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
苏童是当代著名男作家，他的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论文：《浅谈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
摘要：家庭体现着以男女两性结合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本来最具包容性的两性关系在苏童的叙事中，其实已成孤岛，尽管这座孤岛在两性的较量中变化，却始终不能成为和谐的风景。
关键词：苏童 小说 两性关系 孤绝与张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之间不是平等的同伴关系，而是尊卑有致的上下关系。在中国的夫妻关系中，占主流的是爱与性的分离，权利与义务的分离，而行使分离主动权的只能是夫而不是妻。“同一道德观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束缚人之性情方面，更多的是将绳索套在女性头上。女性一旦稍有违背，沉重的道德鞭子就会抽到女性身上。”尽管如此，女性受到重重压抑的生命之火如受阻的江水，遇到有裂缝的大堤，就会如洪水决堤般淹没一切，沉重的道德鞭子并没有抽熄来自本能的火焰。当然，一旦女人冲突道德网罗，听命于感性生命的呼唤，悬在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从天而降，来取那“淫妇”的性命……
我们在苏童的文本中可找到同样的悲剧：无论是陈佐千对于自己的妻妾们、陈文治对于自己的小妾们，还是刘老侠对于家族的女人们，都是男性对女性绝对的占有与支配，女性被迫长期保持缄默，孤苦无告。陈家花园的守护神——井，就是高悬在女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终极权威已经内化为女人们心头的恐惧，对于梅珊来讲，井是她最后的归宿，对颂莲而言，井是其精神毁灭的见证。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苏童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座孤岛之形似乎还遵循着这样的变化轨迹：家庭中的男性从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到男性地位的失落到男性的光芒的隐退到男性的孤绝。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女性则从绝对的被支配到女性意识的张扬甚至放纵。
一
五龙在米店的家中，其实也享有无尚的霸权，但在苏童构筑的个性化的家庭伦理叙事的保垒中，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占有与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应该是男性家庭地位失落的一种象征。
五龙对他和织云的婚姻实质非常清楚，冯老爷只是利用他遮掩家丑罢了，并不想让他成为冯家的一员。“是米店娶我，娶一条身强力壮传宗接代的看家狗，娶一条乡下来的大公狗。”如果说五龙的仇恨源于阿保对他的羞辱，那么米店一家人加深了这种仇恨，“他想米店里没有人真心对他好，他深知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浅薄而虚假，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他们谁也没把我当人看，仇恨仍然是仇恨，它像一块沉重的铁器，无论怎样锻打磨蚀，铁器永远是铁器，坠在他心里”。所以，织云成为他的妻子，也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只是一“贱货”而已。在织云离家之后，五龙无处发泄的仇恨全部转移到织云的姐姐——绮云身上。绮云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被五龙强占为妻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五龙死去)，两人的婚姻形同陌人。不管是出于某种消极悲观的信仰，或者仅仅出于女人惯有的恻隐之心，绮云洞悉了五龙脆弱的值得怜悯的一面，但她还是要把五龙从家谱中删掉，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摆脱五龙对她的纠缠，可见她对五龙的仇恨之重，仇恨之深。把五龙从族谱中抹去，也就意味着家庭中夫妻关系的严重疏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女性把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悬置起来。
《离婚指南》与《已婚男人》像是一对姊妹篇。富有意味的是，苏童采用同一个符号——“杨泊”来指称两个文本中的男性，显示出男性在婚姻中的一种普遍状态：两人都在婚姻的围城里奋力突围。只是一个突围没有成功，日子照样向后流淌，另一个则彻底从时间中逸出——自杀。
《已婚男人》中的杨泊试图保存精神上的一份自由和超脱。婚前的恋爱与求婚是浪漫的，婚后的两人世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杨泊看来，一切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的出世，他竟然始终不能把孩子的降临和自己联系起来。对于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尽管他没有拒绝或是舍弃，但也没流露出惊喜、神圣，“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命的过程，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应违抗他无力违抗。”黑格尔、康德熏陶出来的理性抹掉了他对于生命降临的喜悦，冲淡了他为人父的责任与义务，扼杀了他应享有的人伦之乐，使得他远离世俗生活，永远在精神的高空中独行。
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从而使得他的脆弱一显无余。破产后轻松的调侃，其实是一种伪装，他伪装得非常彻底，他保全了优雅从容、幽默、不拘小节的形象，而对自己内心的脆弱晦莫如深。事业上的破产，首先打击了他试图保存的那份自由与超脱，让他内心的脆弱抬头，他的所有的价值观念浓缩在“没有意义”上：“离婚没有意义，结婚没有意义，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所以他最终只能选择逃避，选择逃离生的秩序——在“元旦，新的开始的日子”里自杀。
另一个杨泊则因为“妻子睡觉打鼾，夏天有一股难闻的狐臭，吃饭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夜里没完没了地看狗屎一样的《卞卡》，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讨论爱情、国家大事，在走廊上与邻居拉拉扯扯，亲亲热热，关起门来骂人家祖宗八代……”而要离婚，这些理由确实显示出杨泊的思想与精神的严格与纯粹!对于杨泊来讲，意义、思想、心灵、考验、意志、思考、尊重人格意愿等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由此，他的突围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就认为，突围是杨泊尚存的最后一点理想，“其突围是对平庸的逃离，是对以非道德婚姻为基础的罗网的逃离，是从庸人的视野中、从破碎的生活中，从人与人的地狱关系中的隐遁”。笔者认为杨泊的突围无可厚非，然而苏童的叙事中，却有意让杨泊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意义又显示出脆弱的一面，甚至通过老靳这一形象和杨泊最终突围的失败消解了这种精神文化意义。
杨泊的哲学要求“追求道德的婚姻生活”，而在生活中，他却要圆其婚外恋而追求离婚，他认为贤惠体贴的妻子庸俗虚伪纯属是对其婚外恋野心的一种遮掩。
老靳是杨泊的哲学老师，他把杨泊引入一片哲学圣地，自己却判处了黑格尔、康德的死刑，同化于市民生活的平庸，他在平面化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退却，只剩杨泊在婚姻里左右突围。杨泊突围的失败除了朱芸的软硬兼施寻死觅活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愈琼——离婚大战的策划者及旁观者的反应使他感到她同样的邪恶而偃旗息鼓：“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愈琼并不比朱芸崇高多少。与此同时，世俗生活也用它堆起的微笑和温和的亲柔的伟力召回这个“叛逆者”。突围的失败显示出他无法找到恒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生命的困惑。于是祈求精神救赎的男性便陷入孤绝之中。“到了秋天，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过时的仔裤，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状态和意义。”他的衣着总跟不上季节的转换，他永远落下一拍：在秋天，还想过一种夏天炎热而浪漫的生活。这种与众不同的另类，显示出他的落迫、滑稽、不合时宜的表层之下的孤绝。
二
在苏童的文本中，作为家庭中的妻子们在承受过万般蹂躏、千般痛苦、百般忍耐后，终于从陈佐千、五龙、刘老侠等男权的阴霾桎梏中挣脱后，开始珍惜自己获得的一份爱情，开始突显、张扬自己的个性。
传统社会中，男人是家庭支柱，男人责任重大，“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支撑起一个大家，委实需要很多精力与心血。在现代社会，男女之间似乎能奢谈爱情，但在真正的婚姻生活中，女性还没来得及向男性说一声“我需要爱”，仅仅是提出“先得生活”，就吓退了男人。这群男人更懦弱，更无能!少了传统男性的责任，多了一份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婚姻对峙中，他们只能临阵脱逃，而女性显示出了强大的耐受性与稳定性，正如老靳说的“生存比思想更重要”。女性更实际，更懂得生存之道。在现实生活面前，精神、理想其实都经不住打磨，一切的高谈阔论，一切高深的哲学都显得脆弱不堪，相反，女性的张扬与泼辣，尽管饱受非议和唾弃，却更显生机与活力，成为生活不尽的话题与谈资。
冯敏——一名话剧团的演员，却在世俗婚姻生活中彻底坠落，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而贤慧能干的朱芸也把照顾好家庭，捍卫家庭看作是她生活的全部。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她们不再沉默，不再忍受，而是全力捍卫，甚至奋起出击，充分显示出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意识。
《米》中的织云除却爱慕虚荣外，应是一个心性善良的女孩，她同情处在落泊中的五龙。在怀有身孕又被吕六爷冷落抛弃后，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她只得屈从下嫁五龙。然而，她有着她的生活准则和行事方式，尽管五龙在娶她之后对她冷眼相待、拳脚相加，她仍向往着要进吕公馆，所以在生下孩子后，她毅然离开五龙搬到吕公馆过她想过的生活。为吕家生下一男孩，却并不能母以子贵，事实上吕六爷只给了她名份，并没有给她相应的家庭地位，但她执著于她自己的选择，尽管在吕家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日子，但她乐意，她满足，充分张扬了女性的自主意识。
《南方堕落》中梅氏茶馆的第八代或九代祖奶奶年近花甲之时还春心萌动，与一位老和尚私通姘居，事情败露后，身为儿子的县令要捉拿老和尚，但祖奶奶却不依，誓死捍卫老和尚……
苏童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在情感上、精神上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并听之任之。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女性则在家庭事务中显示出特有的泼辣。《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花了六块钱买回一只猪蹄，但在李太太看来，丈夫用蹄膀的价买回的只是一块肥膘而已，李太太大为生气，认为丈夫上了肉贩的当，便不依不饶地让丈夫去把肥肉还给肉贩子，把六块钱要回来。而李先生作为一名老师，随和、知足，并不认为自己上了多大的当，想息事宁人，但李太太哭闹着心疼这六块钱，并且咽不下被人耍弄这口气，她不想让自己吃亏，这是一个女人在艰难岁月里炼就的一种精打细算。但让她没料到的是丈夫在要钱的路上却走上了不归路。苏童在不露声色中，让女性的泼辣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并让女人从此背负起生活的所有责任。
三
两性的确具有不同特质，但两性之间必有其相通之处，他们要共同面对生存、死亡、争斗等无法自主的命运旅程，他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生理需要和人性弱点。人类的历史，也是两性争斗的历史。苏童的创作中男女家庭地位的变化烙有某些社会的印迹。应该说，女性的解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苏童大肆书写着她们的堕落与糜烂，人类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后，何以会沦落至此?苏童摆脱了在无穷的苦难中美化女性的传统写法，文本表层汹涌着憎恨与厌倦：“姚碧珍是一个少见的风骚的女人，要不是新社会，她肯定挂牌当了妓女”。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取向正源自苏童内心深处的难以割舍，“并不是本性规定着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时，规定了她自己。”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被支配、被压抑的状态是该摒弃，然而，女性的张扬与放纵也未必就是一种理想。迥异于冷漠的玩味，苏童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女性群体深切的关注的基础上，是为其生存状况感到不甘却又无能为力的退守，是面对人性弱点的彻骨之痛和难以言说的悲哀。苏童对女性的关照主要是体现在对人性上的关照，而这种异于传统的关照是关注人性时必然要去透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他相信，“有时候你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它所产生的力量可能比正面描写人性如何如何高尚效果要好。”
文学作为作家灵魂的历险，作为人类天性中的乌托邦冲动，就是要表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个性化理解，展示创作主体视野中的独特画面，对两性世界尤其是异性世界的关照理应融入无偏见的人本情怀，尽管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但正是这种难度挑战也鼓舞着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也许正如苏童所说，许多作家都面临着无以规避的类似难题。“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于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
是啊，面对家庭婚姻中爱的荒漠，谁来拯救?又用什么方式来拯救?细读文本，苏童其实给出了他的思考：两性之间是否还得依靠双方的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
《与哑巴结婚》中英俊潇洒的男子费渔想找一个漂亮又有修养、有知识的女人，渴望两性之间精神上的交流。实际上，与他交往的女性无数，其中不乏美貌者，但费渔一个都不满意。在费渔看来，生活中与其找一个无法交流的妻子，不如找个漂亮的哑女为妻，最后终于打算与一个漂亮的哑女结婚。交流的渴望又被他自己彻底掐断。《民丰里》中花匠与六小姐的故事是苏童少有的故事文本。它讲述的是中国式的“痴情”故事。只是“痴情女子”被置换成“痴情男子”——花匠。两人因地位悬殊没能结合，但花匠一生保有对六小姐的痴心。文学史上有很多的爱情经典，但大多数是才子佳人式的，又有谁明了一位毫无社会地位的普通男性一生的情感与希望?这里没有荡气回肠，没有死去活来，没有惊天动地，花匠只是倚仗着心中的爱，独自枯守着无奈、孤独、企盼，以及琐碎平淡如水的日子……
即便如此，苏童笔下的两性想靠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的理想仍是一种残缺，孤岛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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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小说中的描写特征论文：《浅析苏童小说中的特殊心理》
摘 要：苏童抑郁型的写作姿态产生了小说的唯美、神秘、忧伤的风格，其中人物都有独特的心理，小说中蕴含了一种生命意识心理和南方情结。苏童用其瑰丽的想象与童年记忆创设了一个灵气飞扬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种共通的特质，就是苏童在小说中设置了许多“情结人物”，这些人物不厌其烦地展示着各种孤独心理、病态心理以及心理冲突之下的偏执，给人的灵魂画像，来探索人性中的深层奥秘。
关键词：苏童;生命意识;南方情结;孤独;病态
苏童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脉。你在每一处都打上了某种特殊的印记，用自己探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按你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都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苏童用它独特的生命体验建造了“苏童式的房子”，房子本身是一种生命意识心理与南方情结的象征，而住在房子里的人也带有一种孤独病态的心理，正是这样，才造就了苏童小说的的独特心理世界。
1、 苏童小说中的生命意识心理
文学的生命意识心理源于自我意识觉醒这一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文学现实强烈呼吁社会对创造的尊重，进而发展到对人的心理世界的关注，再发展到生命意识心理的生成。总的来说，苏童的小说中对生命意识心理的追求与表现中展现几个明显倾向：
其一，对祖宗的诅咒发泄。在精神分析学说中，“父亲”是个不同寻常的概念，“父亲”决不仅仅表现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父亲”还意味着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强壮、威严、荣誉、家庭的主宰、对于女性的占有。在苏童笔下，无论是只通狗性不谙世事的幺叔，还是嫖妓赌博、抛妇弃子的陈宝年，这些人物作为祖先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地剥去了，这里没有了崇高与静穆，有的只是丑恶和堕落。《妻妾成群》更是对“父亲”陈佐千的罪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的生命存在是建立在对女性生命的摧残之上的，即使他已步入生命黄昏仍不忘让一个个年轻的女性作为陪葬，梅珊被残忍地投进“井”中，颂莲被逼疯，而第五房太太又迎进了家门。我们从苏童的小说可以看出，“父
亲们”的生命模式都是呈现出基本近似的走向，亦即生命力逐步萎缩乃至近于死亡。
其二，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对生命的呼唤一旦落入潜意识层面，必然形成对性德执著——性是生命最直接的代表，是生命的原始驱动力。因此，性主题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心理的另一种表现程式。但在苏童的“枫杨树”故乡并没有理想的“性形态”，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基于一种情欲，而在这种生命力异化的萎缩状态，出现了许多白痴似的子孙。这其实正暗示了作家的一种失望心态，也在更高层次上把自己对祖先生命模式的追求途程作了回顾与反思。在其后的“后枫杨树”系列以及“妇女”系列小说中，作家更是把性作为切入生命意识心理的窗口，充分展示了文化对性的扭曲以及对生命的压抑。《妇女生活》等反映妓女改造题材的小说是直接从女性的性体验和性心态出发，表现了生命力在文化压抑下无可奈何的萎缩以及病态惯性，从而透示出作家的深层生命意识心理。
2、苏童小说中的南方情结
苏童出生于江南的水乡泽国——苏州，苏童在自己的小说中虚构了两个“故乡”：一个是城市的“香椿树街”，另一个是农村的“枫杨树村”。他作品中的大多数故事都在这两个地方展开，其他没有明确故事发生地点的小说也逃不脱典型的南国风味。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苏童在自己的小说中大肆渲染南方的堕落，在行文中却尽显南方作家特有的语言魅力、文化视角。
《妻妾成群》的紫藤，《南方的堕落》的梅家茶楼，《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干草气息，这些在苏童的笔下自然而富有诗意，很具南方幽暗、柔美的地域特征，也许因为作家在这里长大，耳濡目染，所以才能做到毫不做作地流露笔端。“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作者是如此憎恶自己的出生地，却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都把焦点直指南方，这大概也是由于南方在腐败的同时又兼具一种特殊的魅力吧。同样有原乡情结的作家还有沈从文，故乡在他的叙述中是一个近乎完美、乌托邦式的地方，沈从文希望构建一个人性的乌托邦与现实生活的尔虞我诈、争名逐利进行对照，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反衬手法，而苏童铺张的南方生活却是大千世界的一个角落，折射出人类社会在行进过程中失落的光芒，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正衬手法。两种不同的手法反映出作家对故乡潜在的情感，沈从文背井离乡许多年，对于故乡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之情,而已经迁移北京的苏童作为叛逆的“先锋作家”，对于故乡只有遥远的反思。
3、苏童小说中人物的病态心理
苏童很善于借助病态心理塑造人物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关切。他的作品中总是散发着一股忧郁且“病态”的美，这种美集中体现在其笔下主人公的身上。苏童笔下的病态心理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因“爱“而扭曲;因心灵困惑而异常;因亲情冷漠而不健全。
在苏童的笔下，一类人物的病态心理来源于对“爱”的执著与困惑。《妇女生活》中芝是个私生女，曾自寻短见，被救生还之后心理发生了扭曲。她终日精神涣散，最后被养女送进了精神病院。苏童力图通过塑造这些因“爱”而心理异常的人物，来说明人类在艰难中求生的同时，心灵也在反复地受着煎熬;在承受命运无情地打击的同时，心理逐渐发生异化，形成病态的人格心理特征，从而向我们展露一幅非常态的生活图景。
苏童笔下另一种病态心理的人物，是生活中的小市民由于心灵的困惑、迷茫与挣扎， 从而产生了心理的病态，如《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 困惑、迷茫，从而导致他们在性格上几乎都是一种孤独与冷漠，更有一种病态的忧郁，行为上异乎寻常。《舒农兄弟》中的舒农，是个被欺凌的弱者形象，他常常受到奚落和殴打， 日常生活中因目睹其父兄丑恶的生活场景而心灵受伤。他性情抑郁古怪，常常沉湎于自己化身为猫的幻想中，试图通过这样的幻想来逃避生活。最终，他不堪忍受欺凌，在一次
的受虐后，他打算烧死他的父兄。舒农的心理的扭曲体现了一个弱者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处境时产生无奈的逃避欲望，一旦受阻，便孤注一掷做出破坏性的荒诞举动。其实，这种人物实际上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外表的冷漠，是因为理想追求的幻灭和对现实的不满与绝望。在苏童的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对人的灵魂的特定写照——对弱者心
态的关注和体察。弱者饱尝了被世人歧视与被自我内心自卑感所挤压，作品中的人物都因心理的失衡而表现出种种反常行为。
在苏童的笔下还有一类人物，他们是受到亲人之间笼罩着的冷漠气氛影响，身心发育不健全的病态心理人物。系列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的主人公是一对古怪的老姐妹简少贞和简少芬。她们由于从小父母双亡，相依为命，形成了自闭、压抑、暴躁的病态心理特征。在小说中，人物抑郁偏执地逃避人世间一切交际活动，深居简出，拒绝婚嫁，构成了
故事所需要的强烈的内心冲突和悲剧气氛。除了两位具有病态心理特征的简家姐妹以外，楼下酱菜店的妇女生活也同样是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苏童笔下的亲情关系、人际关系显得无比的冷漠，这种特定的关系就决定了作品基调，平静、淡定中隐隐透露出一股“病态”。
4、苏童小说中人物的孤独心理
在苏童小说中，人物的孤独心理来自于作者不自觉的深层心理，苏童通过意象来体现这种不自觉的深层心理。苏童小说世界里充斥着死亡的意象，这些意象在苏童的不断渲染下负载了人物孤独心理的内涵，直接指向死亡这一“惟一的、真正的永在”。
① 罂粟花意象
在枫杨树世界中，罂粟花被反复渲染凸现于文本中成为独特的景观，它是枫杨树世界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心理积淀中，罂粟花在国人眼中笼罩着一种邪恶的、异质的甚至颇为神秘的光环。这种奇怪的植物在枫杨树乡村铺天盖地、蓬蓬勃勃地生长着，苏童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
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花鼓动着“猩红色的欲望”，它成了枫杨树世界复杂人性的承载物,象征着被孤独心理异化了的人性的邪恶、野蛮、冷酷和卑劣。它在人性内核的烛照下已成为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如“恶之花”一般颓然开放。罂粟花与萦绕在整个枫扬树世界的孤独之气呈遥遥对应之势，它构成了枫杨树空间最典型、最醒目的布景。罂粟花在苏童的反复渲染下，成为孤独、死亡的承载物，在人物精神层面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壁障。它阻隔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合理的情感交流，一切情感形式诸如父子之情、母女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姐妹之情，乡亲之情都被隔裂得支离破碎，使人不忍卒读。它使人在非理性的泥塘中愈陷愈深无力自拔，最终都成了精神旅程中的踽踽独行者。
②河流意象
枫杨树世界有一条河与生俱来，在“我”的记忆中流淌不息，刻骨铭心，苏童顺着记忆的双眸看到：“多少次我在梦中飞越遥远的枫杨树故乡。我看见自己每天在迫近一条横贯东西的浊黄色的河流。”(《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环子拐走“我”父亲之后，祖母蒋氏历尽艰辛追到长江边上：“蒋氏拎着她穿破的第八双草鞋沿江岸踯躅，乱发随江风飘舞，情感旋入江水仿佛枯叶飘零。她向茫茫大海抛入她的第八双草鞋就回头了。
祖母蒋氏心中的世界边缘就是这条大江。她无法逾越这条大江。”蒋氏两手空空回去之后，与乡邻们有一段极富内涵的对话：认识蒋氏的人问：“追到孩子吗?”蒋氏倚着墙竟然朝他们微笑起来，“没有，他们过江了。”“过了江就不追了吗?”“他们到城里去了，我追不上了。”越过了彼岸就越过了临界点，因此蒋氏驻足了，她无法超越。这条河的出现正式宣告了突围的无意义。在生命的河床中，任凭你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孤独的心理，坚韧的蒋氏也只有望洋兴叹。祖母只有在水中才听到祖父的召唤，从而结束了自己孤独寂寞的一生。她只有用死才能实现自己的爱情幻想，才能与他者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这条“与生俱来”的河是苏童给枫杨树世界设下的又一道屏障，它将人们牢牢地锁定在孤独心理的怪圈内，漠视着人们做出一次次颓然而无谓的突围。
苏童大量使用这些承载着死亡、孤独内蕴的意象，这些意象的频繁出现与人的精神世界构成一种对应关系，是对主体生存状态的强化和映衬，这也正是人物孤独心理强烈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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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小说中的描写特征论文：《试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苏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他的作品充满灵逸而生动、优雅精致的柔性美，刻画出丰满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在男性作家对于以女性为主题探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体现出神圣感和隐秘感，缺乏现实深度。苏童作品中女性不仅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种人性的矛盾性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和特点，深入剖析、解读和展现。
关键词：文学;女性形象;男权社会;悲剧原因
一、女性形象来源
苏童在谈及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来源时，提及的是他的母亲。童年的经历与成长的氛围，苏童接触的是许多普通市井故事，而那个时代的印象不断吸收孕育，慢慢成为他笔下每个文学形象培育来源，由此，塑造出了他小说里各个饱满的女性形象。
二、苏童眼中的“女性”
苏童笔下有形形色色的女性：新教育下的女学生，传统旧思想的女人，悲惨命运的普通女性，也有身份低贱的妓女，她们都在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悲剧。苏童说：“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遇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1]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悲剧一词是紧密联系的，这个灰暗的词，似乎昭示着每个女性命运的真实归属。
2.1悲剧形象之一――扭曲的人性
苏童的《妻妾成群》是写四个女人之间无硝烟而又血淋淋的斗争。在贵族阶层的男权主义，妻妾成群是身份和男性尊荣的体现，一个屋檐下不同的女人各自生活，但相同的是她们都为同一个男人的附属，还有的是对于金钱、地位以及生存的追求。在这样纯粹女人的斗争里，她们表现出的是阴毒、无情的一面，外在却表现的是温婉、高贵、善良。在这样为生存而斗争的结果，都是悲剧收尾。而就在我们以为四个女人的斗争结束时，第五个女人却在命运的轨道上娓娓而来――悲剧永不会是终结，却是每个女人的归属。在苏童的笔下，这些女人都是普通人性的女人，而放在一个残忍的环境中，生存使她们的人性在扭曲中苟延残喘，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比起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而在《红粉》中的小萼是一个夹生于新旧时期的女性，在旧时期她是妓女，而接受改造后，她依旧选择的是成为男人的附属。在从改造营出来后，为求自己所认为的安稳和富裕生活，自私自利的抛夫弃子。在表面看她是一个不愿自食其力的妓女;实质上，她是被社会深深烙上了女人是男人附属的思想印记的一个悲剧人物。她的潜意识当中女人就是只能依靠男人而活，这是长久历史进程之中，男权主义思想在女性成长过程中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认知与自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过程影响深刻。这正是几千年来女性被男权社会思想压抑扭曲的人性的深刻体现。
2.2悲剧形象之二――貌美却又阴险
《妻妾成群》里的颂莲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颂莲长相漂亮、性格要强，在遭遇一系列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后，她并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怯懦、一阕不振。她在现实条件中选择的是做陈佐千这个老头的第四任姨太太这样一条可以让自己拥有富足生活的道路。
进入陈家大院，她的生存就必须依靠不断的斗争。她的人生进入的是一个充满充满冷酷无情的女人争斗的战争之中，每个人的手段都是阴险毒辣，生活里处处血雨腥风，在这样的环境里，她适应的是同样残忍阴毒的反击和求生，所以，当她得知雁儿在背后施巫术害她，就命令她吃污染过的草纸，使雁儿死去。并在知道卓云是幕后主谋时，她残害卓云，割下她耳朵。颂莲就这样从一个善良美丽单纯天真的女学生变成了一个为了争宠手段残忍，残酷冷血的女人，一步步滑向自己的悲剧命运中。
2.3悲剧形象之三――母女情谊的缺失
人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然而在苏童的笔下，母女间的情谊却是充满冷漠和无情的。《妇女生活》中的娴虚荣、偏执、而对亲情却是冷裤无情的。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明星，她抛下亲情，做孟老板情人。后被抛弃，娴怀着孩子回到家里，但是并没有改变母亲对她的态度。而娴也回敬母亲贱货。而后娴私通母亲情人被母亲发现，她的漠视态度甚至于她对母亲死亡的反应，以及她对于自己女儿的言行之间亲情在她们是一种畸形和扭曲的形态存在，没有任何温馨和幸福感，亲情泯灭的悲剧在一代又一代中传承。
三、女性形象悲剧性的原因
苏童的“妇女系列”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色彩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剖析其原因，可以得出一些必然性。
3.1男权意识根深蒂固
男权社会在传统社会思想中作为控制主权，是遏制女性思想和自由，扭曲女性人生观价值观的罪魁祸首。“男权社会要求女人永远是男人身上的肋骨，永远依附于男人。”[3] 《妻妾成群》中作者一方面描绘她们美丽而精致的外表、曾经善良和单纯的对待生活，以及后来她们处于为生存和满足欲望的境地时所思所做以及在慢慢改变的人性，残酷、无情、凶狠、恶毒，这样的字眼充斥着这些曾经美丽而天真的女人身上，那种巨大的反差和烘托，更使人惊讶和去深究。去揭示女性悲剧命运的来源和形成，去寻找这些悲剧因素的发展历程和联系规律，以及造成它们的罪魁祸首。
3.2女性的依附意识
在《妻妾成群》中，男人的控制不是引导女人战争的原因，女人的战争是她们发自内心的本能的对于男权主义至上，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的思想的体现。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她们嫁的男人在她们眼中这个男人就是她们生活物质条件、情感的归属和来源，她们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懂独立，为了婚姻、地位、金钱她们不折手段，耗费心力。这在颂莲、小萼、秋仪等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们都是处在新女性思想崛起时代，有接受新知识教育的颂莲，给予新女性独立改造机会的小萼，她们选择的也还是依附男人来获取金钱和物质生活满足。而那些处在深宅大院里的女人，这样的依附思想更是深入骨髓。
3.3女性的拜金主义
在苏童的作品中，女人对于金钱的崇拜更甚于对男人的爱慕，强烈的拜金主义让本来就遭人厌恶的女人更加令人憎恶。这在苏童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妻妾成群》中的卓云、梅珊、这样青春貌美的年轻女性，她们委身陈佐千都是因为金钱。《红粉》中为满足小萼对金钱的欲望而死的老浦，在她的眼中金钱是生活最重要的，而得到金钱的最好途径就是找一个有钱的男人。男人物化为金钱的行径极大地阻碍了女性自身价值观的实现和挖掘，“是以婚姻形式表现出来的钱与性服务的交换”。[4]因此，陷入金钱囚笼的女性人生悲剧是必然的。
苏童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仅从外在原因的促使入手，也包括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导致悲剧命运的导索：自私、狭隘、冷漠、贪婪、冷酷......这些人性的弱点和原始形态的还原，使得女性悲剧命运更显沉重和深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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