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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毕业论文免费篇1
浅析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和治理
意识形态领域是社会结构中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竖立其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是由主流意识形态与异质、残余、新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的观念系统。这一系统有平衡与失衡两种状态，平衡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意识形态领域主辅有别、层次分明、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状态，失衡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冲击、解构或颠覆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剧烈变动和增熵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保持平衡，管控失衡，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并整体保持和谐稳定的平衡状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正确认识这些现象的危害和实质，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认真思考应对策略，对于主动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1.结构性失衡。整体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居于指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开放环境、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问题是，一些人重西方意识形态引入、轻本土意识形态创新，重封建意识形态继承、轻现代意识形态发展，强调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包容，忽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坚守，使我国意识形态在理论研究、社会声誉和认同践行上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从理论研究来看，一些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联系，拒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盲目引入或运用西方理论学说，使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概念、范畴、表述的“跑马场”,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从社会声誉来看，一些人以“传统文化”、“普世价值”为名传播美化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加以贬低。如通过歪曲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夸大革命建设的历史失误，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翻案，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声誉;通过夸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文化选择论”、“宪政民主论”,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声誉。上述两种失衡给人们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使一些人产生了厌倦政治、虚无主流的情绪，模糊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国外思潮与党中央宣传相矛盾时”,倾向于以国外思潮为准，质疑主流宣传的真实性。
2.功能性失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政治、道德、哲学、文艺作品等各种意识形式所构成，这些意识形式是个人精神生活建设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为公共权力及其产品提供合法性辩护，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化的规范依据和超越性的精神家园，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导向功能。功能性失衡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各种构成形式在作用对象、功能内容与价值取向等问题上的不协调、不一致。首先，从个人与社会两个作用对象来看，一些人过于强调各种意识形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导向功能、社会整合的凝聚功能和社会治理的调节功能，忽视其坚定个人理想信念、引导个人价值规范、培育个人精神家园以及促进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等功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在于个人生命发展而无法融入个人日常生活，从而淡化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弱化了个人的精神追求、动摇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使一些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纷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围观者”,成为没有精神根底只有普遍焦虑的“漂泊者”,以致“怀旧情绪”、“恶搞调侃”、“拒斥主流”、“躲避崇高”之风在一定范围内弥漫。其次，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是意识形式的两个基本功能，分别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在谈到“好文艺”的标准时就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问题是，近些年一些人过于彰显物质功能之于精神功能的优先性，过于强调文艺作品作为经济利益表达、物质享受延伸和商业目的达成的途径载体，忽视其精神价值和政治立场，制约和冲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彰显。再次，批判和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一些人过于突出批判取向，机械地将马克思对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转嫁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质疑，片面地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个别性现象、倾向性问题和阶段性矛盾视为因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所产生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出现了一些只解构不建构的“愤青”和只见制度不见人的“泛制度化倾向”.
3.传播性失衡。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安排和经费投入等方面为其提供了有效支持，使之具有了其他意识形态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规模和强大阵容。但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传播样态和传播效果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从传播途径来看，原来通过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逐渐让位于以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社会传播。[3](P246-253)社会传播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和途径，既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可以为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所用，甚至一些社会传播平台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通过将自我标榜为“公共媒体”、“社会良心”或发表非主流意识形态言论吸引眼球。单位传播与社会传播的失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选择性、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伴随单位传播向社会传播的转变，意识形态传播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其样态逐渐由以文字词语为形式的理性传播变成了以声光画电为形式的感性传播。特别是当人们将互联网、智能手机作为获取信息、消费文化的主要工具时，蕴含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因素的海量信息和象征形式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传播途径和样态的失衡使人们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结构碎片化、精神世界娱乐化和理性思维表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上集中表现为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失衡，即重情感刺激轻理论教育、重娱乐消遣轻理性自省、重即时体验轻理想信念。
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根源
1.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精神危机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普遍性根源。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P203)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当代中国人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精神反映，它所面临和存在的失衡现象只有从这一时代人类生产交往的文明形态出发才能得到全面而整体的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将生产资料视为区别不同时代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的原则，人们一般将20世纪中叶以来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文明形态变革称为“新媒体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后工业文明”.在这一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人类获得了共享发展成果的可能。但技术理性的极度张扬和商品需求的无限刺激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物的绝对依赖性”,消解着富有崇高神圣意味的思想根据、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产生了以反传统、反崇高、反主流为主要旨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从而使人类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机，即世界符号化与快速流动性带来的“无根性焦虑”,价值多元化与标准相对性带来的“选择性困惑”,理想拟物化与思想易变性带来的“信仰性缺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同经济危机一样使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享有由之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精神危机的“受害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正是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特殊性根源。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矛盾的集中反映。党的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5](P4)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紧张关系”:
一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内部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领域来看，以物质利益和普遍竞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经济赋予了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合法性，推动经济发展目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满足温饱以减少痛苦”转变为现如今的“满足欲望以增加享受”.经济运行规则和目标的转变催生了一些人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冲击着他们对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坚守。从政治领域来看，一定范围内出现的公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以及服务特定集团或个人利益的特权现象，削弱了政治公信力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部分国家治理机制同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以及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的不适应、不协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破坏了意识形态认同的关系基础。从社会领域来看，随着社会结构由高度同质化、一体化转变成各种异质性要素复合体，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不断涌现，各种代表特定群体的声音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众声喧哗，加大了保持意识形态领域平衡稳定的压力。
二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与政治关系来看，经济领域以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着眼点，奉行增长供给原则，政治领域则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旨归，坚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造成了“增长优先”与“权利优先”的紧张，使一些人形成了“GDP崇拜”、“淡化政治”、“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从经济与社会关系来看，基于市场运行的趋利冲动，人们总是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建立社会联系，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不仅在于物质利益连接，更在于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共享和伦理承诺，于是经济领域的“功利逻辑”与社会领域的“伦理精神”便发生了碰撞，产生了假冒伪劣、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从政治与社会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不断发展，使政治运行的集中性、统一性与社会管理的多元性、自主性产生了矛盾，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又导致一些地方发生了因政治权力过多介入社会领域与社会诉求难以上达政治决策的“治理悖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设计”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总之，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领域在运行规则、发展目标、价值规范上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观念上层建筑失衡的现实基础，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3.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的文化价值观渗透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外源性根源。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使“和平发展”取代“战争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但时代主题的转换并没有消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大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消除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共同体之间的政治文化藩篱。各国为抓住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都格外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资源占有上的显着差距，为发达国家谋求文化霸权提供了优势支撑。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它通过“教义制造、媒体制造、产业制造、敌人制造”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价值观渗透和控制，以期催生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土壤，消解和排异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达到“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的战略目的。[6]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价值观渗透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亚洲自由之弧”等言论，以期“唱衰中国”、“妖魔中国”和“孤立中国”,并通过媒体宣传、文化商品贸易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向我国思想界兜售“非意识形态化”、“人权高于主权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等主张，以期争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这些都从外部催生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某些错误倾向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内生性根源。近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和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产生了大批优秀文化产品和现代文化产业。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存在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值得注意的错误倾向。经验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轻视与疏离，表现为重视业务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而忽视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重视过去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而忽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使意识形态建设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难以适应开放环境、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和思想多元的现实要求。形式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悬置和架空，表现为自我理论武装上的“观念伪饰”和社会宣传教育上的“话语空洞”.一些领导干部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变成会议、讲话、文件中的口号缀语，而不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认同接纳并透彻深刻地予以表述，但却在实际行动中远离理论路线、悖逆原则要求。
这种自我理论上的“伪饰”使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批判抵制时，往往空话套话连篇而不得要旨、难及要害，从而使一些地区或部门意识形态建设虽表面繁荣实则“空无一物”,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形象。官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懈怠和独占，表现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P550)迷信政治权力对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决定作用，认为只要掌握政治权力就无须担心会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挑战缺乏忧患意识。此外，官僚主义还表现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意识形态的批判权、解释权和发展权据为己有，而罔顾群众实际需要和主体地位。
三、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应对策略
1.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正确评判和把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实质。
意识形态观与一定阶级或集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相关，是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而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就会产生什么样关于意识形态精神实质、功能作用和现状趋势的判断。历史证明，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
这种理论在我国经历了以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为主要指向的“革命型意识形态观”到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指向的“建设型意识形态观”,再到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为主要指向的“和谐型意识形态观”的历史演进。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就是要树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和谐型意识形态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一要务，统筹兼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中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从这种意识形态观出发，一方面，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严重危害性，这些失衡绝非是局部的、表面的理论观念之争，而是道路之争、命运之争，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理论基础和制度体系的重大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这些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变化的可控性。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各种矛盾不断突发，意识形态失衡现象进入了多发期，企图通过严格的思想控制将意识形态领域变成纯而又纯的一元话语，既无可能也不利于激发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正确的态度是要首先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勇敢面对各种异质、残余意识形态的冲击挑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8](P232)其次要分清主流与支流，要看到平衡稳定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不能因为局部的失衡现象就搞得“草木皆兵”,更不能以这些失衡现象为由冲击或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后还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关系，既要看到大多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整体上仍属于阶段性产生的、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善于运用说服教育、持续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又要旗帜鲜明地批判、抵制那些企图冲击或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警惕和防止出现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之名放弃意识形态底线的错误倾向。
2.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及其产生根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围绕筑牢和构建全球安全屏障和内部和谐机制，着力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加强主体建设。党员领导干部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是决定这一建设顺利开展及实效取得的关键。加强主体建设，根本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真正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转化为自己学习工作的精神支柱;核心在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避免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解决意识形态失衡现象的水平;关键在增强驾驭和管理复杂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对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预警管理和协同管理等能力。
二是加强内涵建设。内涵建设是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依据，理论研究是内涵建设的主要方式。加强内涵建设，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观点、新论断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间的发展自洽性，以及这些观点论断之间的逻辑自洽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其次要加强运用性研究，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应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再次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探索构建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将之及时转化成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三是要加强渠道途径建设。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规律、机制和途径，按照因势施教、因群施教、因业施教、因人施教的原则，将社会传播与单位传播相结合、感性传播与理性传播相结合、新兴媒体与传统途径相结合，不断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和理性认知。对外要注意摆脱两种“逆差”,即因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传播资源占有上的差距所导致的“话语逆差”和侧重输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而较少传递现代中国文化产品的“历史逆差”,积极拓展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平台，努力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声音”.
3.重视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夯实克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现实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是保持意识形态平衡稳定的根本出路。但发展成就的取得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近年来人们常说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明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妥善处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等，不断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向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民生资源，努力创建公正合理的民生环境，使人们现实而公平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生改善，从而实现广泛的社会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向意识形态建设优势转化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二是引导人们将个人生活幸福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连接起来，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才能获得普遍的个人尊严和真实的社会权利，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我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将之与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区分开来，坚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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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毕业论文免费篇2
浅议技术演进的简单性意向与复杂性事实
自古以来人类对简单性的不竭追求，或许是在寻求便于逼近真理的方式和可以展现世界本质的简单性道路。简单性的寻求在技术层面则是复杂性的不断增长，技术复杂性及其衍生的系列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体的意向，为走出技术复杂性的困境寻求出路。
1、技术演进的简单性意向
技术在设计和发展中，贯穿着主体兴趣、信念和意图，并转换为产品的功能，人工产品或技术系统的创造者赋予物质实体以适当的形式，使它以创造者的意图运行。技术进化的主体意向渗透于技术进化系统及其进程的整个方面。技术是使我们尽可能费最少的劲来满足需求，可将技术视为人的一种省劲装置。且一切技术都必然带来人的基本活动的减少，这不是偶然的副产品，因为“希望省劲儿”是技术背后的动机，这个动机恰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技术的本质。
无论生物学意义上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经济和操作便利的考虑明显地要对技术系统产生影响，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做事情，因此理性具有趋向经济的自然指向，就是朝向简单性。技术是用人对自然界的创造性来“轻松”完成主体的意图，即总指向以最小重量、最低能耗和最低成本来达到最高效率和最佳功能。
技术追求效能，亦可看作“以少胜多”的简单性意向的形式:技术活动总指向功能和效率的改进和提升的方向。哥特尔———英特里连菲尔德认为，技术主观上是达到目的的正确途径的艺术，而客观上是人类活动的特定领域中所用方法和手段之总和，这种途径总是最合理的，按成功率来计算，只需要最少的耗费。同时从逻辑上说，它也是按耗费计算提供最大成功的途径，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就是以不断提高技术过程的效率为基础的。技术对简单便捷和绝对效率等的追求，促使技术从一种形态发展到另一种形态，呈现没有极限的发展，功能和效率的改进和提升的方向呈现不可逆性。技术发展的过程呈几何级数的模式增长，这些意在说明，技术发展带来的多元的影响和改变。
技术进化本质上贯彻着人类的简单性等意向，当然，技术的首要任务似乎应当是减轻人们为了保持生存和发挥潜力而不得不承受的工作负担。当我们注视任何一台机器工作时，我们很容易看到技术实现了这个目标。当人们观察整个社会时，却比较难以使自己信服这个简单主张的真义。
2、技术演进的复杂性事实
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并不断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吞噬。机器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体系早已不是先前手工时代的单项技术，而是众多的技术子系统的复合体，技术由于发展的需要而生成无数发展方向，又由于发展的需要而又簇聚一起形成新的技术体系。技术演化过程中，不断出现高度的分化与综合，现代技术已经成为层次纷繁结构嵌套纵横交叉的网络系统。
对于技术系统而言，许多行为的结果一直延伸到将来，因而正确的预测对于客观上合理的选择便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事件的预测并非完美无缺，对事件的响应也不够精确，因而，适应系统对相当程度的扰动仍能保持稳定，并在每次扰动后，系统的反馈控制机制仍能使系统复位。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类采取更加稳健的适应程序，适应技术系统对环境因素的影响的反馈机制正是基于人类面对复杂性追求稳定的简单性意向。
3、技术复杂性的现实困境
现代技术不断创造便于操作的功能，而功能简单性的实现却以结构复杂性的增加为代价，功能简单性的获取却又不断遮蔽结构复杂性，且科技越成功，内外之间就变得越模糊和透明。技术的内在复杂性是不可见的，事实上，即便打开技术黑箱，绝大多数使用者也可能仍然不理解它，尽管它的操作并不被理解，但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现代技术，呈现给人的是其简单的功能和界面，而其复杂的内部特征却被消隐，现代技术越来越趋向于隐匿其自身的复杂性。现代技术对其内部复杂性的消隐，似乎使人远离了技术的复杂性，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和影响却是严重而深远的。霍华德·莱茵戈尔德说:“终于，一个为今天的技术基础设施创造了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开始表达他的忧虑，这样的忧虑以前在出自别人之口时，曾经被贴上‘阻碍技术进步’的标签。
技术是一部神奇的车辆，但是我们没有行车线路图，没有前灯，没有后视镜。”
面对复杂性技术系统，人类的确创造性地解决了诸如实践操作的现实问题，但问题并未停留于此，总体性的影响依然日益趋深。美国学者摩里斯N李克特认为:由于认识复杂性技术难度增大而造成的技术决策和技术选择具有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量呈指数增长。因此，随着技术的进步，不管是物质还是社会的技术都可能简化或便利操作特定的工作，但它总体的影响是使更多的进程更加复杂和困难。并且，在科学、技术和人工手段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复杂性具有自我潜能，因为它导致问题的复杂性只能通过过程和程序的进一步复杂化才能被准确的解决。尖端技术的日益增加使我们遭受到问题和解决之间的强有力的反馈，最终将每一个相继而来的解决方法改变为新问题的发生器。这些反馈效应以问题领域的增长率不断超越我们解决问题能力的方式发挥作用。问题及解决方法在相继的技术进步中变得越发复杂，问题的症结在于问题复杂性速度相对加快。出现在技术进步中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经常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困难。伴随着我们用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每一个实际的步骤，不可预料的结果经常会发生，同时，未曾考虑到的规律发生作用，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加，我们进入了一个不能十分看清前面道路的领域。
对简单性的技术追求，使人类陷入技术复杂性的困境，简单性的初衷正在化为泡影，即便如此，简单性仍然是人类不折不扣的信念，复杂性困境或许是与人类的简单性的信念始终相随的。我们不断设法简化技术，努力去为更便捷的技术原则寻找一个更小的基础，但在这一努力过程中，我们却不断地使技术本身的结构更复杂，我们赢得了较大的力量比如功能的简单性，而付出了结构更为复杂的代价。
不论技术如何追求操作的简捷，而技术本身却变得愈益复杂。历史的逻辑仿佛是，人类对简单自由的追求，必将付出复杂性的代价。而现实的思考是，如何在复杂性的背景上开辟简约明快的自由之径。
4、面对复杂性的简单哲学
技术日益复杂，依然不舍简单性初衷，面对复杂性，现实的思考是选择何种技术才是简单性的生存。选择技术的自由之径是不可逆的，人类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和可能，基于技术生存的可能思考，仅在“去留之间”。“去”关键是去什么?显然“去”要么是自暴自弃的全然否定，要么是有所批判的放弃。
放弃技术对技术生存的人类而言就是自绝前程，而批判放弃就意味着放弃某些技术或技术的某些方面，实质而言是对技术有所选择的保留，就是进行有益的技术改造使之适应人的发展。批判的“去”与“留”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留”并非是不加选择的全盘接收，而是有鉴别的选择或发展，就是选择更具人性的技术或发展更利于人性的技术因素，这是对技术的批判选择和发展。因而，“去”不是技术悲观主义，“留”亦不简单是技术乐观主义，实质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技术的理性态度。“去留之间”是哲学，是技术选择的哲学，这种技术哲学事关人类及其自由。
去与留就复杂性困境而言，就是去复杂性留简单性。去复杂性与留简单性实质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现代技术已经是复杂性的技术，绝对的去复杂性可能就意味着绝对的去除技术，或从根本上否定现代的技术方式，武断的思考既是反技术的亦是反人性的。哲学而言，简单性是复杂性的对立面，所以，寻求复杂技术世界的便捷的路径，理应基于其对立面的转化。这就是我们试图通过复杂性而去寻求相对简单的理性基础和可能途径。技术的首要特征在于改造世界，而追求简单性只是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提供可能的方法论途径，但这种方法思想的获得一定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之上:只有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具有简单性，什么样的技术具有复杂性，我们才能追求和选择简单性技术。复杂性与简单性是相对意义而言的，因而，简单性技术与复杂性技术亦是相对的，所以，去复杂性亦是相对的。关于去复杂性可以系统思维方式加以探究，即根据系统的构成、结构、和功能而区分不同的复杂性类型，以理解技术系统的复杂性进而寻求消减复杂性及其伴生风险的可能设计。
就系统论而言，去复杂性并非绝对的去除，而是基于不同复杂性间的相互转换，也就意味着去复杂性的代价性，这个代价或是复杂性本身，或仅改变了我们面对复杂性的方式。
科技的发展亦遵循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人们要想更好地适应环境，就要采取更加经济的方法，哪种科学或技术能够使人以最少的劳动完成所要完成的任务，它就会存在和发展，否则就会被淘汰。简单性可以成为技术的选择机制，技术对简单性的追求，或在结构上，或在功能上，或与人和环境的协同上。
虽然，我们可以改变面对复杂性的方式，但是去复杂性的代价依然存在，这个代价被其自身的成功变得看不见，这使我们置身于自身创造的难以觉察的风险之中。
囿于复杂的技术环境中，人类的生存时空被技术分割，探索减少技术复杂性的可能方法进而降低伴生复杂性的可能风险，就是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质量。复杂性是我们试图认识世界时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认识论层面而言，任何一种复杂性都反映了在以理性来理解系统时的认识困难。实在层面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可避免的遭遇困难，因而必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复杂性虽然是进步的伴生物，但也并非没有限制，倘若如此，我们就不能扩展我们把握世界的认知和实践能力。复杂性伴随着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每次进阶，也是人类不断提升境况的进步动力。因而，现实层面，因受时间和能力的限制，致使理性的经济原则必然起作用。因而，面向复杂性，自然的本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选择，方便与经济的选择路线也是基于我们的理性基础。而对简单性的偏爱或许并非基于自然本性，却是人类面向复杂而生的探索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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