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合理选择(3)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把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历史上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观念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它们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同样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所认同，并作为向资产阶级斗争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重要武器。但是，把普选制当做是“真正民主”的标准也是不对的，是一种从形式上看问题的观点，尽管说这种形式毕竟是一种历史的重大进步。至于说到“三权分立”，那更是作为“政体”方面，属于权力制衡的现代具体形式，并非天然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或者说它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这正如市场经济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一样。

　　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具体形式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简单地混同，把某一种形式当做是民主本身，同样的，民主的实现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其实现民主的道路、途径，其形成的民主的具体样式，也都会有所不同，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亦即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试错的实践探索出了经济管理、社会治理、政治运行的一整套经验，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确实具有某种榜样的作用，欲使国家现代化而又不去学习借鉴这些现代经验，或是只学些皮毛以敷衍民众，固然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但如果不顾自己的传统和国情，也未分清西方经验中一般性普遍性的与特殊性个别性的实质内容和具体形式，将其囫囵吞枣地“移植”或“嵌入”到自己国家，几乎没有不失败的。殷鉴不远，教训多多，后来者不可不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慎重地予以对待。

　　三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各国进行交往，从而被强行“拖进”现代化的进程。一百多年来，屡遭变故，命运多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无主权内无民主、既一盘散沙又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条件。但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也由于如上所述的认识上的失误，加之领导人因胜利而滋生的骄傲和急躁情绪，我们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建立了排斥市场、消灭商品、违反生产社会化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不唯乏善可陈，不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相反对之采取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加实用主义态度。一些领导人，嫌法制太麻烦，束缚手脚，主张靠开会、靠会议文件甚至靠领导人的讲话来治理国家，人治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直到出现了“大跃进”、特别是““””才醒悟过来，改弦更张，走上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的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物品匮乏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整个社会面貌的根本性改变，广泛的社会交往，利益分化导致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各种主体的利益冲突增加，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法治观念的逐渐增强，人们对基于社会公正、民主权利、自由平等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大众对民主法治的要求与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未能予以有效改进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机制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制的尊严在急剧流失，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和一些恶性事件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些确实都属于邓小平所讲的“发展起来后的问题”，或发展中的问题，也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如若不能通过积极稳妥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一种妥善解决这些矛盾的合理方式，而是犹豫拖延，任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断激化，就可能会危及社会稳定甚至酿成社会动乱的局面，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为泡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也是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最大政治力量。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等，都不能绕开和离开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一种理论推演的结论，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广袤和由56个民族构成、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历来都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利益，而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稳定就难以维持，就很可能出现封疆大吏各自为政、纠葛不断、冲突频生甚至导致分裂的危险。自从秦始皇创设郡县制以来，尽管朝代更替，但“百代都行秦政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进行残酷的国际竞争过程中，面对那些跨国公司的“大鳄”，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一定的“拳头”和保护性措施，从而避免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从积极的方面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正处于起飞阶段，正在改变既有的国际力量格局，各种国际势力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制造摩擦，挑起争端，对中国实施围堵，国内的各种矛盾错综纠结，到处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如何消解、舒缓这些矛盾，化解这些争端，突破这些围堵，保持这种现代化的积极势头，使之能够平稳持续地进行，至关重要。而没有一种高于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力量之上、能够居中调停并起平衡作用的权威，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的。在当今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能够充任这种权威，而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代替这种地位。所以，那种以各种理由要求削弱、消解乃至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当然，承认这种权威的必要性并不等于认同这种权威的某种行使方式，也不等于就直接承认了这种权威的合法性。民主化要求的实质就在于要追溯和解决这种权威的合法性问题，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建立保护公民权利并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民主就是选举，只要实行了普选制，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也是抽象化的简单化的观点，是脱离复杂的社会条件的一种理论推论。民主化是一个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选需要各种条件，也得付出相当的成本和代价，国家的地域和人口规模越大，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越不平衡，就越是如此。没有市场经济发展所达成的统一市场以及各个地区间的密切联系和“有机团结”，没有市民社会相当程度的发育所形成的“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和公共生活各种习惯的养成，没有经济生活与政治运作的适度疏离所带来的政治权威对经济社会生活作用的弱化，以及作用方式的极大转变，换句话说，当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着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的时候，就进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贸然实行全民普选，势必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的很大混乱，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甚至造成严重的国家分裂的危机。一些后发展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很早就实行了全民普选，但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族群冲突不断，官员****严重，政府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也没有什么提高;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动乱、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也与其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