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型的市场与政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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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规定，此次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专家、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也宣告了中国新型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即将来临。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讨论市场与政府及其与个人权利的关系。
一、理论: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三种理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因具体的情势不同，往往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一般来说有三种主要的类型。
(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又可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是对重商主义政治决定论的反驳和超越。这种理论认为，市场自身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运行逻辑，在理想状态中，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运行，市场本身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可以在每一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商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斯密认为这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因此，市场又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不仅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并且还可以把一切事情在市场本身的逻辑中近似完美的处理好，所以，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一个“守夜人”，也就是提供最基本的安全服务。
(二)凯恩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很多欧洲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以往所有的解决措施突然间失去了作用，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不仅仅只是一个“守夜人”，它可以通过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政府投资等方式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开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国家经济发展，而且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这种角色的迅猛转换，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守夜人”国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凯恩斯主义则相反，在强调政府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时，过分忽视了市场的作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市场信息，出现了很多资源错配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寻租和腐败的现象。
(三)新自由主义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前提，时间变化，条件变化，原先的理论就会被甩在实践后面。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时期确为一剂疗效明显的猛药，但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政府失灵”的情况。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了，它再次强调市场的中心地位，对凯恩斯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它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改革。这种理论依然不免矫枉过正的倾向，很多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危机不断、有的甚至停滞、崩溃。
从以上三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论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和市场并非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当我们过分强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的时候，经济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所说的“强政府弱市场”或者“强市场弱政府”都是有失偏颇的，经验和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同样存在“政府失效”。政府过强往往过多的汲取社会资源，形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同时伴以寻租和腐败;市场过强则在有效配置资源和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往往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进而产生社会稳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的市场，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市场和政府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只要两者遵循各自的界限，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二、历史:中国过去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一)市场被压制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短暂的几年，新政权还处在过渡阶段，私有经济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一度得到恢复性的快速增长，市场仍显示了极大的活力。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时，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利益还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和保护，提出了“赎买”政策等等，但社会主义改造越来越激进，私有经济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所有的经济类型都被社会主义化了，而且还宣告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如此，在农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下还存留有一部分的“自留地”，在公有经济的缝隙里还存活一点私有经济，市场的价格信号尽管完全遭到扭曲，但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运动中，计划经济覆盖了从中央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仅存的一点“自留地”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去了，任何私有财产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计划代替了市场，政府压制了市场。计划经济体制因完全排斥了市场，在资源集中方面表现出高效率的同时，在资源配置方面往往是低效和浪费的。更主要的是，依托于行政力量的计划经济，完全压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社会的创新能力是严重缺乏的。同时，这种排斥市场的经济形式往往容易滋生寻租和腐败。
(二)正常时期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人民积极性方面的作用，从开风气之先的小岗村开始，被压制多年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代名词—开始被重新认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也找到了突破口。鉴于强大的历史惯性和诸多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种对物质利益的承认尽管很少，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这种探索和突破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以特区的形式逐渐开始的。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市场的地位有了一个明显提高，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这种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特殊的修饰本身说明了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情景。当时对市场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市场从被承认到作为辅助作用，再到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市场和政府之间逐渐平衡的过程。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来审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突破性的进步。正因为承认市场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有了发挥的空间，经济开始迸发出活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从崩溃边缘迅速恢复，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
(三)最终定型时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更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认识第一次回归了市场的本义，是当下市场缺乏活力、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涌现倒逼的结果。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市场缺乏足够的活力，急需继续拓展新的经济空间。因国有大型企业在国家4万亿救世资金的驱动下，向所有能够盈利的领域高歌猛进，进一步挤压了私有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实体经济生存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很多民间资本要么流向像房地产这样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或者通过大量挥霍高端奢侈品的方式直接消费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0美元的水平;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实现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达到人均收入12000美元，从而进入高收入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是不可想象的，唯一的方法是继续向市场借力，通过市场的力量让人民的创造力源源不断的涌现。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历史上因不完全的市场体制所遗留的一些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市场逻辑来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政府的作用，无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同时也要有“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三、权利: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落脚点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如果市场过强，那结果不是无数追求个人私利的人在神秘的“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不知不觉中增进公共利益，相反，它将在豪华官邸和摩天大厦旁边制造无数的贫民窟和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政府过强，权力本身的贪婪性将不受制约地，政府将从低效而高度集中的经济资源中各取所需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市场和政府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但市场和政府良好平衡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普通民众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一)政府改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目前调整中国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成败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意愿和能力。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僚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掌握了市场经济。官僚集团正是这种不完善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得利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之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因此，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集团是否愿意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让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回到正常的状况，即意愿问题;第二则是如果官僚集团认识到市场与政府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并且愿意去改变，他们能否做得到，即能力问题。意愿问题暂不讨论，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这里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很显然，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了很高的改革意愿，但地方政府在表现出和中央政府同样强烈的改革意愿的同时，面临着更多实际和具体的问题。近些年，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地方政府为了发展GDP，大举招商引资、大拆大建，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土地流转和兼并。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政府的公共性，成为一个私性的经济行为体，并且是一个具有裁判权的私性经济行为体，地方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以不对称优势与企业竞争，完全扭曲了市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行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必然结果。政治学界得到大家公认的定律告诉大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员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同样有他的个人利益，手中掌握着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的官员，我们不能指望仅仅依靠空洞的道德说教来维持官员的高效和廉洁。其次，经济指标导向的政绩观使然。官员为了在有限的任期结束时得到晋升，需要不断创造可以得到上级认可的政绩，因此，各出奇招增长GDP成为了官员普遍的政策选择。而在地方财政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很多官员只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从市场中攫取资源，从而导致市场扭曲。再次，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等。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为47.9%，比美国还低;财政支出比重仅为14.9%，而美国是57%;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为52.1%，财政支出比重高达85.1 %;1993年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着这个问题，财政收入有限，却必须承担过多的政府功能。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政府只能“自行解决”。
很显然，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涉及到的是整个制度的方方面面，如果上述问题没有解决，官僚集团即使有改革的意愿，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有效的改革，所以说，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二)政府边界与个人权利
如果上述提到的问题能够解决，接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必须受到约束，给政府活动划定一个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应该多大?哪些是政府必须要亲自审批的?哪些可以让企业或者第三方来做?此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该在哪些行业里存在?在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行为体，将经济性和行政性融为一体，它既是庞大的经济体，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所以，除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和私有企业无法承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外，哪些行业允许国有企业进入，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边界。给政府权力以及代表政府权力的机构划清边界，让他们集中精力把他们该干的事干好，把属于社会的空间释放出来。这个自由的社会空间就是个人权利的有力保障，具体说来，公民应有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内容，这些权利的实现都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和完善的保障。这些权利要得到最终的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基础，也要为私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留有足够的空间，政府不再以行政权力限制其发展。同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应该让各种社会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组织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媒介，不同的个体正是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实现他的个人权利。这些组织也是政府和市场矛盾的缓冲剂，它能消解部分民间的矛盾，不再让每一个公民直接面对政府机构—这将会导致政府负担过重。很多事政府是办不好，也办不了的，这样的事就应该交给民间来办，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压力，同时还可以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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