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斯的对华政策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论文

韦伯斯的对华政策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论文

　　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是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清朝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韦伯斯的对华政策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韦伯斯的对华政策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全文如下：

　　1840~1842年，英国凭借其船坚炮利通过武力打败中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达到了扩大其在华权益的目的。鸦片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派出凯莱布·顾盛作为全权大使来华，于184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使得美国除了取得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全部权益外，还得到一些英国谋求但没有得到的权益。为什么美国能够不用像英国那样诉诸武力，仅靠一个外交官的口舌之辩，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推究来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制定的对华外交策略和顾盛对这种策略的机巧奉行，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鸦片战争后，美国政要意识到扩大在华权益的时机出现。1843年5月9日韦伯斯特写给顾盛的指示中指出，鸦片战争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可能的获利契机，“过去两年中发生于中国之事所导致之事件，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文明世界之其余地区，可能具有甚为重要之意义”.中国由于战争失败而被迫给英国商业开放了4个口岸城市即厦门、宁波、上海和福州(韦伯斯特的原文中如此)。“这些港口属于这个帝国最富饶、最多产和人口最多的省份，可能成为十分重要的商业市场。现在你要承担使命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美国船只和货物，以与英国商人享有同样的优惠条件，进入这些港口。”[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Hibbert Clyde,ed.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Diplomatic Public Documents,1839~1939)，达拉谟：1940年版，第9页]正是出于扩大美国在华商业权益的欲求，美国政府做出了派遣全权大使出使中国的决定。

　　赴华全权大使的人选确定有一个颇不顺利的过程。《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12月30日向国会发表特别咨文，分析了三明治岛(即夏威夷岛)和中国的形势，指出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了口岸，但是不清楚这些港口是否同样向其他国家的贸易开放，如果美国也能进入这些港口做生意，那么贸易量将极大提高。他建议国会拨款委派一个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以谈判缔约通商之事。这份由总统向国会发表的特别咨文实际上是由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撰写的。1843年1月24日，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拨款40000美元，以落实总统的建议，但是直到3月3日国会才决定只拨款9000美元用于雇佣出使人员，且出使人选必需征询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丹尼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19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与朝鲜政策分析》(Dennett Tyler,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纽约：1922年版，第112页].

　　韦伯斯特原本建议由美国驻英公使埃弗里特出使中国，但是埃弗里特拒绝出使中国，最后泰勒才任命了顾盛作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顾盛受命之时44岁，来自对华贸易商人颇为集中的马萨诸塞州，很多致力于中国贸易的商人是他的朋友，长期从事对华贸易的帕金斯公司(Perkins and Company)的首脑J.P.顾盛(J.P.Cushing)是他的堂兄，由于这样的背景，顾盛对于美国在华利益颇为关注。他是辉格党人，从1834年以来长期担任国会众议员。由于他在政治上支持泰勒总统，故受到青睐，最终被泰勒选定为出使中国的全权大使。顾盛本人当然也愿意承担这项使命。早在1842年12月他就警告美国总统，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利益受到了英国的威胁。

　　英国舰队已经从中国榨取了商业优势，现在将迫使日本开放国门进行贸易，甚至将危及夏威夷。时至1843年，顾盛已经认为美国在中国享有的权益应该超过英国，美国在东亚要成为领导者统治者，他在波士顿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他自己将从美国这个蒸蒸日上的新文明中心，到昔日辉煌但是现在死气沉沉的亚洲去，“我们已经成为我们老师的老师”[迈克尔H·亨特：《特别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纽约：1983年版，第18页].

　　尽管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成功开辟中美贸易以来中美之间的商业贸易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坚持朝贡体系的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式的国与国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只是容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进行限制极为严格的贸易。所以，在美国即将派出赴华全权大使之时，美国政府并没有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经验。为了寻找恰当的对华外交策略，在国会赞成了出使中国的建议，但还没有确定出使人选之前，韦伯斯特便向波士顿、萨勒姆、纽约和其他地方与中国贸易有关的商人发信征询建议。结果韦伯斯特收到很多回信，得到的建议多种多样。其中一封由从事对华贸易的罗素公司(Russell and Company)的合伙人约翰·福布斯(John M.Forbes)撰写，由多家波士顿商号和商人联名致韦伯斯特的复信，提出了以下建议：

　　(1)这次出使应该有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陪伴。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是，美国只有两艘海军船。

　　(2)不应送任何礼物，唯恐中国人称之为纳贡。但是，不是不应该去做一些策略性的事情以表示友好。“中国人视我们为朋友，但是他们很害怕其他国家对他们侵逼。如果我们能够悄悄地以不伤害我们对英国的礼貌的方式，在他们中国人抵御进一步侵略的方式上提供一些帮助，那就会使中国的皇帝明确看到，与我们进行联盟的价值，要比他们的贸易可能增加100倍的价值还要大。”

　　(3)这次出使有必要先到澳门，可能的话接下去应该去广州，或最好能够到白河(the Pei-ho,即海河)河口。

　　(4)应该将美国使节即将到来的消息预先通知在广州的该省当局，要告知他们美国使节会要求北上。

　　(5)必需要有两名翻译人员。推荐伯驾(Dr.Peter Parker)医生。

　　(6)必须警告出使人员让其知道，中国人有在每个问题上都争辩的倾向。诉诸于武力也许是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话，效仿英国人那样的做法缔结一个条约就很好。如果英国人没有去北京，美国使节对于前往北京这件事要极为谨慎。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所有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外国能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在争议问题上有所赢得(丹尼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第135~136页)。

　　尽管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建议，但是韦伯斯特综合各方建议，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攻心为上的对华方针，对于顾盛抵达中国后的外交策略，韦伯斯特预先进行了心思缜密的设计。他冀图通过以恭敬的姿态，和平友好的虚言，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皇帝虚妄自大的心理，劝诱中国当政者接受美国的要求，达到扩大美国在华商业权益的目的。在写给顾盛的指示信中，韦伯斯特详细构建了与中国人交涉的方式和言辞。他指出，顾盛在策略上首先要做的事是向中国当局示好。美国对与中国的交往固然完全是出于友好和商业性目的，这两个目的对于中美双方都有益处。但是，鉴于中国人一向对外国人存有疑惧心理，所以顾盛首先要利用所有机会一切场合充分向中国人示好。他写道：“对于外国人，中国人存有天生的嫉妒之心反感之情，故希望你能以谨慎的行为和言辞，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消除或加以缓解。你一成不变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政府和人民深信，你的使命完全是和平性的，你的到来不带有敌意或惹是生非的目的。你是一个和平的信使，是从美洲最伟大的国家派来亚洲最伟大的帝国，是要主动表达敬重和善意，是要建立友好的交往。你要利用一切方便之处，恰当地对他们的制度和礼仪表示尊敬，尽可能地避免冒犯他们的自豪之心或他们的偏见，以培养这个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倾向。你要用第一个时机并且此后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表示，派你前来的政府无意鼓励，也将不会鼓励美国公民从事任何违反中国商业规定的活动。你要十分充分地申明，美国政府承认中华帝国的商业管理规定已经为人所熟知，公平地讲理应得到所有造访这些港口的船只和人员的尊重。如果有美国公民被发现违反了为人熟知的贸易法律，他们的政府将不会为保护他们免受他们自己非法行为的后果而加以干涉。”

　　不过，顾盛对中国当局的示好以不伤害美国的主权尊严为底线。由于中国皇帝坚持朝贡制度，所以顾盛在与中国当局的交涉中一定要言行谨慎，在不得罪惹怒中国政府的同时，也不能按照中国的朝贡方式行事。韦伯斯特指出：“你要在所有时机声明并坚持你自己国家的平等和独立。中国人倾向于把那些进入他们帝国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作为向皇帝的纳贡者来谈论，这个观念或许是英国使节们的那次代价不小的炫耀之举培养的。关于你的使命如果出现这类想法的话，都必须立即以这样的声明应对，即你不是纳贡者，你的政府不向任何人纳贡，不希望任何人对其纳贡，甚至就是礼物之事，你的政府既不送礼也不接受礼物。当然这种声明不是以装腔作势或责备他人的方式来做出。你要向各级中国当局和所有人物表示，让中华帝国的皇帝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亲自关注他们之间相互赠送礼物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会被认为是有失他们的尊贵，此两个政府首脑之间的交往中应有的内容，只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建立相互敬重之心，确立有益的关系。”(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第10页)。

　　在顾盛到北京面见中国皇帝这个问题上，韦伯斯特也是要求顾盛奉行对华有敬对己不卑的原则。他要求顾盛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坚持亲自到北京去面见中国皇帝。对于这一要求的理由，韦伯斯特建议顾盛这样说，即他携带有一封美国总统亲笔签署的致中国皇帝的友好信，他只能将这封信交给皇帝本人，或者在皇帝在场时交给一个宫廷高官。

　　还可以说自己是美国政府代表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只能去见皇帝或他的首要官员。韦伯斯特推测，如果顾盛到了北京，预料会碰到叩头这个老问题。至于如果解决这个问题，顾盛可以随机应变。“尽力避免冒犯，或伤害这个国家的自豪感，与此同时，要小心不去做任何可能看来，甚至在中国人自己看来，意味着你的政府地位低下的事情，或者任何意味着达不到完全独立于所以国家的事情。”顾盛可以说，“美国政府始终为宗教和荣誉感所支配，这个国家的宗教思想和活动与中国不同，他不能做他自己国家的宗教和荣誉感情禁止做的事情。你对中国皇帝至为尊敬，准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陛下的所有敬意。但是千万不能让中国政府和人民认为你是纳贡者，或让他们认为美国地位低于中国或其他国家”(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第11页)。

　　韦伯斯特指示顾盛不要介入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争执，而是要以恰当的方式在中国官员面前展示美国的崇高品格、重要性和力量。“你可以说美国的领土多么辽阔，美国的巨大商业遍布所有海洋，美国强大的海军在各地为商业提供保护，美国的众多学校和机构传授人类知识和智慧。”顾盛要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历史，知道美国原来臣服于英国，多年前挣脱了这种隶属关系，宣布了自己的独立，用手中的剑，经过7年的战争，确立了自己的独立，现在是与英国地位平等的国家。韦伯斯特分析，美国与中国距离遥远，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中国附近没有殖民地，这将自然而然地降低中国人对美国人怀疑并增加对美国人的友好感情。顾盛要让中国人感到对美国不必有任何猜忌。最后韦伯斯特要求顾盛也要向中国当局发出暗示性威胁警告，“你要以明确的言辞确定无疑的方式表示，如果允许其他政府治下的人享有比给予美国公民更大的特权或商业设施，美国政府将认为不可能仍旧对皇帝保持友好和敬意”(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第11、12页)。

　　顾盛携带的美国总统泰勒致中国皇帝的信也是由韦伯斯特撰写的。这封信的行文用语在做到不卑之时，也尽量对中国皇帝加以恭维。开头即写道：“愿您圣体康安。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幅员辽阔涵盖世界很大地区。中国人口众多，您有亿万臣民。美国有26个地区，幅员与中国同样广大，尽管我们的人民不是太多。太阳升起时俯瞰的是中国的高山大川，太阳落下之时看到的是同样巨大的美国山川。我国的领土从一个大洋延伸到另一个大洋，在西边只是海洋将我们与你们的国土分割了开来。从我们的条条大川中的一条河口出发，扬帆一直向着日落的方向航行，就到了日本，到了黄海。”接着信中表达了善意通商要求，说明派出顾盛前来中国，到北京向皇帝问安，并缔结商业条约，让美国人不仅能够在广州，而且能够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以及所有对中美都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贸易。信中还表示美国商人必须遵守中国和美国的法律，“我们将不支持邪恶之徒，不鼓励他们违反你们的法律”[《丹尼尔·韦伯斯特文集》第6卷(The Works of Daniel Webster.Volume VI,Seventeenth Edition)，波士顿：1877年版，第476页].

　　带着韦伯斯特制定的对华外交方略，顾盛于1843年8月5日乘坐密苏里号船离开了美国。他原计划安排是先到埃及，从陆路穿过苏伊士地峡，再乘船到孟买，到那里与美国的小舰队会合。可是当航行到直布罗陀海峡时，密苏里号着火烧毁了，顾盛于是乘坐英国船到了孟买，在那里换上了美国船布兰迪瓦恩号(the“Brandywine”)，于1844年2月24日到达澳门。顾盛离美前聘请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儿子弗莱彻·韦伯斯特为他的秘书一同出使中国。到澳门后他又聘请长期在华的传教士俾治文和伯驾作为秘书，后又再增聘卫三畏，一同协助他与中国官员谈判。对于不请自来的美国全权大使，中国当局并不欢迎。

　　1843年10月，美国驻广州领事保罗·福布斯奉华盛顿政府之命通知两广总督耆英，美国的使团正在来华途中，并询问前往北京的路线，然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指出美国没有必要派遣使节来华，更是不准美国使节前往北京。面对地方官员的冷遇，顾盛抵华后与广东地方当局进行了积极主动的交涉。到达澳门三天后，即2月27日，顾盛就致信代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表达对中国皇帝的问候和美国的要求。他宣称自己的使命是去北京递交美国总统给中国皇帝的信，要在澳门停留一些日子以便布兰迪瓦恩号添加给养，然后继续北上到白河河口，借此机会向陛下问安。对于这封信，程矞采拖了三周后才于3月19日予以回复。程矞采在回信中一方面称赞美国使节向皇帝问安显示他们“恭敬有礼值得赞扬”,但是又强烈呼吁顾盛不要想去北京，因为这种事中国皇帝必须首先得到奏报才能决定，况且还从没有一艘商船到过那里，再说那里也没有翻译人员，没有大臣受命签订条约。就是英国人也没有到北京进行谈判。皇帝已经发布了一个诏书让阻止顾盛进京，也没必要签订一个条约。

　　3月23日顾盛回复程矞采，拒绝与钦差大臣之外的其他人讨论条约问题，仍然坚持要北上，但是表示愿意从陆路去北京。对此程矞采回复说不可能，等待一个从北京的回复需要3个月左右时间。

　　4天后顾盛再次致信程矞采，提出还想北上，如果清廷想让他留在广州，就应该指示总督接待他，提醒他拒绝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在西方国家看来就是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顾盛建议让布兰迪瓦恩号航行到黄埔，鸣炮致敬。

　　3天后，程矞采的回复仍称没有必要签订一个条约，因为中美贸易在没有一个条约的情况下成功进行了很久。大清的律法不许河流上有战舰，不允许鸣炮，即使动机是好的[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纽黑文：1917年版，第136~137页].到了4月12日程矞采再次致信顾盛，告知他还没有任命钦差大臣，一旦有了任命就告诉顾盛。为了对清政府施压，顾盛第二天派美船布兰迪瓦恩号(the Brandywine)驶往离广州仅12英里的黄埔，名义上是进行友好访问。该船到达这里后舰长更进一步要求双方鸣炮致敬，邀请他本人到广州的总督衙门访问。程矞采闻讯大为震惊，命令该船返回澳门，指出这样一艘武装船来展示礼节甚是奇怪，带有好战气派。顾盛知道美国政府没有授权他对中国动武，在虚张声势一番后，便又回归交涉之道。

　　他于5月9日致信程矞采，表示其在北上之前会等待更长时间，以便等待北京的指示，同时提醒程矞采，外国使节代表他们国家的主权，对他们的不敬就是对他们国家的不敬，无缘无故伤害外国使节，就是对一个国家最严重的伤害。他的耽搁会引起美国的不满。不过他又表示自己并不是特别想去北京，他乐意在广州谈判，而不是去天津或北京冒伤害使命成功的风险(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137页)。在顾盛的催迫下，清政府终于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前来谈判。

　　5月4日，程矞采回复顾盛说已经任命了耆英为钦差大臣，估计6月5日就到了广州。耆英于5月30日到了广州，6月17日耆英到达澳门附近望厦村的观音庙，第二天他访问了美国舰队，第三天6月19日美国人回拜，当晚，三名中国官员陪着钦差大臣耆英会见了韦伯斯特、俾治文和伯驾这三个顾盛的秘书，安排谈判程序。

　　21日顾盛提交了自己的条约方案，并讲了5点基础性原则，即美国将以友好与和平为基础对待中国;美国尽管不指望绝对的互惠互利，美国的港口是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美国没有出口税，而中国只开放了5个港口，征收出口税，不过美国默许在这个问题上接受中国皇帝乐于采取的观点;美国人建议的条约与英国的条约不同之处是英国拥有香港，而美国没有也不想有租借地;他在起草这个条约时考虑了中美双方的利益。接下去中国和美国的秘书们会谈了几天，地点有时在顾盛于澳门的住处，有时在望厦村。关于顾盛去北京面见中国皇帝之事，耆英明确予以拒绝，表示顾盛如果坚持北上的话，谈判就不再进行，顾盛于是提出请耆英将美国总统给中国皇帝的信交给中国皇帝，对此耆英欣然接受。在这个问题解决后，商业条约谈判一帆风顺，7月3日双方签订了条约，第二天顾盛向在华的美国商人发出信件，宣告了条约的签订，7月5日耆英返回广州(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139~140页)。

　　顾盛为了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在到北京面见中国皇帝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不过当时他还提出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将来要是中国政府在北京接待其他国家全权大使的话，美国人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当时顾盛以为即将到来的法官全权大使会到北京去进行谈判。可是顾盛等到法国全权大使到来后，得知法国全权大使并没有受命坚决要求去北京谈判。这样顾盛就觉得自己也难以再坚持去北京，便于1844年8月24日乘坐美国船“佩里号”启程回国了(丹尼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第155~156页)。

　　《望厦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策略的胜利。参与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对于《望厦条约》的签订倍感欣喜，他在自己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写道：“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全部做法发生了改变。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外国人在这个国家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很显然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天朝帝国古老的政策改变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不是为已经实现的变化而高兴，而是为正在到来的变化而高兴。显而易见，上帝之手正在指导着这些变动，将使得这些神意目的之推进无所阻碍。但是同样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人也必须承担伟大的责任。”[“近事记：中美之间的条约”,载《中国丛报》(Journal of Occurrences: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ume?。July,1844.No7)，第13卷第7号，香港：1844年版，第386页]顾盛之所以能够仅靠口舌之力就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执行了韦伯斯特制定的对华外交策略。韦伯斯特洞悉了中国当政者对待西方国家的心理，知道清朝政府在外国人面前既虚妄自大却又心存畏惧。针对这种心理，他选择了对华虚言示好的外交策略，以求通过满足中国当局的妄自尊大心理，达到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顾盛在与中国官员的交涉中践行了这种策略，他以对中国皇帝的恭维之词为诱饵，以友好、和平和公正为说辞，辅之以武力炫耀和暗示性威胁，击中了中国当局的软肋，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国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官员对于《望厦条约》的签订在心理上也是满意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他们在西方人面前尊严丧失，他们渴望能够有西方国家主动示好来挽回面子，至于让其他国家也享受英国取得的通商权益，那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事实上在顾盛来华之前，中国当局已经向在华的美国人表示允许美国人享有英国人所有的商业权益。

　　1843年11月，道光皇帝下诏称：“现在既然已经应允英夷贸易，其他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自然将允许贸易而不加歧视，以显示我们的安抚目的。”[沃伦I·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Warren I Cohen,American Response to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纽约：2010年版，第11页]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钦差大臣耆英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国的示好表现甚为满意。对此唐德刚评价道：尽管新条约使得他们的国家主权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中国的外交官们，尤其是耆英，对这个新协定感到满意。

　　9月9日，也就是顾盛启航离开的两周后，耆英送给他两封信，一封是官方信件，另一方是私人信件，告知顾盛中国皇帝已经批准了这个条约。在官方信件中，耆英说在望厦协商的条约的每一条款北京的朝廷都回答“照准”.他说他现在持有皇帝批准的条约副本，等到美国政府批准的条约文本到来后进行交换。这个钦差大臣还赠送顾盛一幅自己身着官服的画像，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唐德刚：《1844~60年美国在华外交》(Te-Kong 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60)，西雅图：

　　1964年版，第5页]美国学者沃伦·科恩认为中国人对于《望厦条约》失去权利并不在意，“对于19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些让步并无特别重要性。他们缺少民族国家意识，也还缺乏对民族国家权利的减少在思想上加以关心的理由”(沃伦I·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第13页)。也许当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在意，只不过执掌国运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胆识俱缺又虚妄自大，故被美国的外交策略所胜而不自知。执政者昏聩误国，徒令后人哀之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