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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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与未来趋势
【摘要】西亚北非等地区的持续动荡正在带来全球性的安全环境变异，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态势和更加多元与复合的新特征。对于复合型冲突所凸显的国际安全新形势与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特别需要注意国际社会内部的协调断档与分歧持续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国际冲突治理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复合型冲突 国际安全 国际社会 冲突治理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经历了从街头政治到武装冲突再到大规模战争，从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的政权更迭到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冲突，从美国建立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到俄罗斯空袭叙利亚极端组织等等，纷繁复杂的变化使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不仅外溢到整个欧亚大陆，而且影响到西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国际冲突的相关治理。
纵观近年来国际冲突的整体演变态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现实表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不仅涉及直接对抗的显性冲突，还涉及间接对抗的隐性冲突。着眼于复合型冲突这一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评估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也对进一步理解国际社会的冲突及其治理进程具有启发意义。
国际冲突的复合化特征
随着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国内对抗升级为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特别是随着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与冲突的扩散，复合型冲突的特点得以在更多的区域显现。由此，国际社会对冲突概念本身的重新解析也开始出现。对于复合型冲突的理解，首先需要重新明确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冲突的概念界定。“冲突”一词通常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一可认同的人群(不论是部落群体、种族群体、具有相同语言的群体、具有相同文化的群体、宗教群体、社会经济群体、政治群体还是其他群体)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原因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①根据这一定义，大致可以对涉及冲突的相关认知做出一定的归纳：冲突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对，同时涉及不同的目标对冲。结合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及其扩散效应看，对于国际冲突的理解需要进一步加以充实：
第一，冲突的实施出现更多形式，信息、法律、媒体等变量纷纷介入冲突，传统模式的冲突仍然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结合当前国际冲突现实，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模式仍然是相对传统的军事冲突。在“伊斯兰国”势力崛起的过程中，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体、信息正在得到更加明确的、有效的运用。因而，相对新颖的变量介入的新型冲突与相对传统的军事冲突，形成国际冲突模式复合化的新鲜场面。
第二，国际冲突的实施主体更加复合化，不仅主权国家在相关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伊斯兰国”、卡哈尼网络、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朗革命卫队等，凸显出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与地位。从当前国际冲突的基本态势看，整体上主权国家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冲突基本走向的控制方面。比如，自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进行空中打击以后，叙利亚政府军随即从防御转入进攻。然而，随着冲突主体的复合化，多种冲突主体出现各种具有政府背景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各种国际冲突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它们可以在避免政府之间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对抗而获取相应的利益或实现相应的目标。
第三，冲突的辐射范围更加深远。与冷战时期或冷战后初期相比，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国际冲突已然呈现出从西亚北非向整个欧亚大陆扩散的局面。2015年年初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等重大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在法国，前者被誉为自纳粹占领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是基地组织反对西方运动的里程碑。②后者直接触发了法国政坛的剧烈动荡，代表法国极右势力的“国民阵线”趁机发难，并试图争取更多支持。尽管国民阵线在第二轮选举中全面落败，但马丽娜・勒庞仍然是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复合型国际冲突的影响在地理或者地缘政治方面扩展的同时，其对国际秩序、国际制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目前从西亚北非到乌克兰再到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冲突对于现有国际秩序、国际制度的冲击已然相当明显。除了“伊斯兰国”势力借助其针对叙利亚、伊拉克的冲突，冲破自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之外，东亚的日本安倍政府正试图通过不断激化涉及日本周边的海洋权益争端，达到彻底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目标。
第四，显性国际冲突愈加明显，隐性国际冲突在暗自提升。南海地区的国际冲突呈现为显性与隐性并存，紧张程度不断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显性与隐性并存的国际冲突，正在海洋权益争端乃至大国关系的互动中日益显现。2016年年初随着俄罗斯进一步强化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造成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得不顾忌来自俄罗斯的影响。同样，在乌克兰，北约的主要战略核心在于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轨道而融入西方。③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规划，与北约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借助克里米亚危机与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发起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梅特韦杰夫指出，无限制的制裁所激化的反应不仅仅是经济的。上述事态说明，显性与隐性并存已经成为国际冲突的现实趋势，其带来的国际影响更加复杂。
第五，冲突的影响效果更加多元化，即复合型国际冲突不仅影响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区安全局势，更重要的是已经构成对很多国家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冲击。换言之，国际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影响扩大，甚至在影响更多国家的国内政治走向。以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为例，随着法国政坛左翼政党式微，失去大批公众的支持，这次大选很可能成为右翼政党与极右政党之间的博弈，而一旦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执政，将带来法国整个国家从政治生活到社会管理的诸多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深入，将进一步影响到欧洲穆斯林数量最多的国家法国在欧洲内部、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
国际安全形势日益受到复合型冲突的影响
从日益复杂化的国际安全形势的现实可以看出，复合型国际冲突不仅在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中扩展其影响力，而且也正在深入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互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开展针对国际冲突治理的积极努力。尽管目前这种努力并未出现更为有效的协调，但这种积极努力的方向仍可以视为国际冲突治理的可以期待的选择之一。国际安全形势的表现是复合性的，而非单一性的，其根源恰恰在于国际冲突的复合性。如何既在复合型国际冲突的现实中寻找冲突相关方之间的对立焦点，又能在国际冲突的相关方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寻求可能的协调接点，是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安全形势日益受到复合型国际冲突影响的现实中，以下两个方面需要给予格外关注：一方面，在国际安全形势出现值得担忧的方向和进程中，大国间的相应协调与行动正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更具有现实意味的是，在中国等国家在为国际冲突的有效治理提供相应的协调与支持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却在国际协调过程中暗中包裹对他国的遏制意图。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冲突所带来的种种现实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权势正在受到挑战。换言之，冷战终结以来，压倒一切的美国军队仍然被视为国际政治中心的现实存在。然而在三个决定性的区域―欧洲、中东与东亚，美国的对手已经开始检验其使用权力的决心。美国由此产生了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即美国将中国、俄罗斯对地区安全的积极作为视为对美国的挑战，进而采取遏制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国际安全形势的变数在不断增加，国际冲突治理的国际协调必要性也在进一步凸显。随着美国权势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某些动摇与美国对他国参与国际冲突治理的种种怀疑乃至误判的深入，加之包括“伊斯兰国”势力、基地组织与“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不断做大，从整体上出现了国际安全态势变数频生的局面。
一份以美国中东战略部署的利益视角来分析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报告指出，俄罗斯开始实施在叙利亚对恐怖组织的空中打击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转变为美俄之间代理人战争并升级为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利害关系平衡的新舞台。这一局面使得美俄关系在经历乌克兰危机、美国发动对俄制裁后的变数更加凸显。无论是美国战略决策层还是美国国内的政客，不仅需要考虑是否坚持对正在打击极端组织的俄罗斯进行进一步制裁，还需要考虑是否与俄罗斯进行必要的合作与协调。美国也更需要明确在发动针对俄罗斯空袭叙利亚军事行动的舆论战后如何收场以及如何协调美国与中东盟友在应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变幻中的种种问题，比如沙特与伊朗的断交等。
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针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进行的国际关系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不确定不明确的发展趋势。如在南海问题上，尽管中美两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对峙事态，甚至存在来自美国军方的有意挑衅，但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形势分析，中美两国似乎并未做好在南海真正意义上兵戎相见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现实分析，中美两国因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而出现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中国控制南海对美国来说仍是不小的挫折。虽然这并不构成对美国的实质性战略威胁，但美国借助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却无法掩饰。
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面对国际冲突所呈现出的复合型局面，西方国家正在开展争取更多的社会动员，不仅要“捍卫”所谓的政治价值观，而且要实现对国际冲突的有效治理。在西方学者看来，面对来自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全球自由的衰退，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坚强的普世性自由价值。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正在呈现为更加全面的进程：首先，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更多地是出于对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这种安全利益的维护不仅是维护西方国家的传统的国家安全，而且也是维护其基本的价值观念。其次，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正在积极推动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整合，这种内部整合突出地体现为西方国家内部政治互动中，应对来自极右势力的渗透与影响的努力。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民族、宗教、经济等形势的影响，这一整合进程未必能顺利进行。再次，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正在积极推动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效协调。而这种有效协调的实现，也将为西方国家参与国际冲突治理提供必要的、不可忽视的助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针对国际冲突治理较为明显的倾向是，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应对现有的危机，无论是对待中国、俄罗斯还是对待来自“伊斯兰国”势力的威胁。比如针对南海地区出现的“中美对峙”的局面，有学者提出，当“北京持续改变整个地区的现状”时，如果美国再一次放弃自己的盟友，华盛顿将在全球范围内被怎样认知?任何人会再次相信美国的承诺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社会上述认识所立足的前提具有致命的缺陷。南海地区的国际形势演变中，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完全是其人为制造、干涉南海国际局势的伪命题。
在现实中，对于美国南海战略的持续变化，不仅需要关注其政策宣示层面所谓的美国在“主权争端”中“不选边站队”的立场，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美国在南海可能采取的更加冒险的行动。对此，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美国军方可能采取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的冒险行动。美国持续实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等行动，仍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拉森”号与“兰州”号的对峙说明，中国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但对于美国可能投入的濒海战斗舰等新装备，仍有必要做好相应的准备。第二，美国政府与军方的立场可能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很可能在为美国南海战略带来危险的同时，引发对中国南海地区乃至周边地区安全的新的冲击。第三，美国可能将更加充分地运用其在南海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关系，而强化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态势。从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在其重返亚洲战略推进的过程中，依旧会保持这样的立场与态势，即当中国试图“改变现状”时，美国必须“以坚定的决心维持现有的安全秩序”。④为了确保地区安全和阻遏中国采取威慑手段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美国需要维持其在亚洲的存在，建立与提升美国同地区伙伴之间更强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关系。尽管美国也在同时避免过于表现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言论与实际行动，但作为其现实的选择来说，在中美关系的互动博弈中，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能也不可能终结。
在未来的国际冲突治理进程中，西方国家的冲突治理将可能采取以下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第一，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战略设计与言论攻势，包括进一步利用复合型冲突的诸多形式等，开展相对有效的国际冲突治理行动。第二，更加明确的军事行动，构成缓解乃至终止国际冲突的直接手段。第三，更加有效与全面的外交举措，构成推动国际冲突治理协调的有效保障。随着西方社会国际冲突治理进程的全面展开与深入，未来涉及国际安全形势的国际关系互动将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
结论
对于复合型国际冲突特征下的国际安全形势演变，不单需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分析、顾及更多的变量，还需要关注到复合型冲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安全形势的影响。本文所论及的复合型国际冲突与相关国际治理案例已经表明，一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相关国际冲突治理的进程中，来自西方国家的种种举措，其背后所具有的隐晦含义或目的，另一方面也要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演变的新形式新特点以及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
【注释】
①[美]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拉芙著：《争论年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译，2003年，第200页。
②Jytte Klausen， France on Fire--The Charlie Hebdo Attack and the Future of al Qaeda
③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④Rod Lyon， The US and assurance anxieties in Asia， Sep16， 2015，
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参考范文篇2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评析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与上一年一样，也是“乱”字当头。但是，今年的“乱”与去年的“乱”相比，有不少更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特点反映了未来5-10的国际大趋势。
一、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陷入空前乱局
冷战后20多年，动荡与战乱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一直伴随诸多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非西方国家的代名词。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冷战后20多年来似乎一直不动如山，自诩为世界“稳定岛”。2011年，非西方国家虽然仍受困如乱局，如蔓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泰国政局动荡以及非洲少数国家政局不稳等，但相较2010年及冷战后的大多数年份，非西方国家是在向相对稳定方向转化，动荡与混乱局面并没有更严重。如拉美就相对稳定、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相对沉寂、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相对平稳、一向是国际乱源的巴尔干和高加索平安无事。至于的阿拉伯地区的动荡与混乱，则不过是过去历史的延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世界，却陷入全面、深刻的动荡与混乱之中。
首先是西方世界动荡与混乱的全面性。西方世界在地理上分为美、欧、日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战后60多年来，西方世界经济上虽然危机不断，但大体上是三大板块轮着来，当其中一块、两块出问题时，其余的一块、两块总能维持相对稳定。但在2011年，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经济经济金融同时“下沉”、并同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动荡的局面。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债务“封顶”，政府几乎面临“关张”危机;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震惊全球，并给欧元区和欧盟一体化前景罩上了浓重的阴影;日本则出现了震灾、海啸加上核灾难的三合一危机，再加上经济持续低迷，信心下滑，更是一筹莫展。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后，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
其次是西方世界动荡与混乱的深刻性。目前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露。英国伦敦的大骚乱、挪威的超级恐怖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在全世界的蔓延，都说明西方世界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社会层面也陷入不稳定。一向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与”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比如，冷战后曾以著有“历史的终结”而著称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评美国模式，将其与“中国模式”比较，并给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诸多肯定。11月末出刊的美国《时代》周刊在2011年年终评论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此外，还要看到，导致西方世界三大板块整体动荡、“下沉”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而非政策性因素所臻致，因而靠政策调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与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资源秉赋、科技文化水平和民族性等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三大板块总人口不到世界1/6，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1/4，却长期占有世界总收入和财富总量的60%以上，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西方世界按其各方面秉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应在30%左右、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的。在西方三大板块经济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蔓及西方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对美欧日经济趋势的这种悲观评估，在西方经济界也有共识。如，高盛公司经评估后提出，在不出现大失误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另有美国经济机构也认为美国经济只能在2017年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对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过高的这种“刚性调整”又必然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与”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进而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引以自豪的世界“稳定岛”地位，最少在一两代人内，经济不稳定和政治社会动荡、混乱将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专有名词。
二、美国“战略东移”加快落实，并引发亚太局势紧张
2011年西方世界显而易见的整体性“下沉”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反而在相对加快。2011年11月26日出刊的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披露，2011年美欧日经济增长率皆不到1.7%，日本甚至收缩0.5%。相反，中印等非西方新兴大国虽然增长率也有下滑，但仍在较高位运行，较之西方的增长速度优势甚至在增大。如中国2011年增长率仍达9.1%、印度可达7.9%，仍比美欧日高出6-7个百分点左右。中国2011年与日本的相对增长率差距甚至达到近10个百分点。以上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大趋势，反映在地缘政治层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向太平洋沿岸、尤其是向亚太转移，并在战略上导致美国加快“战略东移”步伐，引发亚太以至全球的地缘政治调整和战略调整。
近代以来，欧洲以及连接欧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但是，这场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政治前景不佳、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使欧洲的国际政治权重下一步下滑。相反，亚洲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及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亚太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
亚太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已超过世界半数，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为全球各大区之最。亚太的区域范围也在“动态地”扩大，美国、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上不属于亚太的“亚太边缘国家”均开始找理由“变脸”、“变身”，谋求亚太身份，进一步突出、加强了亚太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现在亚太已经集中了世界经济前三强(中美日)、世界前四个人口大国(中印美及印尼)，以及集中了世界6个有核国(美中俄印巴朝)、世界前十支最强大军队中的六七支(美中俄日印朝韩)、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三个(中美俄)等，未来世界战争与和平及与发展等问题，将主要取决于大国在亚太、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与战略竞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美国加紧从大中东收缩，以便强力贯彻“重返亚太”战略，包括着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场全面撤军、对利比亚战争采取“半参与”姿态，把战争责任丢给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在贯彻“重返亚太”战略方面，美国一是一再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渲染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如奥巴马11月份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以及希拉里10月份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都有这样的意图。这表明为适应亚太崛起并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大趋势，美国正在从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或者说“两洋国家”加紧“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以期获得“领导”亚太的合法身份。二是在军事上加紧“抢位”，加紧打造关岛基地、派兵进驻紧靠南海南出口的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日本协调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频频与日韩澳及东南亚国家举行大规模军演，美国海军舰艇频频进出亚洲近海岸各航线等。尽管美国因财政紧缩将不得不裁减军费、军备，但美军政要员仍一再宣示，即使美国裁减军备、军费，美国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力量也不会裁减。实际上，当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和欧洲采取军事收缩政策时，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确实在进一步加强。三是外交上，美国采取“对冲”战略，既为维持中美一定程度的合作预留一定的空间，又在精心布置牵制、延缓中国崛起的亚太外交网络，包括加紧构建对抗上合组织合亚洲一体化进程的TPP、在东亚峰会、APEC峰会及美与东盟国家会议等多边场合制造“航海自由”、南海问题“和平解决”、“国际法解决”、“多边解决”及“中国威胁论”等话题，制造亚太局势的“适度紧张”，拉拢亚太各国。在双边外交领域，美国要人，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贝内塔防长等频频出访亚太韩、日、菲及印尼等亚太重要国家，促其更加靠拢美国。12月份，希拉里还将出访缅甸，这被认为美国要在中国的后院“打楔子”。
亚太崛起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要想成长为世界大国，可先成长为世界大国;要想主导世界事务，可先追求亚太地缘政治主导权。即是说，中国的大国成长道路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为亚太大国。由于中国地处亚太地缘政治中心，在亚太处于“内线”位置，拥有天时地利，先集中经营亚太，成长为亚太大国，较之直接向世界大国迈进要有把握得多。
但是，亚太崛起加快及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使亚太成为了世界“聚宝盆”和大国搞地缘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战略场，因而使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现在，不但美国在加紧“战略东移”，印度也在加紧“向东看”，尤其是积极卷入南海问题;俄罗斯则搞“欧亚联盟”，也在“向东看”。他们纷纷在亚太抢位，以适应“太平洋世纪”到来的国际变局。在亚太内部，一些地区重要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也有意借助美印等外部势力，促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缅甸问题及钓鱼岛问题等，以阻止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威望的提升，延缓、牵制中国崛起的进程。
三、“多极化”趋于停滞，世界“G-2”化前景开始明朗
自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称世界存在五个力量极以来，世界一直盛行“多极化”说。中国战略界、学界以至民间尤其盛行“多极论”，积极推进“多极化”甚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和政策依据。
然而，2011年的国际战略变局表明，“多极化”的历史使命已接近尾声，其进程即使没有完全“死机”，也开始停滞，尼克松提出的“五极世界论”已经成为过时概念。
日本作为尼克松“五极世界”中的一极，已经开始淡出大国圈子，向“中等强国”位置下滑。经济上，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度有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发展势头。但是，冷战后20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相继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现在又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日本总人口不到世界2%，国土面积不到世界0.3%，却依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近10%。按照保罗·肯尼迪的逻辑，其所占世界经济份额还必须继续下调，可能需要调整到世界经济份额的5%左右时，才有可能恢复健康增长。换言之，日本经济不但会深陷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还有可能进入第四个“失去的十年”。现在日本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替代。下一步，其世界经济“老三”的地位也有可能被其它国家抢走。不仅如此，日本过去一向自诩其企业管理制度先进，尤其是技术领先世界。此次福岛核危机以及对震灾、海啸救援不力彻底暴露了日本的管理“黑洞”和技术上的“花拳绣腿”，其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跌至低谷。
欧盟之所以成为尼克松“五极世界论”中的一极，一是基于欧洲一体化，二是基于一个一体化欧洲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聚合”能量。然而，冷战后20多年来欧洲经济也一直不景气，今年突然加重的欧债危机使欧洲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实力弱点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伦敦骚乱、挪威恐怖事件等，更使欧洲人对其一向引以自豪的“福利国家”、“大众参与”和社会稳定也开始怀疑。更重要的是，欧债危机也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欧洲各国对利比亚战事各怀一心，对援救债务危机国家立场各异，更使欧元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不妙。如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欧元失败，欧洲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只能沦落为一批世界“中等强国”，欧盟这一极也有淡出大国圈子的可能。
俄罗斯虽然提出了“欧亚联盟”计划，甚至企图重新恢复“不叫苏联的苏联”，以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是，俄要实现这一计划却是千难万难。一是人口“魔咒”。俄现有大约1.4亿人口,这是保持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是俄人口每年减少几十万。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俄人口可能降至1亿以下。二是资源“魔咒”。俄资源丰富，近年俄能抗住世界经济危机，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长，但俄经济成长主要依赖出售资源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换言之，俄已深陷“资源咒诅”困境。三是战略“魔咒”。俄在传统上只擅长使用硬力量，不擅长使用软力量，更不会使用巧力量。俄一旦经济成长，手上有了钱，通常就迫不及待地耀武扬威，容易引起其与美欧日等关系紧张及国力、资源的无谓损耗。四是政治“魔咒”。俄罗斯有100多个民族、分散在1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地差异极大。领导这样一个庞杂的多民族国家，需要专制类的“鞭子”，因而俄在政治上不适用西方民主制度。俄能变成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依赖于沙皇的鞭子和斯大林的鞭子。普京也想举起“鞭子”，但现在的俄罗斯，既搞不了民主，也不会接受鞭子政策。总之，俄沿实力下降的方向演变的基本趋势不易改变，其总方向也是向中等强国转化。
此外，在日欧俄等“五极世界”中的力量极向中等强国沉沦的同时，土耳其、韩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批真正的中等强国正在加紧崛起。其结果是，未来世界大国减少，中等强国增加，世界将向中等强国、地区强国林立的方向演化。这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成为多极化的抵消力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虽然陷入“失去的十年”，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即使美国失去“唯一”头衔，它也还将长时间维持超级大国或者说一流世界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地位，以及维持相应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日本、俄罗斯及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较之美国虽然有很大差距，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中国较之那些中等强国以及向中等强国沉沦的俄日欧等又是“鹤立鸡群”。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制造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而到2011年末、最迟在2012年，中国又会增加外贸总额世界第一头衔。由于今后10年中国仍有能力、有机会保持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美欧日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降为年均2%以下，中国不但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进一步拉大与欧日的经济总量差距，还将追平美国。大致可以认为，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可期时间点。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国际权势将持续上升。虽然中国不喜欢“G-2”说，但客观上，国际格局确实在向“G-2”方向调整。中美两个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基本演变方向。由于这些中等强国在数量上基本是西方中等强国与非西方中等强国平分秋色，未来国际政治是对抗还是合作，总体上取决于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变。
四、“战争与和平”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主题的潜在可能性增大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永恒不变的国际议题和经久不衰的政治话题，近代以来的500年间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已经远去，“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冷战后20多年来，在“相互依存论”、“合作安全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作用下，人们更相信大国关系已经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期，大国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人们也相信这些都是局部战争，不会上升为大国战争或体系战争，更不会与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关联。
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的最后根源是经济。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原理，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温习。在当前西方整体性、结构性“下沉”，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国际地缘政治中心向亚太转移的国际结构转换时期，尤其是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老二”，并加速问鼎世界“老大”地位，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战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如何反应?是“和平”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如米尔斯海默等人主张的那样，对中国搞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用武力阻止中国崛起?答案并不十分明确。
虽然奥巴马等美国要人多次表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美国也将“接受”，但也要看到，当美国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过，失去其历时百余年之久的世界经济“龙头老大”地位，进而失去其垄断性的国际主导权之际，美国人必然要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震撼。在此前背景下，不能排除美国舆情转向、一些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操纵政策与战略，滥用美国依然超强的综合实力和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超强军事能力、武力阻止中国崛起、以解除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困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领导层、精英层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网民，都热望中国能和平崛起、能实现复兴中华的百年强国梦，痛恨战争，但也不能排除某些“体制外精英”、个人野心家或者某些利益集团操纵媒体、网络和网民，甚至操纵政策与战略，违背“韬光养晦”战略原则和外交哲学，呈口舌之利，求一时情绪发泄，惹事生非，破坏中国和平崛起形象，进而引发国际矛盾的可能性。总之，虽然中国在加速崛起，世界开始从“多极化”轨道向“G-2”化轨道演变，但中美“G-2”关系是长期“和平合作、合理竞争”模式还是冲突模式，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世界转向“战争与和平”时代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2011年美国加紧从大中东地区收缩战线，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战略力量，尤其是加紧贯彻“重返亚太”战略，如奥巴马出访东亚三国、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示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帕内塔有关南海问题的表态、美军象征性进驻澳大利亚等，都是值得警惕的新动向。美国兰德公司等有复杂背景的智库及其学者接连推出有关中美战略冲突引爆点的研究报告，究竟是反映美国一些利益集团在借“中国崛起威胁论”、“中美必战论”阻止美国政府因财政困难而裁减美国国防开支?还是美国战略界确实有人在研究针对中国的“战争危机点”和“战场选择”?很值得关注。兰德公司及美国一些其他有影响的智库在其有关研究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把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等列为中美危机的可能引爆点，尤其需要我们多关注。
无论如何，今后10年，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竞争、如何合作，如何“合理冲突”，不但考验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国的战略智慧，也将对亚太以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结语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是利弊兼有。从弊的方面看，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三大板块同时下滑，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恶化，经济增速及贸易增速有一定回落。在战略上，中国的军事安全与战略压力与有所增大，与1950年、1962年、1969年或1989年、1999年等重要年代相比，中国的战略环境更复杂，战略压力源更不确定、更难预测。如，湄公可船工遇害、利比亚大撤侨、缅甸密松水电站合同遇到的麻烦等，都在预料之外。
然而，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也有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辩证地看，利的一面可能大于不利的一面。首先，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速度有一定下滑，但由于美欧日经济下降幅度更大，如美欧降至1%左右，日本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相对于美欧日的相对增速仍保持6个以上的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收益反而有所增大。
其次，由于美欧日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其政治社会动荡，西方经济政治模式开始遭遇包括西方国家自己在内的批评、批判，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一定的国际肯定，中国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将有所减弱。
第三，中国的国际权势也有一定上升，外交牌增多，国际回旋余地增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其中虽然提出美国要重返亚太，继续“领导”亚太，并有重新组合其盟友“对冲”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希拉里也有在亚太与中国搞“亚太G-2”的表露。文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表述大大超过美与日印澳韩及东盟关系表述之和即可为佐证。
在此复杂形势下，中国外交尤其要看清国际大趋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解决好几对战略关系，包括近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军事战略安全的关系、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尤其要着力解决好老二与老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力避在周边地区酿出战略危机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