1894年，大清海军没有添置一舰一炮，而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展海军，造成北洋水师装备与日本联合舰队装备差距达到7年。

　　大清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上的差距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1894年5月下旬，北洋水师举行盛大的军事演习。李鸿章特邀英、法、俄、日等国家军事观察员参与检阅。事后，李鸿章向朝廷奏报，称北洋水师船阵整齐、雁行鱼贯、操纵自如。“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国观察员事后上书英国海军部，认为北洋舰队的战力不容小觑。

　　北洋水师官兵文化素质普遍低下

　　英国人认为“战力不容小觑”的北洋水师为什么在黄海之战中一败涂地呢?两军交锋，短兵相接，人的因素亦即前线官兵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上升到第一位。　　大清军人的素质怎么样?无论陆军还是海军，大清军人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大清军人多为无业之穷民为谋食而来，“近年民穷俗弊，伏莽潜滋，自各路募兵以来，凡无业之穷民，大半束身归伍，化暴为良”[3]。为谋食而来的军队既缺乏文化，更缺乏勇气。

　　大清军人无论陆军还是海军多半是文盲，有人说，大清的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是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的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一个俄国驻华外交官马克・戈万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在书中记载，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是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着一把扇子。

　　浙江道监察御史李念兹奏“整顿营务折”，指出军营弊端：“一在兵多未精。各将帅奉命募兵，只求足额，不择强弱，甫经乌合，未经战阵，一闻炮震即溃”;“一在将多不专”;“一在克扣军饷。倭兵月饷30元，我兵仅4两余”。[4]倭兵月饷差不多是清军的7倍。募兵不择强弱是为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再遭克扣军饷，这样的军队闻炮震而不溃败才是怪事!

　　德国人汉纳根评价中国军队说，中国军队平内患有余而御外侮不足，“现时中国御倭之军，不犹是昔年剿寇之军乎?以之平内患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何也?倭人于近30年来，知旧式不可恃，仿西法治军，通国之兵皆经精炼，号令听于一人，器械皆用一律”。[5]

　　就北洋水师而言，有学者认为，北洋海军是“一支为外国人所掌握而又训练懈怠、纪律败坏、缺乏战备的海军，当然不可能对保卫中国主权、抵抗外来侵略起多少作用”。“除了甲午战争时的其他各种因素之外，北洋海军本身存在的问题就是导致这种结局的基本原因。”[6]

　　从北洋水师的指挥机构看，李鸿章让出身于陆军的丁汝昌担任海军提督，而丁汝昌“于海军之奥妙全然不知”。[7]丁汝昌不以为耻，竟甘以外行自居。在船上，他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发生龃龉;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他开设了多家店铺敛财;他还自蓄优伶，平日生活骄奢淫逸。丁汝昌多次遭到弹劾，李鸿章却称“海军人才无出其右者”[8]。李鸿章竟然相信所谓洋人能够在海上作雾迷惑敌军的鬼话，“谓作雾洋人，非丁汝昌不能驾驭”[9]，处处为丁汝昌遮掩辩护。放眼世界，英美德日俄有不懂海战的海军司令吗?

　　北洋水师军官出国留学欧美的人比较少，仅3批不到百人，余为大清海军学校培养。③大清开办的海军学校所设军事课程内容较少，而儒学教育课程较多，缺乏现代精神层面的教育。外国人评价说，清朝海军军官多尚文轻武，喜静不喜动，身体素质不能与日本海军军官相提并论。

　　《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上，不准建衙门，不准造公馆。然而实际上，北洋水师军官移岸居住者一船有半。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等地有5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军官嫖妓成为常态，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两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在岸上嫖妓未归，造成两舰无人指挥，结果被日军击沉。除嫖妓外，官兵热衷于赌博，每到北洋封冻季节，北洋水师照例南巡，赌于香港、上海，令有识之士心生忧患。

　　北洋水师军官平日安富尊荣，因为没有经历过实战考验，在战场表现为昏庸畏葸、惊慌失措。福建道监察御史提出，“总兵林泰曾、刘步蟾皆船政学生，风涛沙线粗能通晓，两人分带二铁舰，安富尊荣，拥以自卫，其昏庸畏葸，更甚于丁汝昌”[10]。黄海之战中，当发现日舰来袭时，丁汝昌下令以双横队应敌，结果却变成了人字形，原因是各管带勇怯不一，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

　　日本人1938年编写的《近世帝国海军史要》记：“致远号沉没，在丰岛海战中被吓得心惊胆寒的济远号接着逃走，经远号、来远号、靖远号和广甲号等舰也逃走奔命。”[11]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战后撰文指出，在双方鏖战胶着的时候，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十分勇敢的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竟然临阵逃跑，原因是被日本海军打怕了。伊东佑亨说，其他管带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惊慌失措，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旗舰管带刘步蟾在两舰相距5300米时即发炮射击，其余各舰跟着开炮，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违背了海战“首发命中”的起码要求;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临战先逃，结果是洋员院长坚持到最后。

　　北洋水师的军官素质如此，士兵的素质也不高。北洋水师的士兵多招募于沿海渔民，缺乏文化素养。进入北洋水师后，由于纪律松弛，在军官的熏陶下，普遍养成吃喝嫖赌的不良作风。

　　北洋水师成军后，早期聘英人琅威理担任总教习，琅威理按照英国海军训练的办法和标准对北洋水师官兵进行训练，为此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章制度。北洋水师当时用英文施号令旗，各弁皆能一目了然。琅威理被李鸿章解雇后，北洋水师世风日下。据黄海战后北洋水师军官揭露，北洋水师平日操演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并早已测量好距离。操演船阵，也是先期预定阵式，各管带只需默记应操演数，其余不问。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但是不能欺骗敌人。水师训练流于形式的结果是，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发射的鱼雷无一命中目标。甲午海战中，“致远”号曾经对日舰“吉野”号发射鱼雷，结果没有命中，反而被日舰鱼雷击沉。北洋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敌舰“西京丸”400米处发射鱼雷，结果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敌舰躲过一劫。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当时在“西京丸”号督战，北洋水师痛失良机。北洋水师鱼雷快艇作战情形正如广东巡抚马丕瑶所指，“行军之要，器械为先，有兵勇而器械不精，与无兵勇同;有器械而操练不熟，与无器械同”[12]。

　　1891年，北洋水师到日本访问，时任日本海军横滨镇守府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发现北洋水师的大炮没有擦干净，军舰上晾着衣裤，东乡平八郎据此认为清军纪律败坏，得出“北洋水师不足惧”的结论。

　　东乡平八郎没有虚构故事，黄海海战的紧张关头，丁汝昌所在的旗舰发射炮弹，竟然震断舰桥，致使丁跌落负伤，可见平日对舰船保养不力。在军舰上养狗，以军舰为慈禧送荔枝，用军舰载货载客，从朝鲜走私人参等等，不一而足，皆比大炮上晾晒衣裤严重得多。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嫖妓，引起日本民众的围攻，酿成外交事端。李鸿章获悉后，认为“武人好淫，自古而然”，李的放任自流，造成北洋舰队官兵军纪日下。　　北洋水师虽多次演习，但从未经历实战。黄海之战中，当日军炮弹落在自己的甲板上近距离爆炸时，北洋水师阵脚顿时大乱。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军人普遍缺乏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吃喝玩乐。

　　甲午战争前，“经远”号二副在船上曾经发出一封家书，家书预测如果与日军交手，“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13]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战前就认定北洋海军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李鸿章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也不乐观。1894年5月，李鸿章参加北洋水师阅兵后奏报：“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14]李鸿章担心“后难为继”，不过两个月后担心就变成了事实。

　　黄海之战，北洋水师被击沉5艘，而日军一艘未沉。李鸿章谎报军情说：“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具覆。”[15]清廷被李鸿章蒙蔽，海战一败涂地却不知真相，下诏褒奖了有功人员。

　　“致远”号在海战中伤痕累累，邓世昌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邓世昌命挂冲锋旗，鼓足马力撞沉“吉野”，不幸被日舰击中，官兵200多人壮烈殉国。邓世昌义不独生，自沉而死。“经远”号以一敌四，管带林永升被炮弹击中头部阵亡，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陈京莹战前给父亲写信，表示要为国尽忠。“经远”号中炮沉没，陈京莹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薄暮冥冥，苍烟锁海。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11名管带有7名为国殉难，近千副忠骸魂断海洋。北洋水师出现了邓世昌、林永升、陈荣、陈京莹那样临危不惧的英雄，如果北洋水师人人都是邓世昌、林永升、陈荣、陈京莹，黄海之战会失败吗?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重创“比睿”、“赤诚”、“西京丸”等日舰，坚持了5个小时。号称大清精锐之师的淮军在陆路战场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在贪生怕死将领的指挥下一败再败，其勇气还不及北洋水师。

　　鸭绿江防线部署淮军4万余人，而日军只有2万不到。日军远途奔袭，清军以逸待劳，但清军毫无斗志，日军进攻义州，守城淮军只放了一排枪便弃城逃跑。时任平壤清军总指挥叶志超闻日军攻平壤，尽弃粮械军资，6天狂奔500里，途中遭日军伏击，抛下了2000具尸体，狼狈跨过鸭绿江。仅平壤一战，清军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万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鸭绿江防线不到10天全线溃败，清军官兵死伤无数。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清军大连守将赵怀业在开战前已将其金银细软提前装船运走，面临日军的进攻，赵怀业在城头高高竖起白旗投降。大连军械仓库130多门大炮、600余支步枪、240万发炮弹子弹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敌缴获。清军旅顺守将、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士气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坚不可摧的“远东第一要塞”旅顺口陷落。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日军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旅顺口陷落后，日军司令大山岩下令屠杀和强奸，全城百姓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旅顺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埋葬了2万多冤死的游魂。

　　淮军从将军到士兵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魂飞魄散，兵败如山倒，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成为近代战争史上的笑柄。清军怯懦，畏敌如虎。李鸿章无奈地说，斩了主将，换了副将，还是怯懦。

　　前方鏖战急，弹洞金州壁。金州大连城破的那一天，颐和园犹如世外桃源。这一天，慈禧太后照例召见枢臣，对旅顺失守只字未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天皇在战争期间宣布与百姓一样每天只吃一餐饭，以节省资金支援前线。天皇每天亲临大本营指导战争，皇后亲自到医院慰问伤员。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对战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北洋水师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威海卫失守后，号称北洋三巨头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左总兵林泰曾、右总兵刘步蟾吞食鸦片捐躯身亡。变节将领率官兵5137人投降日本，其中海军3097人，陆军2040人。洋务运动凡30年，其间编练新式海军、打造新式陆军、兴办军事院校、建造军械工厂等等，随着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而宣告破产。中国“海军梦”初殒马江，再殁黄海，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

　　淮军陆路战场一败涂地，英勇抵抗与战死的将领寥寥无几，而率军或逃跑或投降的将军却数以百计。大清打了一场缺乏准备却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战争。甲午海战和陆战几十次战斗中，大清海军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陆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李鸿章选择了一个出身陆军而不懂海军的丁汝昌担任海军司令，导致海战失败;选择了一个畏敌如虎的叶志超担任平壤清军总指挥，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清军陆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阵亡31500人，而日军死亡仅13306人。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官兵为国捐躯。他们作战越是勇敢，反衬政府越是无能。

　　战争失败是要追究责任的。清朝统治者将战争失败的罪责推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方伯谦奉旨被处死。丁汝昌死后，清廷下诏褫职籍、没家产，将其棺柩涂抹黑漆并加三道铜箍捆锁，以示永世不得超生。叶志超被革职查办，判斩监候。甲午之败，其实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战争的执行者受到了惩处，战争的决策者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

　　日军官兵的武士道精神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为了培养有军事素质的军官，日本于1875年仿效法国建立军官学校。在军官学校中，特别强调精神教育。1880年，日本国会决定以德国为样板建立日本现代军事制度。1883年，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参谋大学，聘德人梅克尔为教官。日本认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为此设立了技术门类齐全的海军学校。除自己培养军官外，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先后选派100多学生出国学习海军。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员几乎全是正规初级海军学校以上的毕业生，少数在高级海军军校或在外国军舰上学习过。因此，日本海军军官科学文化素质比较全面，身体素质也比较好。　　与北洋水师相比较而言，日本海军有一批优秀的指挥官。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系从士官、副舰长、舰长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军官，曾经担任日本海军大学校长等职，深谙海军之道。此外，东乡平八郎、秋山真之都是一批优秀的海军人才。日本士兵多半接受过小学教育，日本赢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天皇说首先应当感谢日本的小学老师。

　　早在1882年，日本颁布《军人敕语》，提出“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将效忠天皇列为军人的职责。日本政府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要求全国所有学校将天皇教育敕诏与天皇像片共同悬挂，每日早课必须大声朗读。《清日战争》记载，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日本效忠天皇的洗脑教育和武士道精神深入骨髓，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人的素质。

　　所谓武士道，即武士的职业道德，其核心是绝对忠于天皇。武士道认为，只有为天皇而死才是真诚的，其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是梦幻。武士道提倡“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应该死的时候决不偷生，应该活的时候决不轻生”。武士道精神还培育出一批清廉的政府官员。日本政府官员的清廉并不是来自民主监督，而是源于政府官员克己奉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青年参军，家人以“祈战死”相赠，友人以“勿生还”相贺。因此，有人认为，日本近代化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武士道精神。

　　在武士道精神的培育下，日本国民以爱国为己任。1886年，大清“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应邀访问日本长崎，雄伟的军舰引起日本民众的嫉妒与愤恨。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16]

　　对于黄海之战，日本海军作了充分的准备。日本军方在战前派遣大批奸细到中国刺探军情。“洋报谓其潜入中国之奸细多至数百人”。[17]陆军参谋部次长川上操六身体力行，亲自到中国搜集情报。他们收集渤海沿岸各海口的水文气象资料，绘制了详细海图以及北洋水师舰船、官兵信息，甚至辽东半岛每一个村庄有多少人、有几口井都一清二楚。著名的日本间谍田安治与罗金来化妆成中国农民，连中国人也不能辨其真伪。

　　在黄海之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作战思想先进、战术灵活、指挥得当，击沉北洋水师舰船5艘，伤7艘。在黄海海战重创北洋水师后，日本联合舰队视北洋水师残部为心腹大患，决定聚而歼之。日本海军进攻旅顺前，充分掌握了情报，“此次倭船逼攻旅顺，已预知埋藏水雷之所，曲折绕避，竟无一舰碰伤”。[18]

　　在作战中，日本军人不怕死。当北洋水师鱼雷艇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日军采取鱼雷攻击、夜袭等多种手段攻击北洋水师，直至在登陆部队配合下彻底将其歼灭，最终将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9艘编入日本海军舰队。

　　文化建军重在树人

　　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向日本的报告中断定，日本在与中国未来的战争中已经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他说：“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19]宗方小太郎所述，反映了中日双方战前国民的精神面貌。

　　与日本国民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人的阳刚与勇武历经元、清两个马背上民族的统治差不多被摧残殆尽。中国人的精神旅途通往你耕田我织布的“寒窑”，民族魂弥散在一个个“寒窑”里，没有凝聚为国家民族精神。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淮军一溃千里，天朝上国的尊严丧失殆尽。黄海之战，日本方面记载“丧亡298人，清国方面丧亡850人(广甲号的丧亡情况不详)和5名随军外国人(英、美、德)，其中两名英国人战死”。[20]

　　世界上每一次大海战几乎都重新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李鸿章东渡日本谈判。在第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透露中国须割让台湾，李鸿章说，若如此英国必将干涉。伊藤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伊藤博文提出最后修正案，李鸿章一再要求减少一些赔款，甚至向伊藤哀求减少五千两作为回国的旅费，伊藤寸步不让。

　　一纸《马关条约》，日本获得赔偿军费2亿两;赎辽费3千万两;日本占领威海后要求大清交付防守费每年50万两，3年合150万两;清政府兑换英镑价亏2819万两;加上北洋舰队价值8000万两白银的军舰、炮台等设施，清政府实际损失3.4亿两白银。对于当时年度财政收入只有4千万两白银的日本政府来说，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8年半的财政收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日本从此一跃而起，而大清却一落千丈。更为重要的是，大清军队从此成为日本军队和国民的笑柄，大清帝国被日本人看作是一个腐朽败坏而即将倾圮的国家。

　　日本政府决定将赔款的62.7%作为陆军和海军的扩张经费。世界上无论什么行业也比不上战争获得的巨额利润那样血腥与疯狂，甲午战争的赔款使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泥潭里愈陷愈深，日本从此成为一部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

　　1894年11月，恩格斯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战争说：“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21]甲午战争是东亚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东亚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甲午战前，中国GDP是日本的9倍;甲午战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日本爱学习别国的长处，当唐王朝领衔世界潮流的时候，它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遣唐使”;当大清败于鸦片战争以后，它毅然决然告别“唐化”之风，宣布脱亚效欧。李鸿章嘲笑日本人穿起了洋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建立了一支农民的海军，他从西方购买到了亚洲最大的舰队，却没有购买到西方的管理制度和作战思想。北洋水师成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与西方现代工业兵器相结合的畸形儿。　　甲午海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中日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场战争。双方装备都采购自欧洲，双方教练都聘请自西方，双方命令都采用英语，乃至双方许多军官来自西方同一所学校，为什么战争的结局竟然有天壤之别?

　　中国甲午战败，教训多多。北洋水师和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称他兴办的北洋水师不过是“纸老虎”，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22]甲午一战，中国陆海军果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中日两国在19世纪60年代同时实行改革，中国推出洋务运动，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然而，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了大清前进的包袱，中国的改革止于表象，而日本的改革讲求原理。结果洋务运动30年被甲午战争粉碎，明治维新30年让日本成为现代国家。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中国战败是因为没有实行改革，“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23]其实，大清30年的洋务运动也是一场改革，然而这是一次没有摆脱农耕文明桎梏的改革，是一次没有触及根本制度的改革。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战争是参战双方军人精神的较量、素质的较量和勇气的较量。精神、素质和勇气源于文化素养，因此，文化对于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提高军营文化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一环。文化建军，重在树人。建设一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军队，打造当代中国军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掌握一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样的军队才是不可战胜的。

　　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会重复规律和教训。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但战争的伤口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阶梯。马江和黄海的英魂以血写的历史告诫后人：中国必须走向深蓝!中国必须经略深蓝!走进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两个甲子前的那一场战争告诉后人：愚民必弱!腐败必亡!弱军必败!怯战必溃!

　　注释：

　　①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陆续增加到2万人左右，清军动用的军队前后约达10万人。

　　②关于中国海军和日本海军在世界的排位，由于各国统计时间和统计方法不一样，结论各异。一般认为，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前排列在世界前十位，略高于日本海军。

　　③甲午前后开办的海军学校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昆明湖水操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威海海军学堂、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大沽鱼雷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北洋医学堂等。

　　参考文献：

　　[1]佐藤市郎.海军五十年史.日本：鳟书房，1943：105.

　　[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

　　[3][4][5][7][8][9][10][12][15][17][18]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3).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6：490、544、178、77、399、403、77、593、135、76、239.

　　[6]郑云山.洋务运动中的北洋海军.历史教学，1981(2).

　　[11][20]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861、863.

　　[13]王记华.甲午英烈，家国情长――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及其甲午遗书所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1).

　　[14]李鸿章.校阅海军事竣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7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