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中的《易经》思想运用

　　《易经》又名《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作为从几千年实践经验发展而来的中医学，不可避免的深受其思想的影响，而《周易》与中医密不可分的文化关联也体现在后世医家的各种著作中。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讲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而《伤寒论》中所包含的《易经》思想的运用较多，现笔者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析。

　　1 《伤寒论》一些方剂命名中的《易经》理念

　　《伤寒论》中的一些方剂命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易经》的思想。如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玄武汤(真武汤)、四逆汤等，便是依据四个方位所对应的四种藏象，以及对相对应内脏的治疗所来。《易经》中有记载“甲乙寅卯青龙木，庚辛申酉白虎金，丙丁巳午朱雀火，壬癸亥子玄武水”。

　　“青龙汤”是治疗风邪疗表证的方剂。五行中东方为木，对应青龙，风属东，古人将通治风寒表证者定名为青龙汤。又根据疾病所兼里证的不同而区分，兼郁热者命名大青龙汤，兼寒饮者命名小青龙汤，两者都兼有的命名小青龙加石膏汤[1]。“玄武汤”，即真武汤，为治寒治水之剂，五行之中北方属水，对应玄武，凡阳虚或受寒引起的水液不化之证均可用之，此北神“玄(真)武”之深意所在也。“四逆汤”是《伤寒论》中少阴病篇回阳救逆代表方。先天八卦中，“四”对应着“震卦”，“震卦”在后天八卦中，方位又对应着“东方”，季节对应着“春季”，于六气对应“厥阴风木”。之所以有“四逆”之因，主要是由于厥阴风木的升降疏泄异常，导致肾、脾、心、肺的气机失调，故曰“四逆” [2]，充分体现出与《易经》思想的融合。

　　2 《伤寒论》中“六经辨证”的《易经》理念

　　“六经辨证”是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的各种证候群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归纳其病变的部位、寒热、邪正盛衰等，之后再细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经。“六经辨证”的治疗方式将《伤寒论》的辩证体系提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地位尤显重要。而张仲景 “六经辨证”的思想与《易经》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伤寒论》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三阴三阳之谓人”的记载，而“三阴三阳”的模式源于河图生数之交变，成为各类型分证之纲领，“三阴三阳”与经络、脏腑、气化等互相结合，成为了“六经辨证”的辨证体系[3]。河图作为《周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与中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河图中讲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除数字“五”较为特殊外，其余生数和成数相互组合而构成“三阴三阳”[4];一、三皆为阳数而生化于太阳，二、四皆为阴数而生化于太阴，一、四相邻而生化于阳明，二、三相邻而生化于少阳，一、二相对而生化于少阴，三、四相对而生化于厥阴[5]。阴阳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是事物运动、变化及发展的基础动力。古时医家通过对天文、地理的观察，运用以数定象、因象明理的独特象数思维模式，才建立出“天、地、人”三才于一体的医学模式[6]。

　　邹学熹[7]认为“六经辨证”学说不是张仲景建立的，而是《黄帝内经》根据易学阴阳之理，六爻之论，提出的三阴三阳六经学说，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也说，“《伤寒论》本《素问》、《九卷》而来”。此说法是根据六经相对应的病证归纳而来，同样是为了发展研究《伤寒论》，但不容置疑的是，在其发展中《易经》确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3 小结

　　《伤寒论》中的《易经》思想运用并非仅限于方剂命名和“六经辨证”两方面。《易经》中的占卜吉凶的一些思想也在《伤寒论》中有所体现，只不过《伤寒论》中运用的更加符合医学原理，更加贴切。如“炙甘草汤”证中讲到“脉来动而中止，不能子还，因而复动者，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伤寒论》中理、法、方、药俱全，其学术思想对中医的发展也异常重要，而《易经》中的阴阳理论、三才理论、河图洛书思想等却影响到了整个中医学的发展，通过对《黄帝内经》中理论的说明指导而直接影响到《伤寒论》的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