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观点论文

哲学观点论文

　　哲学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观点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哲学观点论文篇1

　　试析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逻辑

　　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概述

　　西方科学哲学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由科学知识的逻辑模型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模型的转变。代表这种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流派是：以孔德为创始人的实证主义;以波普尔为创始人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创始人的历史主义。

　　(一)实证主义的缘起与演进

　　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以经验论传统为认识基础，反对形而上学，并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继承了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

　　第二代实证主义：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马赫接受并改造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进一步反对形而上学。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事实的概要性描述而非理解和解释，并把人的经验看成中立的感觉要素，一切研究都是探知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强调除感觉经验之外的存在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第三代实证主义：20世纪初，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经验论传统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一方面，继承了马赫的经验论原则，更为彻底的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认为：“只有数学和逻辑的命题、经验科学的命题才算有意义的，而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一些无认识意义的伪命题。”另一方面，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通过归纳逻辑，得到被经验证实而具有较高概率的命题和理论。这种累进式积累的机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

　　(二)证伪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1.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超越。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同逻辑实证主义争论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它的创始人波普尔主张以“证伪”取代“证实”，以“试错法”取代“归纳法”。证伪主义还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命题的意义标准转向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的方法论从逻辑的证明转向猜测和反驳。同时，用证伪主义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问题――猜测――反驳――新的问题)来代替证实主义的科学知识积累模式(经验――理论――经验的证实――理论的扩充)。此外，批判理性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拒斥本体论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为科学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哲学。

　　2.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继承。虽然“证伪原则”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的，但是证伪主义仍然是以“经验”作为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的。因此暴露了从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先天缺陷：(1)从纯逻辑、纯理性的科学“内部”方面去探讨科学的发展，企图为具体科学理论寻求一种普适的理想模式。(2)认为经验和观察是稳定、客观、可靠的，是对科学理论做出评价的唯一基础。由于这两点根本缺陷，当历史主义兴起的时候，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一起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三)历史主义的融合与创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历史主义反对逻辑主义只注重从“内部”来研究科学本身的倾向，主张要从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个“外部”来研究科学本身，强调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整体，必须研究这个系统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库恩主张尊重历史，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强调社会学和历史学对于研究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深入到科学史之中，对科学发展的事例进行研究，以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为评判尺度来探讨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逻辑重建，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既包含有常规科学的量的进化，又包含有科学革命的质的飞跃的科学发展模式和一个带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范式”概念。

　　二、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逻辑

　　(一)从评价标准的“逻辑基础”到“历史整体性”的转变

　　自从库恩开始的历史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的企图，并且反对它们以经验与逻辑为唯一标准，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或科学发展的模式，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应从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将科学发现及科学理论的基础归结为单一的逻辑，或者是归纳的，或者是演绎的。认为从这最基础的逻辑原理出发，我们能够解决科学及其理论面临的一切问题。而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对这个历史学家来说，理论在某些本质方面是整体性的，就他所能讲的，理论总是存在的，因而总是覆盖着可设想的全部自然现象。”作为历史视域下的科学哲学，它的基础是受到它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所限定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不是唯一的。逻辑主义者们的逻辑原理，不过是科学的发现方法，作为方法，也不是唯一的。因此，历史主义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也是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强调应到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克服了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科学实践相距甚远的缺陷，将西方科学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从科学发展模式的静态积累到动态飞跃的辩证考察

　　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发展的“积累进步模式”相比，认为科学进步是科学命题及理论的单纯积累过程，是单纯量的增加;波普尔的“证伪模式”是否定型的模式，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理论对旧理论的不断否定而实现的，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反对科学发展的知识积累过程。

　　到了历史主义这里，库恩综合了以上两种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成分。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既不是实证主义只注重持续性的积累，也不是证伪主义只注重理论的“质变”，他用“科学的常规阶段”、“科学的危机阶段”、“科学的革命阶段”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做是范式不断更迭的发展过程，在科学发展的“量”和“质”的把握上，库恩的观点更好的做到了二者的结合。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了哲学特有的辨证思维：将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为一个过程不同的整体，保留了科学结构的完整性。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质量互变规律不谋而合，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科学初期阶段，与量的积累相同;到了危机阶段，表明己经做好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准备;到了科学革命阶段，表明出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库恩也强调范式的新旧交替不会终结，总是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巡回往复以致无穷。

　　(三)从科学视野“纯理论”的推演到注重 “非理性”的研究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对“经验理性”的片面强调，到对“非理性”因素的逐渐承认与重视的这一过程。

　　在实证主义者们那里，建构科学理论的是逻辑中的归纳方法，而科学本身是对真理的无限逼近，真理是对客观经验的真实反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不包括非理性的方面。所以，持逻辑模式思维的哲学家们，对非理性因素都不够重视，甚至是采取一种摒弃的态度，认为非理性因素应该排除在科学之外，非理性因素将会干扰科学理论的纯洁性。尽管波普尔在其理论中提出了 “期望”这个概念，但是从对科学本质的解释中，波普尔本人还是坚持理性因素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期望”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解释他理论中“理论在先”的矛盾。

　　然而，库恩认为科学不仅是已经存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人类在各种时间活动中探索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客观对象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动。

　　三、科学哲学演变的评价与反思

　　(一)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演变的评价

　　1.科学哲学本性应当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对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全面把握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学哲学理论割裂了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或脱离历史片面强调逻辑分析;或脱离逻辑片面强调历史描述，两者都违背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要求。

　　逻辑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既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语义和 逻辑分析，“合理重建”科学理论，清除语义和逻辑疑难，测定理论的事实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学主张的明显准则，并应用这些准则对科学理论作评价。并且把据以接受或评价理论的标准和准则视为对一切时代的科学都是普遍有效的，从而把逻辑分析绝对化;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模型应该同实际科学及其历史符合。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科学的目的、方法、问题和内容的变化;科学理论、假说的发现与辩护等等，都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然而，他们却往往陷入科学史的具体事件中，只是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却不去揭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对一切方法论原则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综上所述，逻辑主义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横向”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强调对科学发展的“纵向”历史分析，两者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极端。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理论上的片面都阻碍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2.科学哲学发展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合。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识不能割裂的两个要素，建立在人类认识之上的科学同样同时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逻辑主义侧重于进行科学“内部”建构的研究，注重实践和理性因素在科学和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经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除经验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将研究视角从科学“内部”结构扩展到了社会历史范畴，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条件的外在研究。这两种思想一个研究科学的认识本性，另一个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它们互补的探讨了科学活动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二)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首先，当代科学与哲学日益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科学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科学哲学对某一种特定科学的概念、含义、论证，都是由于在这个科学及其领域产生突破，并对这个科学有了理论要求而言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一个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理论，还是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的假说，他们的目标和宗旨都在理解科学和促进科学的向上发展。因此，无论是哪个思想流派盛行和高调的时期，它的思维模式总是来源于科学实际，又要返回到科学实际之中。

　　其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和认识程度的纵深，要求科学哲学研究运用多元化理论与方法。科学哲学从实证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科学研究者们对科学方法的探寻经历了归纳、演绎、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从当代的科学进步和发展前景来说，我们面临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方向，因而，更应当注重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

　　再次，科学哲学理论的演进是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也应当从辩护走向批判与审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各个思想流派无论是在理论上的合理之处还是其不足之处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后相继的思想特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我们也要始终秉承这种“批判――继承――创新”的科学态度，敢于批判，懂得继承，勤于创新，实现发展。

　　哲学观点论文篇2

　　浅论哲学人性观与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的关系

　　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发展的基本趋势，哲学与管理学的交叉融合就有了管理哲学的概念。尽管管理哲学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强调管理哲学把管理学和哲学联系起来，然而管理哲学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哲学，它是一种具体的应用哲学。管理哲学作为哲学理念和哲学智慧在管理领域的具体运用，必须少一些思辨，多一些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以，管理哲学更多地是一种实践的哲学，而不单纯是理念哲学，这就要求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精神和哲学理念必须具体化到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这个具体化过程的实现，需要通过特定的途径，而这个途径或出发点，笔者认为就是哲学人性观要具体到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

　　一、 哲学人性观

　　从哲学史上来说，研究人性无外乎两种思维方式：一是从现实出发，总结人性;二是从超验出发，规定人性。人从哪里来的?又要到那里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就围绕着本原问题探讨哲学。对于人既有肉体又有灵魂的认识，自古以来就有，灵魂和肉体如何统一的问题，是哲学史上人性观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要么把人看成物质性的，要么把人规定为精神性的，于是“物性人性观”、“神学人性观”、“理性人性观”等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并有人的“物性”和“超物性”对立的观点。从今天来看，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取得了进一步深入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三个层面探讨了人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性是指人身上所具有的特性和属性，人的本性主要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个方面，而精神属性本质上属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人性主要有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两个方面。

　　现当代关于人性的争议，还集中在批判抽象人性论的观点上。抽象人性论是着眼于人同动物的区别而对人性进行的一种抽象。它通过静态的、共时性的比较和归纳，把诸如理性、语言、意志、情欲、利己等人的共性特征抽象化为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以此作为考察、研究、解释人和社会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因，从不变的人性中引伸出社会关系及其规律。很多学者也是基于人的现实性而批判这种所谓抽象人性论的，认为这种人性论不能把握人的本质。而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人性假设”也被批判为抽象的人性论。诚然，抽象人性论是不能最大程度把握人的本质，而人性假设不同于抽象人性论，人性假设的作用不是把握人的本质，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前提建构相应理论，从而为现实提供理论指导，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就是达到此作用，我们不能从不能彻底把握人的本质，就忽略这种人性观的作用，它是哲学中关于人的认识的具体应用，而非达到一种把握人的本质的作用，所以这种人性观并不“抽象”。而对人的本质的探索，对人性的进一步发掘是以前、现在乃至将来永恒不变的哲学任务。哲学的人性观和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既有一定的联系，又相互区别。

　　二、哲学人性观和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的联系与区别

　　管理哲学的人性假设本质上是一般哲学人性观的具体应用，所以管理哲学的人性假设是以哲学的人性观为前提的，就今天管理哲学的发展水平来看，所有管理哲学的人性假设都是直接借助于一般哲学的人性观。从中西人性认识的不同来看，中国古代人性观主要是基于伦理的角度上提出的，受儒家文化人性善的影响，认为人性本质上是善的，所以引导开发人的善性就成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古希腊文明对人的理解主要是从人的个体自由和感性生命力的弘扬出发来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而不仅仅像中国一样囿于伦理关系，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性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追求自由和张扬个性，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私的，所以人性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和个性，而这种自由和个性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中就变成了人性的“原罪”。到了近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相互交织，从管理学上讲，西方人性观主要是理性的人性观，在此基础上，管理哲学强调制度设计，是典型的制度管理，表现在强调管理制度要使人的自由的实现和对自私的合理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于人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人性假设理论的发展。因此，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是基于哲学人性观的发展上的，管理理论构建的基点是人性假设，哲学人性观是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的认识论来源，而管理哲学人性假设又不同于一般哲学的人性观，是一般哲学人性观的具体应用，是基于方法论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构建的需要。

　　哲学人性观与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的区别从整体上讲是哲学与管理哲学的区别，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出发点不同

　　“哲学是什么”是哲学研究中一个永恒的、开放性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有几个明显倾向：哲学的起源(中西起源)、哲学无定论(认为人们无法给哲学下准确的定义，哲学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内容)、“什么是哲学”与“哲学是什么”之争以及哲学就是人学等等。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开始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1在现代中国哲学界有些人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如果认为哲学是寻求一般规律，科学是寻求具体规律，那么哲学与科学就仅仅有层次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区别了。哲学的目的不是揭示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人的世界应如何，因此哲学的实质是人学。对于这个观点，存在一定问题，也存在着争论，哲学的主题是人并不意味着哲学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人，而不重视其它方面的研究。在我们研究人的同时，必定要研究与人有关的所有知识。而关于人性的科学恰好是哲学，但是与人有关的知识并不仅限于哲学。笔者在这里不是研究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想说明 “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用理性思维去实现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的问题一直是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宗教哲学以及到现当代西方哲学不变的主题，笔者认为，哲学中关于人的问题主要是一直在追问“人从哪里来?”和“人到哪里去?”两个问题，亦即本原问题和终极关怀问题，哲学人性观是试图从追问本原问题以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史上的相关理论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性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也如此。

　　管理哲学人性假设则不同，管理哲学人性假设是为了一定管理目标的实现而作出的，是为了一定管理理论的构建而服务的，从出发点上与哲学人性观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现代管理理念也强调管理的最终目标也是人，主要表现在强调“人本管理”上(关于人本管理，第三章会作专门论述)，但是这个目标要一系列的子目标配合，是不断实现的，终极目标的实现是需要各种具体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的。比如，企业管理中，企业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当今许多打着“社会企业”的名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也是如此，他们之中可能有一部分真的是以实现社会利益为根本，但是这个社会利益实现的前提是一定经济利益的实现。

　　(二) 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别

　　哲学人性观是对人性一般意义的把握，是对人性本质的探索和对人性实现的追求，而管理哲学中人性假设是人性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应用。管理哲学中人性假设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这种具体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假设理念及应用不同;第二，不同管理组织当中所要求的人性假设不同，相同组织当中不同部门的人性假设应用也不同;第三，人性假设为了一定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存在，其目的性非常明显，涉及到不同管理目标的人性假设不同。总之，管理哲学的人性假设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总的来说，管理哲学人性假设是具体到管理学上的，是哲学人性观在管理学中的具体应用，涉及的条件不同，应用的方法不同。

　　(三) 目的和手段的区别

　　哲学对人性的探索是追求人性实现的目的，更多时候强调的是价值理性。而管理哲学人性假设是强调利用人去实现人的目的，人是同时作为手段和目的而存在的，因此管理哲学人性假设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工具理性。

　　“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困扰哲学界那么久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答案，“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探索、寻求通达智慧境界的道路，但是却注定了不可能获得终极的答案”，张志伟认为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原因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不仅是属于自然的存在物，不仅依靠自然本能而存在于世界上，而且有理性思维，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包括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2“人的奥秘，是哲学奥秘的所在;探寻哲学的奥秘，就在于求解人的奥秘。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是全部哲学问题的集结点。”3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既要探索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在“人属”世界中探索世界的规律，又要依靠自我理性不断反思自我，在反思的过程中认识自我的本性，并且利用自我的本性改造自然，使世界改造为“属人”世界。然而，人们探索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在最终的意义上，并不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外部世界，而是为了掌(下转71页) (上接51页)握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来实现人自己的目的;人们认识自我的本性，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合乎本性地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人类的一切探索，包括哲学探索，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的探索。”4

　　古希腊自然哲学主要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以追求“万物的统一性”，也就意味着同时包含人的本原问题，也即前文所提到的“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追问“人到哪里去”，以实现人的价值为根本目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更是从信仰的角度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近代西方哲学通常被人称为“认识论的转向”，认识论的转向是针对本体论而言的，说明人们开始强调自觉地认识“人和世界”的关系，从而达到实现人的自身发展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从现实出发，指出人的实践性，在认识人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西方哲学人性观探索人性以实现人的价值，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其“为了人而认识人”的目的性非常明显，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就影响广泛的儒家思想来说，“儒家站在人生之内体证宇宙万物之生命本源，并据此体证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审视人生的意义、命运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5”

　　哲学人性观是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的认识论来源，管理哲学人性假设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人性观为依据。然而，管理哲学人性假设从深层次的角度看，可能也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性，但它首先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一定的管理目标而存在的，因此，此时的人性假设中的人就变成为了实现一定管理目标的手段，其手段性非常明显，是方法论意义上对人所作出的“假设”，强调的是工具理性。

　　由此可见，哲学人性观和管理哲学不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哲学的人性观为管理哲学人性假设提供认识论基础，人性假设理论的发展也会促进管理哲学人性观对人性的深入认识。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区别，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能因为看不到他们之间这种微观的区别，就一味地去评判人性假设，把它当作抽象的人性论加以批判而看不到它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哲学的人性观和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难以捉摸，人性假设在管理哲学中有其非常重要的作用与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