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一军事理论3000字以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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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大一军事理论3000字以上的论文篇一

　　《试论杨昌济的军事思想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摘要：杨昌济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强调尚武健体，强兵保国;宣传和弘扬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杰出人物的用兵韬略;关注现代战争，注重战争知识经验的积累：战前准备及战时动员工作对于战争具有极端重要性;战争武器的更新与发明对战争双方有决定性作用;战争胜负还取决于交战国双方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青年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研究，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深刻研究的“预备功夫”，对未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杨昌济;军事思想;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E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47-04

　　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注重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如同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通过了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第一条线索主要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启蒙的思想发展路线，它对激发毛泽东走向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第二条主要是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发展路线，它以平治天下的丰富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才华。”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性承上启下的人物――杨昌济。杨昌济(187l-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东乡板仓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他既是毛泽东早年老师后来又成为毛泽东的岳父，在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走上革命道路后的毛泽东曾经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的影响最深。”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哲学方面，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但仔细研读杨昌济的著作就会发现，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教育家。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对军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这对毛泽东后来成为伟大军事战略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关于这一点，学界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因此，研究杨昌济的军事思想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强调尚武健体，强兵保国的极端重要性

　　杨昌济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具有尚武的精神、健康的国民和刚强的民风，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为此，他指出;“唐人有尚武之风，故能挫制外族，为汉族极盛时代。程明道少好猎，后乃弃去不为，自谓己无好猎之心，以之自喜。而宋之国势，乃弱于唐。立国不可无野蛮之精神。即此可见。”他大力提倡学习条顿民族(即日耳曼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开展军国主义教育，以强身健体，护家卫国。在《教育学讲义》中，他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重视体育运动、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况后，强调指出：“日本师范教育之提倡运动实施军事上之训练，如此。良以维持国家之独立，全赖陆海军;而陆海军之强，源于国民之体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之教兵式体操者，为日俄战争躬亲战阵之军官，实施军事上之训练，其势实有可畏者。中国文化深而腐败甚，国民文弱，有东方病夫之目，从前与北方诸民族战争屡次失败，以当今日东西各国精炼之兵，宜其无能为役也。”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校要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并让学生从小参加各种手工劳动和体操训练。这样可以“使四肢发达敏捷，得自动之习惯。可养成观察力，又可使明其观念，又使生徒为种种之创作，可养创造想象之能力”。还可以使学生“整齐其姿势，坚固其筋肉，使动作灵敏。且教授合宜，可以养勇气，励志操，强自信之念，并能养成守规则、忍耐、克己等习惯”他进一步指出：“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于体育”。杨昌济把体育上升到国民生产力的高度，他高度重视体育对发展国民生产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促进作用，他还主张智育、德育、体育必须同时并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以至于永远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青年毛泽东正是在杨昌济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体育对强身健体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必自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为《体育之研究》，他推崇那些尚武的先贤，勇敢的勇士，洒脱的剑客，大力颂扬体育锻炼之功能，认为它可以“强筋骨，调感情，增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足以强意志，因为“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于是形成了体育-武勇-意志，形成了一个从体魄到精神的升华。

　　二、大力宣传和弘扬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杰出人物的用兵韬略

　　从湖湘文化发展的两条线索来看，曾国藩对杨昌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读书、治学、树人、立法、思想品德乃至待人接物等方面。但治军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这也是湖湘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杨昌济对曾国藩严于治军、认真扎实的思想作风，十分推崇。他在《达化斋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曾国藩每天亲自察看营墙，检查防御工事;亲自测量方位，亲点各营兵勇之名的内容：“文正在宿松时，每日出看营墙。”“文正扎营，每以罗盘定周围之方位，查各营所掘壕沟，用竹竿量验，每营皆步行亲量，观其果掘自一丈五尺否。文正又钦点各营兵勇之名。”对曾国藩每天亲自传见哨长，接触士兵，从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直接识别、选拔人才的治军用人之道，尤为赞赏：“读曾文正手书日记，每日传见百长数人，将所答之言记载，并载其批评。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至刘松山之评语，则尤有可录者。……按刘松山后为名将，然最初乃为长夫，非通事会，亦终老田间而已。曾公知人之识固不可及。”在杨昌济看来，曾国藩正是用这种亲自传见、谈话的方法，亲自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上例中的刘松山原来不过是一名长夫，由于才能突出，经曾国藩破格提拔，成为统帅大军的名将。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在刘松山死后，接统刘松山的军队，成为辅佐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的主力部队，刘锦棠成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曾国藩知人善任，是湘军战胜太平军和左宗棠平定西北一个重要原因，杨昌济对此特别重视，认真研究，并把学习研究所得，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这都给青年毛泽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昌济对湘军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极为推崇，他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用兵方略，也十分赞赏。他指出：近世左文襄规复新疆，预定五年成，卒如其言，亦可谓成竹在胸者。……盖其办事必有一定之次第，非经若干之岁月，则不能完事也。他还联系到近代普法战争期间德国战胜法国的原因，认为“今世毕士马克(即德国首相俾斯麦)之败法兴德，亦经多年之惨淡经营。日本之挫中国与败俄国也亦然。信夫国家百年远大之汁，固非见小欲速者之所能为役也。”杨昌济认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有一定之顺序，日常生活如此，为政亦如此，打仗亦如此，“按照顾序，

　　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杨昌济认为，所谓按顺序、有计划地办事，也就是要有远虑，既要考虑当前，更要预见到未来之后果。他认为：“昨日为生徒讲远虑，言社会人事原因结果之关系，非深思无由知之。吾人论一事，当求此事之原因，而此原因又有其原因;如此逆推而上，乃至最初之原因;吾人能从最初之原因着手，则事易成而力可省。又吾人行一事，当豫思此事当生如何之结果，此结果已得之后吾又何以继之?如下棋然，必思吾动此子于此地位，敌手将如何应之?彼应我之后，我又如何应法?如此顺推而下，可至数子乃至十数子。大凡下棋亦如用兵，多算胜少算，能多算几子者恒胜;此可以喻处事之道也。下棋又有二事可以为处事之喻者：一则先后着不可误：一则要着必力争是也。如下象棋然：得力之子不可移动，往往一动而局势遂输;人之处世亦有要地不可不争者;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杨昌济站在辩证法的高度，运用原因与结果的哲学范畴，以下棋比作用兵为例，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这对启迪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尔后的社会实践中善于为人、处事，在具体的战争指挥中增强应变能力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此外，杨昌济不仅熟读以曾国藩为代表湘军领袖的军事著作，并反复研读《资治通鉴》、《春秋》、《左传》等古典名著。在他精读过的《春秋大事表》中，就有数十篇涉及治国用兵的《表叙》，如《春秋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叙》、《春秋列国都邑表叙》、《春秋列国山川表叙》等。这充分说明杨昌济不仅是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弘扬者和推崇者，他对中国几千年的战争史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营养，而杨昌济这种认真钻研军事、历史、地理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不能不给毛泽东等人以深刻感染。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许多他的老师对曾国藩的介绍与宣传：“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此段眉批有“曾语”二字)，“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曾文正八本：读书以训估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宴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

　　以上笔记的内容虽然是杨昌济的授课内容，但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通信内容中得到证明，他在1915年8月《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谁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在同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指黎锦熙)所云略合。……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指姚鼐《故辞类篆》)畸于文，曾书(指《经史百家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青年毛泽东确实在杨昌济的影响之下对曾国藩的著作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学习与钻研，并形成了自己的心得。

　　三、关注现代战争，注重战争知识经验的积累

　　杨昌济不是坐而思辨的书斋型学者，他不仅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的战争史，而且对当代世界战争形势，给予高度重视，他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现代战争的各种资料，以丰富自己的军事常识，同时用来教育学生，赞扬那些敢于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主张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在思想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恰逢1914-1918年，资本主义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立刻密切注视，通过报纸杂志等各种渠道，及时搜集有关资料认真加以研究，并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其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认为战前准备及战时动员工作对于战争具有极端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杨昌济就注意到：“德国交通机关之整备，较胜于法兰西与日本，如日本东京京桥之火车站，德国乡僻之地处处有之，一时可运兵二十万人。此次欧洲战争，俄法英皆先发布动员令，德国独后。发动员令58点钟后，即有兵百万运至德法境上，其办事之迅速诚可惊也。德国军用基金均系每年存贮现金，备有事时即日成军之用;法人则皆存于银行，一时收集不来;可见德人处心积虑，无一日不预备战事，故能守如处女，出如脱兔也。”杨昌济通过比较德国和英法日对战争的准备动员情况，得出德国的战前准备优于英法日，连铁路和军费开支都准备的充分和及时，体现了“凡事预则立”的道理。事实证明，战争刚开始，德国速决战一度曾获得很大胜利，也充分证实了杨昌济对战争态势的分析。他还通过报刊引用现场目击者的言论，分析了德国平时就实施军国主义教育，“训练陆军，无在不欲减除其骄气”。幻灯片“专演本国之败状，使军人祛骄矜之气，有警束之心”。平时实行极严格的军事纪律，养成“指臂相连，不分畋域”。下级服从上级的习惯：“盖兵士咸以国家为前提，只知有国，不知其他。此次战端一开，政府动员令甫下，一星期间，即召集560万人，行动之敏捷，讵不可惊乎!……现在每月全国可造枪五百六十万支，如克虏伯厂每月出炮四万尊，飞行机每月可出一百只……。”他估计：“现个全欧陆军常备兵平时且达四百万人，战时约得二干五百万人。”这是一位远离战场的中国军事战略家的预言，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据战后公布战争双方兵员数，这些数字是基本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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