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尼采美学中的音乐与形象(2)

论尼采美学中的音乐与形象

　　但是，在叔本华眼中的抒情诗只是一种“半艺术”，叔本华认为抒情诗人因为自身的主观性而和环境的纯粹静观产生了冲突，处于欲望交替得到满足和未满足的过程中，因此，是不完全的。尼采否定了叔本华将艺术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相反，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摒弃个人的，主观是艺术之大敌，因此，根本不存在“主观艺术”。叔本华如此看待主观问题，出发点是认为音乐中获得的解脱只是个体从生存欲望中的解脱，他的悲观主义的思想认为个体欲望是一切痛苦之源，主张印度式的无我无欲的涅?境界，实质上就是否定个体生命，而把艺术的力量服务于使人暂时忘却欲望之苦。与他不同的是，尼采艺术本质论的出发点，并不是那个作为个体的“我”，而是原始痛苦的解脱。音乐是原始冲突和痛苦的象征，因此是实现这一解脱的根本力量，因为有了音乐的参与，这种解脱也变成了一种审美现象。

　　通过与叔本华的对立，尼采向我们重申了酒神艺术的本质——“一个真正的主体庆祝自己在外观中获得解脱”。这个“真正的主体”就是原始太一，这种“解脱”的中介就是充溢着酒神精神的音乐，这种“外观”就是日神精神赋予的形象，其最终表现就是希腊悲剧。但这种解脱并不是一次性的完成和轻易成功的，相反，是经过酒神和日神反复多次的攻守转换，日神不断地防御着酒神原始野性的入侵，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二者交换了力量，“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这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其中有着连续不断的斗争和只有间发性的和解”。其中音乐精神和酒神精神都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在这种对抗中的永远生成的力量，这恰恰就是后期尼采提出的权力意志——它要求“生成”，要求“毁灭”——“只有消灭‘此在’这个真实的东西，消灭美的假象，使幻想悲观主义破灭，生产的幸福才有可能”。

　　最后，我们注意到，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结合，不可能发生在理念和认识过程中，而只能发生在个体化毁灭后的醉境中，也就是说，二者不是一套关于真理的理性表征方式，而是天然的带有美学意味的。正如德里达所认为的“尼采所提出的符号概念完全独立于真理概念，并包含着主动的解释”，这种主动解释，即意味着一种诗意的创造，一种生成的可能。

　　三

　　用视觉来把握和认识世界是产生文明的先决条件，自柏拉图开始，视觉就不仅仅是用肉眼“看”而已，更代表了一种理性上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与把握真理，认识世界等形而上目标紧密联系起来的，因此，它是一种超验的“看”，脱离肉体的“看”，柏拉图认为“眼睛可以比作是灵魂，而作为光源的太阳则可以比作是真理或者善。灵魂就像眼睛一样：当它注视着被真理和存在所照耀的东西时，便能看见它们，了解它们，并且闪烁着理智的光芒;但是当它转过去看那变灭无常的朦胧时，这时候它就只能有意见并且还闪烁不定，先有这样一个意见，然后又有那样一个意见，仿佛是没有理智的样子”。在他看来，视觉成了一个工具，这种工具服务于“求真理”的意志，因此，视觉本身被赋予了形而上意义。视觉与其“所视物”就构成了一种认识论上的关系。

　　灵魂和肉体的二分，是视觉问题的关键点，之后笛卡尔将“我”归结为一个思维的主体，即“我思”，这就把人的存在抽象为一个精神的实体，人的眼睛便承接柏拉图主义作为了灵魂观看外在世界的“窗口”。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暗箱技术的发明，透视技术的应用，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眼睛的“客观性”，或曰其客观作用——眼睛同样可以像标尺一样地去画远小近大之物，同一人的眼睛，依据不同的外界刺激，其视觉可以改变其所见。18世纪来，哲学家们开始补充视觉的形而上意义，也开始逐渐把其当做被动接受刺激的器官。当把视觉和器官联系在一起时，身体因素的重要性，开始慢慢呈现出来了，因为除了灵魂的参与以外，身体也成了“所思”之建构部分，这就让身体呈现为一种应该被认识的对象，而眼睛与情感，与存在的关系，获得了重新的审视，这种审视，在尼采那里达到了巅峰。

　　在尼采之前的叔本华认为审美过程是精神脱离了身体以后的所达到的静观与超越，在这里，被取消的不仅是意志，这实际上仍是在压抑身体因素在审美过程中的参与，在强调“纯粹”审美的同时，叔本华堕入了康德的无功利审美之怪圈。而尼采在继承叔本华非理性主义的同时，坚持把肉身的地位固定下来，尼采对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大颠覆，其中一点就在于将重视“精神-存在”的传统翻转为“肉体-生命”，重新将生命力的高涨与衰退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以及强调肉体感官的实在性作用，这成为了尼采的“艺术生理学”的首要原则。

　　在《悲剧的诞生中》，酒神精神的“醉境”本身就意味着身体的放纵，而日神精神的“梦境”，意味着形象，“梦境的美丽外观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前提”，这种形象首先意味着眼睛的参与，也就是说意味着一种“审美性视觉”，一种身体的在场，在此基础上后期尼采将日神也放置于酒神艺术之中，酒神和日神是陶醉的两种方式，而陶醉是其基本状态，“在狄奥尼索斯的陶醉中存在着性和肉欲;它们在阿波罗精神中并不缺失”。在论述艺术家心理的时候，尼采认为，为了艺术得以存在，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醉需首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此之前不会有艺术。醉的如此形形色色的具体种类都拥有这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醉的这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一切巨大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醉”是一切审美行为的前提，日神的“醉”首先使眼睛激动，于是眼睛获得了幻觉能力，而酒神的醉则跟音乐和听觉联系在一起。尼采的艺术生理学一方面讨论的是艺术如何提高生命力和身体的健康，另一方面，它也不排除心理因素的参与，海德格尔说“当尼采说生理学时，他固然意在强调身体状态，但身体状态本身始终已经是某种心灵之物，因而也就是一个心理学的主题”，也就是说，尼采将美学变为生理学时，意味着“被看作纯粹心灵上的感情状态，应当归结于与之相应的身体状态”，也就是说，审美状态下的生命是身心一统的。

　　由此为根本出发点，尼采指出了现代社会“形象化”的危机，他认为现代社会“内容贫乏而衰竭”，却又被五彩缤纷的外观所遮掩，因此，“现代人的表现完全成了外观”。“完全成为外观”，也就意味着世界仅仅作为形象而存在。而这种形象，并不是悲剧里所呈现的形象，它既没有音乐精神为依托，也缺乏日神完美的塑形手段，尼采批评现代社会在要求形式的地方仅仅只有简单的任意的外观，因此，实际上是取消了视觉的肉身可能性，形式只被作为“一种必然的塑形的真正概念的对立面”，也即是说世界以“视觉外观”的形式取代了“审美外观”，这样，也无怪乎这种形象远离了真实存在。

　　尼采的这个论述提前预告了之后一个世纪里愈演愈烈的将世界整体图像化的存在方式，这恰恰就是海德格尔所解释的现代之本质：“所谓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副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海氏认为蕴涵着某种危险，即将存在者的位置仅仅看做是表象之对象，这种危险掩饰了存在者作为自在之物的真正存在。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在他看来，尽管尼采试图用酒神音乐来重新肯定生命价值，但“尼采的这种颠倒并没有消除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相反地，恰恰因为它看起来仿佛消除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它倒是把这种基本立场固定起来了”。海氏一再宣称尼采并没有与柏拉图主义形成“真正的对立”，因为“真正的对立”应该建立在一个完全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的相反的新的开端上，在他看来，这种开端必须从回答“存在者是什么”的问题上得到展开，而尼采却用权力意志和“价值形而上学”来遮蔽了它。

　　海德格尔的批判开启了20世纪的哲学思潮，然而遗憾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不是存在者的真正展开，反而是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