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弘扬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精神，是特定时代所凝聚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气质，中国精神值得我们弘扬。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弘扬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弘扬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篇一
《中国精神的弘扬研究》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思想历程与实践经验。提出从精神层面、制度上、行为层面落实培养和弘扬中国精神的要求。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要着重弘扬和培育独立自主精神、改革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等中国精神。全面推进国家的各项事业，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精神;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弘扬
一、中国精神的含义
传统的中国精神包含阴阳两个方面，《易传》中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精神中自强不息是一种超越性的表现，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自强自立。勤劳勇敢是中国人民最深刻的精神体现，积极向上、坚韧不拔是强健的生命意志。中国精神的外化与具体表现在精忠报国、舍生取义、忧国忧民。厚德载物则蕴含着更多的精神内涵，它是中国精神固有的内在性。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宏大的人生观价值观。阴阳相合，表现了阳刚与阴柔两面，刚柔并济是中国精神的两个内在层面。
二、中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精神的丰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从星星之火之姿，到达燎原之势。井冈山精神是一种信念，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革命开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敢闯敢干，勇于创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吃草根，过雪山，不畏路途遥远，不怕艰难，跨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最好体现。革命带来了苦难，同时也锻炼了人民的意志力。这是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先进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更加考验人民精神。在大庆，王进喜同志成为工人的代表劳模，他的爱岗敬业精神是值得每一个工人学习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浪潮中，航空事业起步，两弹一星为中国航天事业迈进了一大步，科学家们无私奉献，大力协同，荣辱与共的奉献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璀璨之星。困难时刻见真情，在中国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伸出爱心的手，为了抗洪，战士们顽强拼搏在一线。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抵挡了天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华民族精神有了质的飞跃。
当国内形式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当代中国精神有了新的意义。当代中国精神是：爱国、敬业、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现当代的中国精神继承了传统的包容，融合了勤俭，囊括了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的风尚。2014年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谈到，摆在面前的共同任务，就是要把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国家治理中，渗透到生产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文明风尚。
三、中国精神的当代弘扬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是鼓励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化支柱。但是当代要想践行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就要求我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发扬中国精神。当前国学热现象严重，我们要客观对待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地去复制，这样容易搞复古主义，文化逆流。我们要学习民族知识，了解传统道德和文化，要吸收其精华。现在社会出现了一种文化断层，所谓文化断层是指期望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与现实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我们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和想象上是无法弘扬中国精神的，要想实现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就应该理论联系实际，用时间证明，用实践来证明，用理论作为引导。只有知识武装头脑，理论联系实践，才能更好的弘扬传统的中国精神。
如何用行动来弘扬中国精神，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在当代媒体是最好的中介，媒体的宣传力度、宣传取向，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品味以及精神追求。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在面对各种问题上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多是跟随电视媒体网络。所以如何规范媒体，引导人们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弘扬民族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党的报告强调，要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道德模范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身上往往体现了中国精神的优良传统。“感动中国”每年都会选出社会上的道德模范，引导人们向模范学习，乐于奉献，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媒体是国家和人民沟通的最好媒介，是纽带和桥梁，所以规范媒体的宣传能够推动中国精神的弘扬发展。
第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只有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养，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才能全面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只有坚持原则，把握指导思想，认真学习道德规范，才能更好的教育青少年学习中国精神的精髓，弘扬中国精神。
第三，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发扬中国精神是重要的前进步伐。中国精神是中国的精神支柱，只有弘扬和坚持践行中国精神，中国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强大起来。在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是重要的精神标志，我们要以中国精神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和发展标志。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用中国故事来弘扬中国精神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这样，中国精神在国际社会中的弘扬才会亲切、自然，易于接受。
四、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对我国的民族精神也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在多极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坚持发展弘扬民族精神，也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精神力量的强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体现。我们必须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让昂扬的民族精神成为提升综合国力、应对时代挑战、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以实际行动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者单位：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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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篇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作者简介】宇文利(197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从事的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也是千百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锲而不舍的重要历史使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与培育。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分析和探讨了它同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进程紧密、有机地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与培育/结合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G[文章编号]1006-6470(2003)05-0042-05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凝结和积淀而成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与结晶。千百年来，它推动和支撑着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为人类文明史书写并增添了伟大而壮丽的篇章。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到近代的杰作，也是代表和开辟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其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及培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即是对二者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审视和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得到弘扬和培育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遭受屈辱和挫折的历史，也是一部书写抗争和求索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外来入侵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与屈辱，也在反对外来侵略的艰难抗争中苦苦求索走出落后与衰败的出路，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契机。纵观近代以来种种救国救民、试图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努力，太平天国运动没能走出历史上农民起义归于失败的怪圈;封建地主阶级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也终告破产，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药方不能医治封建统治的痼疾;甚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因其历史局限性而终归失败。在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比较和充分借鉴以后，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中国先进阶级所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由此成为应答和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进步问题的现实出路，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实现伟大复兴这一精神诉求和精神期盼惟一可行的现实指向和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民族精神的古老而现代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鲁迅先生称中华民族精神为“民魂”，并且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注解和概括。马克思主义首先代表了一种文化成果和文明结晶，因此，从文化层面与精神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精神逐步交流、融合和实现整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由被融合和接纳到被改造和运用，再到被推进和发展，与中国文化发生了种种联系和持久的磨合，期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弘扬
1.融会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彰显了宽容、自强的中华民族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它必须首先跨越的是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这道门坎，只有被中华民族文化所认同和接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契合，才能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一个不断持续和发展的过程，只能始终都坚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保持其精神武器的作用长久发挥出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眼界，才能更好地接纳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其中国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宽容和自强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坚强奋斗精神。从厚德载物到民胞物与，从天人合一到包容万物，从协和万邦到和睦共处，从豁达宽厚到宽纳异己，从兼听则明到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宽容精神的鲜明体现。从修身自任到奋发有为，从勤勉进取到百折不挠，从刚强自律到励精图治，从勇猛顽强到舍生取义，从艰苦奋斗到坚韧不拔，是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华文化在宽容和吸纳中得到了丰富，中华民族在自强和奋斗中得到发展。远的不说，单在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之际，中华大地上开展的轰轰烈烈的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体现了觉悟的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和精神上的宽容。在杂陈的中西文化中，以开放的态度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变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宝，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宽容精神和自强精神。
2.改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变革、求实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改革、注重求实的民族，长期以来养成了勤勉务实且又善于变革进取的精神。古人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富有探索和改革精神的体现。“贵在力行，重在履事”、“循名责实，重效致用”、“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也是中华民族求实精神的写照。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变法革新，而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变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新的发展，但这种变革也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之上，无论对于变革的实践，还是对于变革的理论，这个要求都是最基本的。以学说形态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出其巨大的理论威力和指导作用，“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也即，必须构建起立足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平台和实践平台。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合理改造并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实践之中。毛泽东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巧妙地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智慧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江泽民根据变化了的国情，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也同样发扬中华民族求实、变革的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创新，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不断变化的中国国情，脚踏实地地改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变革、求实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
3.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书写了革故创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勇于创新，追求创新的民族。革故创新的观念古已有之。《礼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杂卦》也载：“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它们所表露的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除旧立新的精神。正是有这种不断进取和锐意创新的精神，才有了中华辉煌文化和灿烂文明，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繁衍发展。只是到了近代，清朝统治者为“康乾盛世”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过分沉湎和满足于“持盈保泰”而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才被湮没，中国才止步不前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在迷梦和危机中警醒的中华民族由此接受了教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又展现和发扬了革故创新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和顽冥的教条，它的创立本身和每一步成功发展都渗透和书写着继承与发展同在、革故与创新并举的精神。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继承者都曾予以明确提示。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列宁也告诫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永葆生机和活力，惟一的方法就是使自身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和推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弘扬中华民族革故创新精神的典范。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坚定地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把发展和创新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现，是弘扬中华民族创新精神而结出的伟大理论硕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综合变革过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为主体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根红线。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并将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得到不断弘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持。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二)中华民族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极大培育
流传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虽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突出的优点，但仍需随着时代的发展增添新鲜血液和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硕果，也是来自异域的优秀文化结晶。作为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与融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崭新的境界和有益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弘扬和培育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塑造和锤炼中华民族精神的模具。以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民族精神为母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结合丰富的中国化实践，在弘扬传统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既具有传统优势，又增添时代特色，这不但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自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先锋队组织，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坚定的实践者和执行者，形成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角色和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伴随的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来支持，同时又必然会产生和培育出伟大的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又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锤炼和提升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和广阔的舞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搭建了时代平台和实践场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革命事业锻造和锤炼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红岩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伟大的中华民族革命精神得到新的锻造，转化并哺育了解放初期精神，后来又诞生了雷锋精神、60年代克服困难精神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精神。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在轰轰烈烈的建设大潮中，中华民族精神又得到新的弘扬和培育，产生了伟大的创业精神。江泽民对这种在新环境中培育的民族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颂扬了大庆铁人精神、提出了“两弹一星”精神、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以及现代创业的“五种精神”等。
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合理结合，它没有中断中国文化传统，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拓宽了弘扬中华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道路，并从实践上提升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炼与培育，其核心与内涵不断得到改造、充实和丰富，其精神与实质不断得到坚持、弘扬与发展。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活力，成为结合着时代主题、立足于时代要求、把握了时代特征、切准了时代脉搏、弘扬了时代旋律、突出了时代特色和体现了时代价值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和民族精神传承的历史，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时期和任何一项其他事业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所走过的进程那样，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和有利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与培育的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丰富多彩的实践之中，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其传播、应用和发展的过程已历八十多个年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步重大发展和每一次重大飞跃，都激起中华民族思想的大解放和民族精神的极大宏扬。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首次大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45年的延安整风，虽然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局部区域内思想运动，但却最终催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统一了全党思想，调动了全国人民投身革命洪流的积极性，指引着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澄清了人们的认识，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了强而有力的好头。此后，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都类似地带来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和全民族思想认识的大进步。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三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既是遵循和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丰富而变化的实际，是由实践中得来，又在实践中检验，最后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智慧结晶。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生动的中国作风和卓越的中国气派。
作为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能够反映和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和最广大群众实践经验和思想精华的科学理论体系，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从文化构成看，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从形成历程看，它们又是优秀中华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其形成以后，又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弘扬和不断培育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刘少奇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它“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5]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江泽民在评价邓小平理论时也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6]而作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同样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凝聚全民族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它们在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当中，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号召和指引中华民族高扬民族精神的伟大旗帜，开拓进取，奋力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进程相结合
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是百年来处于落后之中的中华民族向往和追求复兴的不灭梦想。在经历短暂的彷徨与痛苦后，中华民族终于寻找到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经革命以及经过建设和改革的初步阶段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也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中华民族不但在理论上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都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不二法门和必然选择。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奋斗过程，甚至还会是一个充满挫折与坎坷的过程。
昂扬振奋的中华民族精神，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协同力和凝聚力，可以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实现其理想和目标，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极其强大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和精神前提，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什么时候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和培育，民族复兴的步伐就可以加快。而当民族精神萎靡，民魂不振之时，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就异常缓慢，甚至倒退。一旦失去了由民族精神提供的伟大精神动力，民族复兴就显得十分渺茫，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两者的最终目的是毫无二致的。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不断的弘扬和培育。而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得到不断推进和顺利发展，两者在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上也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关键也是要在继承和坚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崭新时代内涵和富有时代气息的蓬勃向上的中华民族精神。这说明，指导两者发展的思想路线也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强领路人和伟大的实践者。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和优秀典范。这意味着，两者在领导力量上也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果脱离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那么，这个进程必定因遭遇挫折和凶险而受阻，而民族精神本身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培育和创新。与此同时，如果失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也会失去栖身之所和寓身之地。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进程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不但对二者都有裨益，而且也是二者的共同的、相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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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篇三
《浅谈中国精神的意义性逻辑和哲学省思》
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可见，作为民族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中国精神所蕴涵的文化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追求的民族复兴实践，具有形而上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蕴涵多重意义的哲学性省思;同时，对于哲学省思，也非纯粹的出于哲学的偏好，而是基于哲学性的理解来重新审视中国精神的多义性和多重属性。当我们将中国精神作为哲学范畴概念来研究时，“中国精神”将是民族复兴实践性和时代性的具体体现，更是需要从其内涵性理解中来重新发现。
一、中国精神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文明的交互与冲突，对“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更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有识之士能够清醒的意识到，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危机是激发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源泉。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全国过去和未来进行联结的时候，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精神，在面对现实性问题和未来理想的冲击中，又会经受抽象性的曲解考验。
正如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危机的重创，研究并重新衡定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哲学本体，将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必然面对的首要问题。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入手，就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研究，统属于“中国精神”哲学研究范式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于中国精神的内涵及挖掘，必然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自觉中来全面把握中国精神的哲学本体和精神实质。
近代中国对“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印证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我们对中国精神的立场与认知，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世界性视野的现实期许，也只有在这种沉静且忧患的思想前提下，才能够客观而全面的审读这一宏大的意识形式，保持真切的独特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国梦，必然需要从中国精神的挖掘、弘扬和传承中来促进梦想成真。因此，研究中国精神，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上，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具体实践，重新阐释和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在《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及发展导向，将成为当前学术界集中探讨和挖掘、整理的核心问题。综观中国精神的研究实践，主要呈现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明确“中国精神”;二是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践来深化和阐释“中国精神”;三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自觉上来践行现实发展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就“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者围绕中国精神的形成基础展开探讨，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的构成要素进行挖掘，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建构模式上来进行梳理，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弘扬上展开实践。无论是当下还是以后，对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认知和学术资源，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学者将视角投放在知识性和形成性范围内，对于中国精神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中，如何开拓多元化价值追求，以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来重塑民族精神，如何从追求创新、超越自身发展中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中国精神民族性、文化性、价值性、信仰性的多重多义的整合。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夙愿实践中，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从实践意义上来强调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属性的统一，更需要从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精神具体实践进行融合。
二、中国精神的构成及活的传统
1、中国精神的文化构成
梁漱溟先生在探讨文化的意义时提出“样法”概念，对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及实践道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中国精神源自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统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关键。中国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劲儿”，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儿”。因此，认同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样法”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国精神的内涵体系来看，如何发掘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精神基因”上来挖掘“活的传统”?对于基因，生物学上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单位，而对于“精神基因”，中国精神同样需要“精神基因”来保持文化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精神传统中的基础、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又是什么?翻看中华的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道德境界中的“止于至善”、政治伦理中的“治国修身平天下”、以及天命精神中的“各正性命”等思想，都是中国精神的最优秀的精神基因。从这个意义来看，对于当下中国，从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构成上来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性，更需要从强调“精神基因”中来恰当的提炼“活的传统”。
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从文化省思中来洞见文化精神，从“精神基因”的探析中来归纳“活的传统”，尤其是从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中，以自觉的心境来理解和审视中国精神，及其优秀的、深刻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由历史和精神传统构成的，不同时代下的文化精神和历史，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体和特质。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时，如何从历史的、现实的文化价值尺度来客观、正确的评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必然需要从民族文化自觉上，从经验文化上升到道德文化，实现从“神道”到“人道”的转型。
如殷周时期的“神、道”文化，先秦时期的“德、礼”文化、汉唐时期的“和、合”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心”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在文化生成、传承和创新实践中，如何从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中，超越文化冲突，将文化传统与对文化的更新、坚守作为实现文化内在连续性的引线，从文化的更迭、交融、借鉴、革故鼎新中来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追求，进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实现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新洗礼和转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对古圣先贤的智慧的感性直觉，也是传统文化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直接反映。
面对中国精神的博大文化，想要真切的体味确实不易，尤其是在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上，更显得极为困难。如一个“道”字，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志于道”则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难题。王阳明在探讨天地自然本然的玄奥时，提出“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对于“道”，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非是确定性的结果;对于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其说是形上之“道”，莫若说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概括是极为困难的，而要真实而具体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从文化意向性思维和文化省思中来澄清概念，同样是复杂的。古代思想家将“道”统之为宗，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思维的表述与思想内容的彰显，需要从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空间中来高度浓缩，以穿透性的理解力来领悟和思考中国精髓的特征、心性结构和思维特点，必然需要从文化自觉中来细数中华文化脉络中的“文化基因”。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天道宇宙论、人生道德修养论、社会道义实践论等，无不围绕“道”来展开，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方向。西方人在意识形态范畴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作为西方哲学基础，而心性论、境界论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
用理性来认知和理解世界，成为西方人的习惯性传统，如“理性世界观”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现，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普遍秩序”的契约基础。与此相反，对于中国人，在审视世界的时候，往往用德性的精神，以“天理”来支撑“良心”，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德性宇宙观”、“悟道思维”成为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一个人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同样在心智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思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并成为人生修养实践的思想导向。具体而言，以“道”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德性教化与人的心性修为作为心智结构的具体化特质。如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天性的缩影。
其中《诗》代表情志、《书》代表政治、《礼》代表社会，《乐》代表艺术，《易》代表辩证，《春秋》代表历史。进一步来讲，六经不仅悟觉人，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化。《礼记?经解》中“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e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见，对于德性精神及中华民族的心智结构，六经的主旨与内容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范例，也是构成中国精神的优秀的文化基因。
2、中国精神的“活的传统”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人格、伦理、情感、实践、精神等各方面都为我们重新梳理文化逻辑创造了条件。较之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性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并从文化“自由”中来体现历史逻辑;中国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大同”精神基础上，两者在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理解上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如中国古代将“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的道统思想，并渗透到中国政道与治道。以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夏、商、周及秦汉的政治体制，无不延续道统思想来建构文化，特别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和谐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大同”理想的传统，并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建制模式的基础，由此延伸至以人为本、以礼为序、以德为治、以乐为和等社会理想。因此，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历史延续上，不仅要从各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文化传统中来梳理典章制度和天道观念，还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模式，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意义在于对当下中国人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精神基因”的整理中来提炼“活的传统”，以至于治道。从“阴阳”悟于“道”的逻辑思维中，遵循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和道义实践论的思想体系，并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来坚守“礼仪、孝悌、仁义、自强”精神，并从优秀的文化基因中来撷取当代中国精神中的“活的传统”。
当下，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影响下，对“天理”、对“良心”的追求依然是中国普通大众心灵中最淳朴的传统思想，并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与文化认同。这些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活的传统”，在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乡土性上，更是承载着对民族生命及文化延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财富。透视中国精神中的文化理想，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层面等领域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诉求，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社会团体成为中华民族“活的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德性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社群、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在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延中，逐渐形成普遍老百姓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如儒家的“耕读传家”、“崇尚学习”，将通过学习来获得君子的人格，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向往，者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在吸纳、融合、继承中实现现代意义的自发传递。
三、结语
中国精神不是纯粹的时间历史逻，更多的是体现在当下的意义性逻辑。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来反思中国精神的现代意义，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衔接上来摆正两者的关系。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必然以实践诉求为历史导向，并反映在不同时期下的“大同”、“小康”、“治世”理想，具有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为反思中国精神提供了有序的实践路径。当代中不是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国的当下与未来更有别于西方。对于中国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在缺少文化自觉和自我理想前提下是难以实现的。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提出“古希腊的思想形成于几何学性质，也是构成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
从中可见，几何学式的世界观讲究对称和均质化，也就是对“等距”关系的抽象与概括，体现出西方精神普遍性的平等观。而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及世界观，既非空间上的弯曲，也非时间上的平直，以家庭为最高伦理实体的中国社会，将家庭作为维系情感的核心纽带，并以人与人之间家庭式的情感和谐来构成国家。所以，从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借鉴中，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而是应该从德性精神的历史延续性和传承上，依托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与时俱进，从中西方文化交融中来挖掘中国精神的时代性内涵，来破解当下中国面临的精神文化传承中的新困惑和新矛盾。关注人的精神及心灵问题，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性、伦理性统一中强调人的整体性，增强民族自觉和自信，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来确立完满的精神人格，使之成为衔接当下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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