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共识和民主现代化实现

　　摘要：

“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点基本共识。中国推进民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克服“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继续坚持“四点基本共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

　　关键词：民主;共识;现代化

　　“党的执政举旗帜，人民当家，世界大趋势。波澜壮阔三十年，实践证明硬道理。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世纪书写中国卷，科学发展是共识。”以一首不规范的“蝶恋花”开启本文，是想表达这样两句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有问题，共识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发展经验。中国还称不上“民主国家”，至多可以称得上“转型期”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你就是个典型的“党专制”国家，哪有民主?有人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和评价，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普选目前不可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行，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自治也不可行。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优势。此谓好得很，彼谓糟得很，总之没有“共识”。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成败，国内外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科学的评价不是凭学者们的主观看法，而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决定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无论对中国政治建设持何种看法和观点，以下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不是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不过这种“人民民主”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就讲过：“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讲到的这“五个结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个人权利优先”。人民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强调的重心是“主权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的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认“人民权利”的存在，认为“人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没有集团的。个人权利的根本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强调的重心是“自由在人”。个人权利优先，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实原因。因为经自由主义改造后的民主实质实现了自由对民主的转换或替代。自由民主要体现和维护的不是多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谓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其实质是保障社会精英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保护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现代西方，熊彼特也好，达尔也罢，无论主张什么民主的内涵和定义，经验的或规范的，其基本内涵都是强调个人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尤其体现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平等的选举权的法制规范和保障。现在西方比较有共识性的自由民主的经验性定义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民主作这样的经验性描述：“一次性授权的资本和强势集团多元竞争的人权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从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经验和发展趋向出发，则是追求“人民大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程参与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体制相结合”。“全程参与”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关键区别点。

　　2，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尝试走国家民主社会化的实现道路，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自由，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证。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控的超越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制力。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以暴力为依托使社会服从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要为实现最广大的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道路，为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自治创造条件，即实现社会从强制管理向自觉管理过渡。但改革开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给我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十年动乱”证明：国家民主的社会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权是要有限度的;无政府、无秩序、无法纪、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社会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现代化的民主不仅要实现“主权在民”，更要实现“自由在人”。“主权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结合是现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关系上和政治主体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现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权”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来规范和保证。没有法制规范和监督的权力和权利，哪一个走向极端或滥用都会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动乱和灾难。正是基于“十年动乱”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来规范、保障和实现，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共识。

　　3，共产党领导的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组织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解决国家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步骤按计划推进，保证持久的宏观政治稳定。较之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权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组织的高度凝聚和优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个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建设目标的执政党，一个集7000多万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组织严密、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动员和调动所有国家政权力量和政治资源于同一个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这笔巨大的组织和政治优势是任何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所不具有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党政统合的政权体制，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使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体系，使政府这一在西方看来“必要的恶”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的“公共善”。中国政府内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执政党保障的“有效性”，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梦寐而求不来的。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如此猖獗成为国际商贸的巨大威胁，需要各国派军舰护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三个总统的政府根本无法履行最起码的安全职责。政府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优化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服务，满足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这不是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国党政体系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这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国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因为错误地判断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排序，所以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颠倒了的经济政治秩序重新颠倒过来。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拨乱反正，释放了中国人民期盼许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潜能和震惊世界的经济建设能量创造着人类最大经济共同体快速持久发展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诠释。民主是什么?在经济社会领域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张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在狭义的政治领域，民主政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中国“政经结合”的成功实践诠释的不同于“政经分离”的另一种民主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宣告了所谓“普世主义”的狭义民主政治观的破产和“特色论”的广义民主政治观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这种观念和逻辑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发展奇迹的真谛。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中寻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是方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变革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获得的基本经验和共识。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建设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个共识。这个共识也可以称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有了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民主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按哪种评价标准，民主化的实现都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国1787年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1865年、1868年、1870年、1920年、1964年、1971年宪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修正案，共180多年，才真正实现公民普选权不受种族、性别、财产、年龄限制。英国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从1688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到1928年取消选举权的男女不平等经历了240年。中国1954年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到今日不过半个多世纪。50多年，虽然经历了两代人，但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时间不算长。但有一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起点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就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我国“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还体现在，中国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既要体现民主主体的多数性，又要探索民主参与的全程性，又要落实民主实现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资本势力和强势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问题，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还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把发展的效率与民主、平等、公正等统一起来，把政府的有效性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统一起来，把一次性授权参与拓展为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程参与。真正实现“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的有机统一。并且要把这种民主追求社会化为实际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比之西方以代议制、普选、竞争性政党制度、公民权逐步扩大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化进程，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更为优越和复杂的制度设计。

　　若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比较低的基础之间有巨大的落差。民主现代化的实现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西方的经验证明，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与教育或识字率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其中公民社会自治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就更加不足了。比如社会主义追求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平等，因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平等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没有基本消除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及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这种差别还在不断扩大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大众平等的政治参与只能是法权意义上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影响力。比如我国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差别就是政治不平等在法制上的表现。在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实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还没有像对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那样迫切，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和法治权威还在形成过程中，公民的政治人格还不完全独立，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基础上，不仅民主实现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甚至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弊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证明，我国民主建设这样一种比较低的基础，使我国民主政治在实际的运作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异。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家长制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党的执政、国家权力运作、人民行使权利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问题等等。不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这些基础性条件，社会主义民主高起点的制度优势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充分的发挥。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需要我们创造条件，也就是在这个高的起点和低的基础之间架起连接桥，使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追求，又从比较低的基础出发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践道路。这就好比要在一个高山峡谷中架起绳索，前人没有走过。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只要爬过去，就会尽快领略彼岸的无限风光;当然也可能爬不过去。甚至付出跌落山谷的危险，或者无奈退回来重走别人盘山的老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经验和共识。这些基本经验和共识就是在“高起点”和“低基础”之间架起的连接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爬过高山峡谷的绳索，但这条路还仅仅是几条绳索，不仅极具诱惑力也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敢不敢义无反顾地爬过去，能不能坚韧不拔地爬过去，不仅挑战我们的勇气、决心和意志，也挑战我们的毅力、实力和耐力。这也是我在开篇“蝶恋花”中提到“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的含义。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把这几根绳索加宽加粗，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我们爬过峡谷的“路”更结实更安全，即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体说来重点要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这“四大建设”搞好。

　　首先是继续为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基础条件而努力。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不过“谋发展要讲科学”，要更加注重社会和人的需要，更加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就不牢固。其次要加强社会自治和公民文化的培育。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社会基础条件。公民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平等法制秩序观念的牢固确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现是重要的主体条件。而这种现代的人格培育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无论教育还是文化都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要大力培育社会自治，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未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发现了巴黎公社的政治体系从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管理转变为公社社员的自觉管理，也就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代替国家管理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要大力倡导和鼓励地方和基层民主自治创新，把“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推广到全国的城镇社区和乡村。再次是加强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如何保持它的先进性，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的严峻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公为天下”的本色，真正实现“三个代表”，一方面还要把党的执政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党的执政行为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党权受到必要的约束和规范。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法定执政党，作为没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竞争压力的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法制化建设哪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再次是强化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设，不仅使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实现政府职能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

　　如果说，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已经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那么，作为一种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形态，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蓬勃勃创始并实践于中国广大城乡的各具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正如晨雾散去后的曙光，已在中国大地上显露。我们既要展开双臂，去迎接那初生的太阳，普照神州;又要集中精力、加固绳索、强化自身，爬过高山峡谷，尽快领略那未来中国民主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