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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树人育才教育思想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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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树人育才教育思想与启迪

  下面是小编为你准备的关于曾国藩的树人育才教育思想与启迪,希望对你有帮助。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现为双峰县)为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当时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尽管对其政治评价目前仍有很大争议,甚至贬议更多,但是,其一生事功学问所蕴含的巨大传统文化价值,却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树人育才、识人用人之道,对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军政人才培育的影响尤为巨大,至今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作用。本文拟对曾国藩的树人育才之道,作一初步探析。

  一“、将相无种”,贵在“立志有恒”

  曾国藩一生高度重视人才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性,曾多次明确指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①“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②而有贤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呢?曾国藩认为,人才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完全是来自人的后天刻苦学习与努力奋斗。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③他为湘乡东臬书院题写的对联,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④这种思想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天命论”与“血统论”(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的公开否定。据史料所载,曾国藩原本天赋并不高,用梁启超的话说,曾氏在“并时诸贤中最称钝拙”,但“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千百险阻而不挫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则,贞之以恒,帅之以勤,英猛精进,艰苦卓绝”⑤。曾氏一生的成功,的确是得之于“立志有恒”.他正是把这一点看做是任何人想要成才成功的第一步。他说:“譬之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矣。”⑥他在青年时代就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箴言自勉,立志做一个“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⑦。为此,他立誓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⑧的决心“,彻底荡涤”自己的各种私欲杂念与缺点错误,并自改其名为“涤生”,即取“荡涤更生”之意。为了诸弟子侄们都能成才,曾国藩谆谆教导他们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⑨他还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⑩“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

  曾国藩认为培育人才的根本要素,就是要“立志”“、有恒”,他上面提到的“第二要有识”,即知识与学问的积累也是“总以有恒为主”,可见他对“有恒”的高度重视。同时,他还提倡人才必须具有勤劳、谦谨、节俭、清廉、倔强、明白等多种美德。他曾专门刻“劳谦君子”印章一枚,赠给其九弟曾国荃,勉励他“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曾国荃正是在他的直接精心培育下,成为着名的湘军悍将,立下攻克天京之大功,位至巡抚、总督之职。曾国藩还反复教导曾国华、曾国荃诸弟说:“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谦者,骄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骄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则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为本,千万勿忘!”

  “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

  他在临终之前,还给其子纪泽、纪鸿留下这样的遗言“: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这说明,曾氏主张的“勤劳”,已初步包含了“劳动者得食”,“不劳者不得食”,坚决反对“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的思想。这虽是曾氏的家教思想,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无疑也与整个社会人才的培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曾国藩严格家教思想的长期培育下,曾氏家族不仅产生了像曾国荃这样能征善战的湘军名将,也产生了像曾纪泽这样扞卫国家主权的着名外交家,曾纪鸿这样的着名数学家,以及曾氏后人中的一批着名教育家、学者、教授等。

  曾国藩还提倡人必须有倔强之气,“以明强为本”.他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他还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他还对刚柔、强谦之道,作了这样颇有辩证法的发挥:“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虽然力倡“将相无种”,但并不是鼓励人们去专门追求功名富贵、升官发财,而主要是激励人们去“修德进业”.正如他自己所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所以,他坚决主张:“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在这里,曾氏再次强调了“进德修业”的主观努力,追求的是人格的自我完善与学问的不断积累,而把能否取得“功名富贵”则付之于天,虽然这流露了他思想中仍残存着“天命观”,但却更强烈地反映了曾国藩“内圣外王”、“民胞物与”、“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与理想追求。

  二、用兵行政,以选拔人才为第一义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无论是在创建湘军、训练水师之时,还是在后来升任总督、管理地方行政时,都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择与任用。他在谈用兵之道时指出:“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怎样才能使军队能战呢?他进一步指出“: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法次之。”

  可见,他是把人才的选拔与使用,放在用兵作战中第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主要是对高级指挥官而言的,曾国藩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这说明,第一、二两个条件,主要是对高级将领的要求;而第三、四两个条件,在具有实践经验的下级士兵中也有这方面的人才。这也反映出,曾国藩把选拔军事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广大士兵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这就是在实践的锻炼中造就人才。他鼓励希望成才的广大士人与士兵说:“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己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必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正是怀着这样的选才用人观,曾国藩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当时身经百战的曾国荃,已成为曾国藩嫡系湘军的主将,正在进行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战略决战时期,正是需要大批能战的帮手的时候,此时曾国藩告诫他要“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对大量提拔与使用军事人才的高度重视。他深知“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所以如此劝告其弟。他还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这不仅涉及到人才的选拔与使用问题,也涉及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问题。

  曾国藩还从用兵治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树人立法”问题。他说:“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

  可见,曾氏是把能否“树人立法”作为政治家与军事家的重要条件。“立法”主要是指制定法律、法规与营制、军规;“树人”主要指培育与选拔人才。而“树人”的主要原则,一是“知人善任”,二是“陶熔造就”,前者是讲人才的识别与任用,后者是讲人才的培养与造就。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主要有以下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访察”,主要是讲对人才的访寻与考察,要有求贤若渴的精神,即“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那样,并且要具有“辨其贤否,察其真伪”的高度识别能力。“教化”,是指对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必须做到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特别是做到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模范示范作用使部下学习仿效,乐意追随于不知不觉之中。“督责”,是指必须有赏罚分明的规章制度、军纪条令与霹雳手段,如商鞅立徙木赏金之令,孙子立斩不遵号令的吴王宠姬,从而做到令行禁止,军纪严明,政风整肃,战无不胜,治无不妥。

  曾国藩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就是在战争实践中,直接从最基层的哨长、士兵、长夫中选拔具有实战经验的人才。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尽管每天十分繁忙,却仍然要抽出相当时间来传见一些哨长或士兵,与之交谈,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简要记下这些人的家庭状况、从军简历、身材长相、性格特点等初步印象,以决定今后对他们的提拔与使用。如记某人“长而清,可充戈什哈”,某人“十二都人,三十岁,其兄亦在王营,拙、直,长工之才” ,某人“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 ,等等。当记到后来的湘军名将刘松山时,是这样写的“:刘松山,七都山枣人,曾在季洪处当长夫。四年冬在铜钱湾入璞山营。其兄在岳州阵亡。母存,父没,嫂嫁。据称,东安、郴州之战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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