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论文

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论文

　　传统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当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供应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主要取决于：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价格，国际能源市场，以及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术力量等)。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全文如下：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

　　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

　　1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着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

　　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9.4%(图2)，紧逼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61%红线。而根据BP石油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预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在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 400万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

　　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2 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 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了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源第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2005年，苏丹出口石油的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

　　达尔富尔地区的战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到2004年，已有至少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中的难民。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1556号决议与1564号决议，强烈谴责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行为，敦促苏丹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达尔富尔危机界定为“种族灭绝”,呼吁美国对苏丹采取多边或者单边军事干涉[11].这一决议迅速地将达尔富尔危机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和报道这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苏丹政府的不作为受到广泛批评，而与苏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国也成为了西方媒体集中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鉴于中国与苏丹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中国必须承担起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责任，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彻底停止“金戈威德”民兵的暴力行为。

　　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秉承传统外交思维，将危机解读为苏丹内政，从而沿用不干涉内政的行为模式，对于苏丹国内局势及苏丹政府持暧昧态度，先后在涉及苏丹问题的联合国1556号决议和1564号决议中投出了弃权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求在联合国决议案文中增加有关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辞，肯定苏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并且坚决反对联合国通过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动议。此后，中国在诸多场合均表达了对于禁运和制裁的否定：“禁运和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样。”这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外交思维的坚持，也显示出中国在立场上对于苏丹政府的维护，将危机解决的全部筹码放在苏丹政府自身的努力之上。中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开始广泛地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全权归罪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权团体以达尔富尔之名号召抵制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着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因此宣布辞去顾问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遗憾的是，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的传统外交行为模式被证明并没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随着苏丹境内局势的持续恶化，中国油企遭袭、发生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两起事件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10月，达尔富尔叛军武装攻击了科尔多凡州的一处中方石油设施，并发出了要求中国企业撤出苏丹的“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和6名工人在内的9名中国石油员工被正义与平等运动绑架，5人惨遭杀害，4人最终获救[12-13].在能源安全利益持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原有的消极应对策略，更加积极地参与苏丹和平进程。2007年，对于联合国有关维和部队派遣的1769号决议，中国投下了赞成票，中国的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先遣兵，首先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作业。同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向苏丹总统传达了“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加速政治谈判进程”的信息，首次直接向苏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外的一些观察者就此认为，中国是苏丹接受联合国维和决议的关键推手，逐渐成为了后期协助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活跃力量。

　　3 外交转型信号的显现

　　达尔富尔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中国开始尝试在苏丹政治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尝试为苏丹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并没有真正地保护中国在当地的能源利益。2005年，苏丹政府同南部武装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确立了南部苏丹的自治性。2011年1月，根据《协定》的要求，南苏丹举行了独立公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脱离苏丹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南苏丹独立后，新划定的国境线将中国石油在原苏丹所建立的石油设施分割成2部分--南苏丹获得了大部分的石油开采设施，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及炼化设施则主要被北方苏丹所继承，企业的正常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原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重新洗牌，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实质上的损害。独立之后的南苏丹继承了原苏丹超过85%的石油产值，其中，中国石油主导的1/2/4区中，1区、2区的部分和4区的全部划分入南苏丹，3/7区中的大部分也落在南苏丹境内[14].南苏丹独立初期，国家极为贫困，财政收入的98%来自于石油，对于能源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这一需求与中国对于继续经营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意愿一拍即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进入2013年，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原苏丹地区的石油出口有86%运往中国，中国继续成为南苏丹和苏丹最大、份量最重的石油买家[16].

　　南苏丹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南苏丹局势的缓和，南苏丹和苏丹关于石油利益、边界问题上的争端还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南苏丹内部派系的不和，这个年轻国家内部很快爆发了内战危机，并延续至今。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政府军内部的2个对立派别在首都朱巴发生了枪战，次日，总统基尔发表讲话，谴责前副总统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而马沙尔则随后指责基尔实行独裁统治，在国内进行武装清洗。双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苏丹政府军在全国 10 个州中的 6 个州展开了军事对抗[17].截至2015年3月，内战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此次南苏丹内战危机中，与达尔富尔危机相比，中国外交的反应更为迅速、果断，体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外媒报道，2014年底，中国首次向国外派遣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其维和目的地正是南苏丹。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了700人，配备装甲装备和无人机，能够“极大增强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的实力”[18].在2015年初，外交部长王毅赶赴苏丹，就“支持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听取意见，并协调立场[19].

　　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了4点调解计划，并被收录于2015年3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206号决议中，成为下一步南苏丹媾和的参考意见。在2206号决议的文字中，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媾和努力的感谢，体现出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赞许[20].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活性，开始正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中的一些禁忌，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消息，在本次调停的过程中，中国不但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还首次与非洲冲突中的反对派进行了会面[21].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表示，在以往的国内冲突中，中国避免同反对派的直接接触，因为“与反叛力量的接触意味着介入别国内政”.

　　在与反对派的接触中，中国表达了对于油田安全的严重关切：“这是政府也是南苏丹人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谁攻击油田都将很难向本国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同南苏丹在石油领域“有着很好的合作”,如果因为战火战乱波及石油产业，“首先受影响的是南苏丹的人民”,“当然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23].对于2206号决议中有关定向制裁南苏丹的部分，中国不再坚持达尔富尔危机中对于制裁的反对立场，而是投下了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决议“向谈判双方发出一致信号”,以“敦促南苏丹有关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国在南苏丹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变革，中国传统外交思维中对于不干涉内政、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外交行为的彻底放弃，而是在坚持原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放宽对于外交实践行为的限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从苏丹到南苏丹，中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于能源安全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并且不再将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关的事件视为他国“内政”.这为中国提供了动用非军事性手段进行斡旋与施压的空间，促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相关危机，以保护自身能源安全。

　　4 结论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显着增长，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扩大，体现出中国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如何进行必要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如何进行修正与创新，从而满足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国在保护海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释放出中国传统外交思维发生转变的信号。目前，相关地区的紧张局势尚未彻底平息，中国外交依旧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今后的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态度面对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运用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