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思想分析论文(2)
浅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思想分析论文
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分析论文篇3：《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
摘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以人机和谐为基础、以劳资和谐为灵魂、以社会和谐为终极追求、以科学方法为实现路径的、在内容上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 和谐管理 劳资合作 生产效率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在泰勒之后不久，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整合”管理观，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个“所有部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各自的活动得到调整，从而互相锁定、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运转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功能整体或者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ed unity)”[5]，而管理者就是要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来“整合”企业各方(工人、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 [6]。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从这种“整合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其内容构成的和谐统一中来理解和运用。
提到科学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一套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工资制度，即所谓“泰勒制”。实际上，泰勒时代的许多企业和追随者正是从这方面来认识科学管理，把它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人产出的方法来应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工人的不满和劳资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美国国会就企业应用科学管理问题举行听证会。泰勒当时就对这种片面理解科学管理思想的做法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强调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方法的应用问题，而是“以一套根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以一种管理思想代替了另一种管理思想”[7]。除非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否则“就不要尝试从过去的管理变革到新的管理”[8]。因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一套整体性解决生产效率和劳资冲突问题的方案(在布兰代斯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之前，泰勒称自己创立的理论为“任务管理系统”)。正如泰勒指出的：“各个要素的集成，而非个别要素，构成了科学管理，可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9]。这表明，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由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不同要素构成的“整合统一体”。科学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包含有一定的管理思想”[10]，泰勒反复提醒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要误解这一机制的实质和基本原理”[11]。这里，劳资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革命”是科学管理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上的整体性，实质上意味着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系统的、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具体地说，通过深入的动作和工时研究，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适当的绩效标准，确定每项工作任务的“最好的方法”;然后选择、培训“第一流的工人”，在职能工长的管理下，工人按照标准化的规范主动地、积极地工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根据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有差别的报酬，使劳资双方各有所得。而要达成这一完整管理过程的基本前提就是劳资双方形成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和谐理念。生产流程系统化、生产工具标准化、工作任务标准化、工资激励差别化、组织结构职能化等，都只能在这一和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也只有从科学管理理论各项要素的和谐整体中，才能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所实现的管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12] 1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继承和借鉴，还是反思和批判，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方面的这一总体特征，才是准确合理把握科学管理理论的真谛。
2 人机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是“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工业生产中的效率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主要是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一个是人，是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技能、劳动方法。但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是机器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工人方面的生产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器与工人和谐搭配所形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科学管理理论在技术、方法层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方面，泰勒通过精确的工作研究和对以往工作情况的总结，提出了生产工具、生产要求、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这就是泰勒所说的“建立科学的劳动过程”;[13]在工人方面，泰勒提出选拔“第一流的工人”，即那些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并强调对工人的职业培训，教会工人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根据对生产工具和工人劳动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通过合理确定工作定额、科学安排工作程序、训练工人使用正确工作方法，找到既能发挥机器最大效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工人付出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内容的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工时研究确定工人使用特定工具或从事特定工作的标准工作量，培训工人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工人操作规范化)，据此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就可以“促使科学的劳动过程和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工人结合起来”。[14]这样，人—机之间的和谐运行局面形成，泰勒所期望的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就可以经由工人积极性的发挥而源源不断产生出来。据测算，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20-30%。这种人机和谐运行所形成的高生产率在随后福特汽车厂的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得到生动体现，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形式。
3 劳资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灵魂
泰勒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规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加上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先后发生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劳资关系处在相对紧张的状态之中。据统计，1881年至1905年，美国共发生了36757次罢工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达几百万。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人们从企业内部探寻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美国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管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的像麦卡勒姆、亨利·汤、泰勒、亨利·甘特这样的“效率专家”、“管理专家”，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就是这场美国管理运动的系统总结和最大成果。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公正，雇主与工人各得其所就可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工业界的现实是，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普遍都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协调到利益完全一致的地步”，永远都是“残酷斗争多于真诚合作”。[15]泰勒则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16]劳资双方利益共识的基点就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所以，实行“科学管理时涉及到的一个真正问题，是所有管理者(包括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的彻底改变”，这就是泰勒特别强调的“工人对他们自己和雇主的职责的看法”和“雇主对他们自己和工人的责任的看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17]即劳资双方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分配生产剩余的问题上转向如何增加生产剩余上来，通过友好合作，“共同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廉的产品”，[18]最终使工人所得和雇主所得都有增加。这样，“利益一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整天并肩工作的劳资双方就不再发生争吵”。[19]因此，泰勒明确提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20]“没有这种双方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21]这样，工业进程中劳资双方从“对抗和斗争”的敌对关系转变到友好合作的和谐状态，才能保障科学管理的各项措施或方法取得成效。
基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泰勒强调企业内部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雇主或管理者要“承担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的职责”，[22]“必须真正把工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23]要尊重、同情和关心工人，重视工人提出的建议，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给予工人以“特殊的诱导或激励”，充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克劳德·小乔治正确地指出：“在对待工人方面，科学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把劳资双方看成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集体。它倡导并号召一种新的和谐和衷心的合作精神以代替早期的拓荒者典型的强烈个人主义”。[24]简言之，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友好合作，首先在于雇主或管理者的主动责任，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
4 科学方法：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
泰勒创立的管理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性，他首次全方位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替代单纯的个人经验，把管理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实践性，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亲自参与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强调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应用价值。为了探索最佳的工具使用方法，泰勒及其助手就金属切屑工艺所进行的实验就长达26年，详细记录了3—5万次实验，花费了15—20万美元，把超过80万吨的钢铁切成了碎屑。因此，泰勒科学管理的任何一项制度、一个措施、一种方法，都追求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单纯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同理，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劳资合作、人机协调，还是计件工作、工人培训，泰勒都看成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努力以科学方法探求其实践中的具体路径。以劳资和谐为例，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下，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都心中无数，仅凭感觉判断，结果是：工人认为工资偏低，多劳不能多得，以“磨洋工”方式加以消极应对;雇主则认为工人工作量偏低，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增加工作量，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这样，雇主与工人之间互不信任，自然引发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合理确定“每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劳资双方的合作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因为相互猜疑而产生的矛盾。为此，泰勒通过对工作、时间、工具等的实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一个每日工作量的标准，采用差别工资制，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高的工资率付酬;如果工人没有达到定额，就将全部的工作量按低的工资率付给，如再不改进就考虑解雇工人。这样，劳资双方在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就可以实现相互协作，泰勒为工业生产中劳资和谐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制度基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管理”[25]。 5 社会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哲学意蕴
泰勒以宗教般的热情和执着从事科学管理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困、低收入、劳资冲突等)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而致力于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呼应当时的“全国性效率”运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科学管理原理》前言中，泰勒指出：“根治效率低下的良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就使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了超越企业、工人和利益层面的社会考量，成为一种社会哲学。泰勒说：“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单个产品的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与不开化、富裕与贫穷困扰之间的区别”。[26]泰勒要求人们特别是管理者、工人从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管理，认识科学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提高。第一，实行科学管理除了雇主和工人这两个利益方可以合理分配经过协作产生的利润外，“这一管理方法的唯一目标在于保证全体第三方的利益(指“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27]“这些人的利益比管理者或工人的利益要重要得多，第三方应从全部收益中得到其合理的份额”[28]，因为科学管理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等方式，使“最大的收益还是落到全体人民头上”，最终使“今天的工人比3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好”。[29]第二，通过实行科学管理，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成倍地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缩短了，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实现了增长，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这些又意味着“整个世界由于这种增长而受益”、“意味着增加财富、减少贫困。受益者不仅仅是这些工人，而且还有与他们近邻的整个社区”。[30]所以，泰勒真诚地相信“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31]这就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由不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工程师的妄想变身为吸引人的、广为流传的、治愈社会痼疾的秘方，它几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美国民众热情拥抱泰勒的哲学，即清楚浪费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关键”[32]。这种以科学管理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人文情怀使科学管理理论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层面而具有了社会哲学的意蕴。
也许“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33]，也许是初创时期的科学管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更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泰勒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34]，无论是劳资合作，还是社会和谐，在泰勒时代的美国社会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在泰勒去世大致10年以后，因为有了工业民主、集体谈判、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条件的支持，科学管理理论的全面运用才不断逐渐产生出劳资合作、社会和谐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毕竟泰勒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身体力行地探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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