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管理论文(2)
非政府组织管理论文篇二
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研究述评
摘要：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近些年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学者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危机管理参与的背景和意义、对非政府组织危机参与的理论解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方面，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和经验，同时也有国内学者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介绍。
关键词：危机管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治理;合作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26-08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各国出现了一场公民结社的浪潮，其主要特征是非政府组织的勃兴。非政府组织是具有鲜明道德取向和伦理精神的组织，正是非政府组织的公益目标取向，使它能够向社会边缘群体提供服务，缓解、预防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发生;不但如此，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救助和灾后重建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解读，而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背景与意义，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视角解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关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解决路径等方面。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一)转轨时期和风险社会的背景
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在我国是由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具体来说，第一，后工业社会是参与的时代背景。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便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是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危机、社会与社会的危机、人和环境之间的危机。第二，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背景使我国的危机管理形势更加严峻。首先，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达千亿以上。其次，安全生产状况不容乐观，重大安全事故经常发生。再次，公共卫生事件增多，重大疫情和食品药品管理难度加大。此外，还有社会安全形势严峻、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国内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等问题。第三，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我国目前危机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二是社会转型的阵痛;三是政府信任的流失。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发生的根源。第四，传统治理模式的失效。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了三种类型国家治理的失效：制度性失效、政策性失效以及结构性失效。结构性失效是指以国家为核心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的失效，制度和政策性失效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常态，这些问题都是危机多发的体制原因。因此，面对各种危机，迫切需要引入新的机制和治理模式，来应对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给人类造成的挑战，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民族国家和政府当然的选择。
(二)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功能
社会危机的多发和传统治理模式的失效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前提条件，但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参与，主要取决于它在危机管理中起到何种作用。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其在危机管理中能够发挥出独特的作用。第一，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草根性等特点有助于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比如，一些环保组织和关注社会公平的组织，它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消除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改善社会不公平的状况，所以，它们能够纾解和祛除导致危机事件发生的风险诱因。非政府组织来自于民间社会，能及时发现危机的前兆，充当预警机制。非政府组织能够成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它能够在社会与政府之间传达民意信息，使公民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形成官民矛盾的调解舒缓机制。非政府组织在灾后重建中，凭借其专业能力和资源吸纳优势，在施加人道主义救援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能够构建应急文化和进行危机教育。谢菊认为，非政府组织在构建应急文化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通过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体，与政府合作建立一种危机社会教育体系，从而提高社区应急教育和文化建设。沈荣华认为，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贴近群众和基层，所以能够在危机现场救助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非政府组织能够筹集危机管理所需的各种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德国等国家的经验，非政府组织能够进行防灾知识教育，提高人们的抗灾能力和防灾意识，降低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也有学者依据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各个阶段的具体效用来论述它参与危机管理的意义。譬如，陈秀峰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前具有预警和宣传作用，在危机发生后可以组织社会动员，筹集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资源，协助政府进行危机治理，在灾后进行危机后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马海韵、张晓阳认为，在正常阶段，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建设、人才培育、信息传递沟通、普及抗灾知识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危机预兆时期，非政府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准备等工作;在危机爆发阶段，非政府组织以其行动灵活迅速、提供救灾服务细致入微而见长，能够有力支援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在灾后恢复阶段，非政府组织能够进行心理辅导、损害救助和进一步的危机教育工作。有人认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微观基础在于它具有公民信任结构。在个体的微观层面，它能生成个人间的亲密信任关系;在中观层面，它能创造群体的信任关系;在宏观层面，它能增加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和认同。在危机发生的各个环节，非政府组织的公民信任结构都具有开启信任网络、巩固信任结构、促进信任社会资本再生产等方面的功能。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在信息传递、补充政府资源不足、救援过程协助等作用之外，非政府组织还能够在危机发生时成为跨区域联系的纽带，从而克服行政区划和行业隔离给危机管理造成的不利影响。概言之，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的优势，能够在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阐释
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学者们从多种理论视角进行审视，从中寻找其参与危机管理的学理依据。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大都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寻求理论依据。多中心治理是私人的或公共的个体和组织管理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集合，通过治理，它能够使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人们既可以遵守正式的规则，也可以遵循基于同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治理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合作、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助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治理不再具有强制性质，而是信任与合作。所以，现代社会任何人类的管理活动都需要治理，危机管理更是如此。丁颖等人认为，通过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和挖掘，可以为危机管理提供新的范式和新的思路，以治理理论为切入点，重大危机事件应建立以专业组织为媒介的双轴机制，继而实现非政府组织、政府和社区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最终达到危机损失的最小化。
(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实现组织从无序到有序的理论，“集中研究以自组织形式出现的那类结构，从而寻找与子系统性质无关的支配着自组织的一般原理”。公共危机协同管理就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使危机事件中无序的要素整合到目标明确的网络结构中，促使各要素成为有序、协同的自组织态势，从而达到防止、应对危机的目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完善制度设置、加强权责体系、建设信息平台、优化资源保障和培养社会资本等方面完成危机管理的协同机制。此外，有学者从五律协同理论出发，论证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地位与作用。譬如，马道明认为，社会危机的发生受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以及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规律协同是危机解决的最好方法，而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它蕴含着技术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因素，因此，它是危机管理重要的协同变量，能够在危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服务型政府理论也是学者们审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视角之一。“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震荡，恰恰是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机遇，我们在应对各种各样危机事件的同时，需要改革政府，需要朝着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方向改革政府”。服务型政府在价值取向上突出伦理精神和公平公正，在组织特征上体现非控制导向和充分开放的特质。服务型政府强调建立一个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危机管理现状要求我们必须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最大限度预防危机造成的损害。目前，应该从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提高政府效率、建立社会参与平台和制定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在我国的双重转型中，社会整合机制处于失效状态，公共权力也面临着社会认同的危机，因此，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价值引领社会管理的创新，构建政府服务-信任-社会合作的治理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帕特南、布尔迪厄、科尔曼和林南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普通公民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参与网络，能够形成一种信任和互惠的非正式制度规范。这种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能够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平的公民参与、信任、合作和集体福利;反之，缺乏社会资本则会导致背叛、混乱、停滞等危机状态。社会资本对一个社会的安定和危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所以，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论证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譬如，黄志坚等以汶川大地震为例，指出志愿者组织的参与救灾，对于灾害的救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志愿者组织将分散的、零星的社会资本融汇为共用的、统一的社会资本，使地震产生的危害尽可能最小化，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现代社会危机的高度复杂性特点，导致了危机不可能仅由政府来进行治理，必须寻求新的治理途径，而社会资本对危机管理具有明显正效用，所以，必须构建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和政府合作的危机治理体系。在危机管理中，通过鼓励非政府组织等广泛参与，培育和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建设一个政府社会一公民三位一体的新型危机管理模式。
三、危机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博弈
在实然状态的危机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处在一种博弈的状态。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即二者追求共同目标时的合作一互补关系类型、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功能不足的拾遗补缺类型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对立关系类型(即政府寻求规制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则倡导和督促政府政策变革)。从总体发展脉络上审视，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全权支配的全能政府时期，过渡到非政府组织起协助作用的协作参与阶段，进而发展为二者合作应对危机的合作治理模式。
(一)全能政府时期：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危机应对模式
具体而言，这种模式的特点有：第一，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新中国刚建立初期，我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属于一种全能主义模式，单位是这种模式的基本组成元素。这种模式在纵向上以高度集权的科层制为权力等级链条，信息高度集中，公开程度不强，注重社会动员。第二，单边主义危机治理模式。全能国家模式是以科层官僚制为组织依托，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政府是唯一的危机管理主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官僚制的内在惰性、条块分割造成的沟通困难、全知全能假设下的实际信息短缺等问题，造成这一体制的外适应和内适应困境。第三，非政府组织很少参与危机管理。这一时期，非政府组织在政府的指挥调配下发挥着十分有限的功能，其中原因，一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发育有限，另一方面，是由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危机管理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社会的动员模式，其本质是使用国家和政府体系进行政治动员。这种政治动员机制的特征是中央政府的部署与宣誓决心，各级政府联动响应和高度重视，全力投入，直至整个危机事件的成功解决。 (二)协作参与时期：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作参与模式
由于全能政府模式成本较高，所以，协作参与模式逐渐成为危机管理的主导模式。与全能政府模式相比，协作参与有较大的不同：第一，协作模式吸收整合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在协作参与中，通过明确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从制度上规定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路径、程序以及进入和参与机制，形成有效协同、依法参与、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的危机协作体系。第二，协作参与强调建立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合法拥有者、公共物品的供给者、法律和政策的执行者，在危机管理中处于主导者的角色;在危机事件中，政府在分配资源、灾害的救治、灾后重建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等，则须与政府有效整合、协调互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利益考量、行为特点、应变能力以及知识专长等方面存在多维差异。这种内在的差异需要它们协作进行危机管理，因此，建立一种互动合作的模式是提高危机管理质量的必由之路。第三，参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吸纳模式。从汶川地震的救灾情况看，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的模式表现出行政吸纳的特点，即在没有制度化规范的条件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特点体现为一种反应式参与，政府凭借许可达到吸纳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危机参与，使政府危机救助功能的不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三)合作治理时期：基于信任的合作
关于危机管理中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学者们基于以下思路进行论证：第一，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要求合作治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无法应对新时期的挑战，参与治理模式由于是基于工业社会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治理范式，无法应对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现实社会造就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情况，预示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合作治理模式。第二，协作参与存在参与失灵。我国灾害管理中应急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间协调的困难和地方政府能力的不足，解决措施是除了加强不同层级之间的协调，还要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第三，合作治理是危机应对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剧变期，各种危机频发，给政府的危机管理造成很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和多种社会组织合作才能解决危机频发造成的问题。但是，因为既存在政府失败也存在志愿失灵，所以，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无法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合作式治理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合作治理模式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是平等的关系，二者不再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治理意味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的局面被打破，社会治理不再是控制导向，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是一种建立在多元主体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治理范式，各个主体基于公共利益而展开平等合作。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挑战与进路
当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已经是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共识，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已经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论证，但是，理论分析并不能得出实然的结论，现实生活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针对这一现象，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对策。
(一)非政府组织自身
一些学者从非政府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来分析它参与危机管理效力不彰的原因。第一，非政府组织“类行政组织”特色明显。我国非政府组织具有行政色彩浓厚、服务机制不健全、成员素质参差不齐和外部监督弱化等问题，所以，当前首先需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机制。其次需要从技术上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同时使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自治组织。第二，非政府组织法律身份缺失和专业能力缺乏。非政府组织自身组织化程度不高，组织手续不全，专业能力较为欠缺，很难顺利投入到救灾过程之中。我国非政府组织在自身能力、正式组织资格、与政府合作以及社会认同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国家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生长。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欠缺制约了其危机救助能力，同时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缺乏认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也导致其动员社会能力的不足。因此，必须从以上这些方面加以改进，以促进非政府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政府和社会
基于政府和社会的视角也是学者们讨论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参与失灵的一个重要的视角。第一，政府缺乏有效制度供给。作为一种社会机制，非政府组织有其独特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危机管理时，政府没有给非政府组织提供有效的制度空间，导致非政府组织自身由于能力不足而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同时，公民社会缺乏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成熟社会心理基础等，使非政府组织的功效无法充分发挥。因此，需要改善非政府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使二者能够良性互动;优化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治理结构，以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凝聚力;营造一种新型参与文化，形成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公共应急管理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二，参与缺乏合作机制。向家吾认为非政府组织在专业色彩取向、行为方式特征、考虑问题出发点以及灵活性等方面与政府存在一定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二者具有相当的互补性，成为二者合作的基础。未来需要从建立共享的信息沟通平台、完善和建立法规制度体系、构建联合机动反应机制、加强监督非政府组织以及支持和帮助非政府组织提高应对危机能力等方面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三)案例解读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际的案例解读，来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进路。林闽钢和战建华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的分析，认为非政府组织筹资渠道不畅，筹资身份存在严重垄断现象，与政府之间缺乏明确的协调机制，管理模式落后，这些因素导致在灾后重建中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通过与台湾9・21大地震对比分析，林闽钢等认为，与强政府和弱社会的格局相比，目前，我国应该建立一个庇护型的、强国家和弱社会合作的管理模式;政府在承认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基础上，给予其正当身份，同时，建立对话和信任机制，架构危机管理救助的制度平台，政府管理观念实现从控制到能促的转变，从而力图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最优化。胡冰冰以汶川大地震为例，认为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存在社会文化障碍、法律制度缺失、资源匮乏等方面的问题。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改进，一是在政府方面，需要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制度上构建有利于非政府组织成长和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建立有利于二者合作的决策和协调机制;二是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需要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促使其危机处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张强通过对汶川大地震、台湾9・21地震和日本EI阪神淡路大地震灾后重建的考察，对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的发展方向、政策计划、功能定位能力建设、实践与突破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岳经纶等认为，不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没有建立有效沟通机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另外，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没有自主性等因素，都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救助不力的主要原因。借鉴香港的经验，在政府层面既要对非政府组织给予支持，同时，也要强化监督;在非政府组织方面，需要在健全治理机制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能力。有台湾学者对台湾9・21地震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资金、志愿者人力资源以及信息方面配合较为密切，但在对灾民的救助、救灾场地、设备等方面缺乏合作，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胡涤非通过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合作的定量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在政治合作意愿、规范领域以及资源范畴方面既有共同性也存在差异，因此，二者要以合作意愿为基础，全面推动二者的合作。 五、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他山之石
(一)域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管理和突发事件中的作用。Michael Bothe指出，除了改善国会和政府对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支持之外，还要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专家的专业知识。它们对OSCE预防危机和冲突有诸多助益，因为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们是在各种社区信任基础上建立的草根支持力量，能够强化人权价值和民主价值等观念。Susan Allen Nan认为，非政府组织关于调停的经验能够改善促进和平的效果，可以在很多冲突中扮演成功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具有成功解决冲突与参与和平进程的很多因素，比如，使命感、资源、坚持和经验等。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或国际范围内的冲突解决需要四个条件：非政府组织必须是值得信赖的，具有良好的声誉;所有成功的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都将保密而不是公开的进程，作为组织的优先价值;非政府组织必须与国家行动者保持较好的工作关系，这个条件是强调合法性，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使国家能够在准外交的层面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非政府组织的危机处理能力。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管理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联络这些组织的特征。非政府组织通过大胆的提议、斡旋、说服，推进和平谈判进程，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联络角色，同样，非政府组织能够帮助国家和组织去表达一些特别的合法性问题。非政府组织对于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形成一种独立于国家的关系网络，在这里人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它促进了公民参与，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和自身的责任感。非营利的、非政府的部门成为一种新的和可选择的伙伴(不是对手)。显然，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地社区人们的需求，但是，它们的决策结构和它们的组织需要加强训练，以便能预测危机，知道如何有效地、及时地对它们作出反应。比如，在塞尔比亚的非营利组织对关于危机管理相关知识的教育有较为浓厚的兴趣。有学者通过对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灾害治理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不同非营利组织在灾害救助中与政府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网络的位置，与社会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如国际基金组织、政治领导人等社会行动者的关系有关。虽然非政府组织不能解决所有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新环境使它拥有一些新的角色，如人权监督功能、冲突解决行动能力、减灾和恢复建设等功能。由于非政府组织接近社区，所以在早期预警系统中有重要作用。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更强调非政府组织进行危机救援时，要更注重消除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源，防止危机再次发生，而不是简单地实施传统的自上而下提供发展援助。目前，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组织，使它们的技能和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有学者通过对印度洋海啸的研究，发现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灾害救助、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提供救灾资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域外经验分析
国内学者也根据国外危机救援的实践，分析国外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譬如，闫文虎认为国外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时，注重立法，详细规范紧急时期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分工情况，明确非政府组织在救灾中的地位，使其发挥救灾动员和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的功能。美国的危机管理体系包括地方政府、州以及联邦政府在内的立体组织体系，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机构是危机处理的综合协调机构，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警、危机救助、灾后处理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国外政府一般注重建立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互助网络，通过计划、协议或者合同的形式明确二者的分工和责任，对非政府组织给予危机救助的相关教育培训。德国的危机管理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接受紧急救助培训对危机管理十分重要。国际减灾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提倡政府与社会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建立安全社区和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危机管理策略，实现安全社区的目标。国外危机管理注重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建立灾害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等各个层级，都有专门负责向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媒体等沟通的官员或部门，及时向非政府组织、社区和公民公开有关灾害状况、救助进展等相关信息。有学者通过对9・11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城市如纽约、华盛顿、印第安纳波利斯、西雅图等地公共管理的考察，发现美国各级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在社会危机中功能得到了强化;不但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得到改善，而且对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也给予发挥的空间，使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中凸显重要作用。有学者从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和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应对中，通过对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互动模式的分析，发现二者呈现一种自主协作模式。其主要表现为，非政府组织积极主动的参与危机救助，凭借超前的危机意识和自身优势进行理性救灾;从政府方面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形成资源互补和信息共享的、明确有效的管理合作机制。
六、思考与总结
从总体上审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从研究内容上分析，主要涉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背景、作用与意义、理论视角、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进路等方面。其研究焦点主要在危机参与作用、与政府的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路径选择方面。既有的研究成果从一定的理论视角，进行了实践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基于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我国相关领域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在另一方面，通过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后，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空白和盲点，成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探讨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比如，大多相关研究没有深入展开相关学理分析，展开理论分析的文献也缺乏深入的论证。围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研究：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基础理论有哪些?这些理论间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如何用这些理论解释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迥然不同的表现?
其次，学界的理论没有及时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实践领域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进展较为缓慢。对于学界提供的政策建议，实务领域持审慎和保守的态度，比如，对于给予非政府组织应有的活动空间和合作途径等，在实践中进展较为缓慢。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如何在实践领域推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具体的合作机制如何建立，如何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等。
再次，案例研究和定量比较分析研究较为缺乏。基于实践维度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研究的匮乏，使既有的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具体的案例解读，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比较分析，在我国不同的地域政府、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参与危机管理方面有怎样的异同，存在哪些经验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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