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论文发表(2)
中国人口问题论文发表
中国人口问题论文发表篇2
浅析人口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贫困人口问题
摘要:人口安全是指人口自身或国家社会不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或威胁,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影响人口安全的因素很多,而贫困人口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在我国目前的人口现状中,贫困人口问题复杂严峻,具体表现在数量多,素质低,分布广,结构趋于多元化,返贫率高,对人口安全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方面埋下了较大的隐患｡我们必须在贫困人群中坚定不移地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机制;加大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让他们积极参与反贫困斗争,以期更好地保障人口安全｡
关键词:中国;贫困人口;人口安全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6年12月17日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决定》中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贫困人口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贫困人口不仅数量多,素质低,分布广,结构趋于多元,返贫率高,而且历史悠久,变化迅速,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影响了人口安全,具体表现在对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上的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更重要的是使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威胁｡因而减少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保障人口安全刻不容缓｡
一、我国贫困人口的现状
贫困人口是指处于贫困状况中的的人口｡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测算贫困人口的标准也不同｡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目前惯用的贫困线的标准是人均纯年收入668元,与国际标准(国际贫困线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按购买力计算人均1天1美元收入)相比是非常低的｡
我国近年来反贫困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且卓有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到2000年,短短20多年,我国的贫困人口由2亿多人减少到3000多万人,反贫困斗争的成果让人十分欣喜｡现阶段我国每年继续有100万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使大量的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尽管如此,我国贫困人口仍然数量庞大,素质较低,分布广泛,结构趋于多元化,返贫率高｡我国的贫困人口队伍庞大,2006年我国贫困人口还有将近2400万人[1],也就是说,在我国大约每50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状况之中｡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相对较低,从身体素质来看,由于营养不良,抗病能力弱,医疗卫生条件差,难以与非贫困人口相比;从文化素质来看,所受的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多,2001年,在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中,只有小学文化的劳动力占了52.6%[2];从分布来看,我国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极不均衡｡西部的农村地区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地,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列的592个扶贫县,西部占307个,但同时覆盖了中部､东部的每个角落｡
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的构成结构异常复杂,已经由传统的二元结构趋向于多元化结构｡除了大量传统的农村贫困人口外,到2003年底,全国有2200万左右的城镇人口陷于贫困而需要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且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贫困问题还在继续发展,[3]以致有的学者提出了“新贫困人口”的概念｡①此外,由于贫困程度深,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虽然当时能够依赖扶贫资金等外部手段暂时摆脱贫困,但是,由于贫困人口自身的反贫困能力弱,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贫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贫困人口始终徘徊在贫困线的左右,稍有不测就重新返回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因此,我国的返贫率长期居高不下｡据有关方面的调查,一些西部的省､区､市平均返贫率在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
二、贫困人口对我国人口安全的影响
人口安全的提法最初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提出的,随后众多学者对人口安全的概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人口安全的理解也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张维庆认为,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陆杰华､傅崇辉认为,人口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李小平认为,人口安全基本可以视为个人生命安全的一个集合术语,也就是说,可以将人口安全视为由许许多多个体组成的一个人口群体的生命安全问题｡翟振武､明艳认为,人口安全应该是指人口自身或国家社会不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或威胁,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4]｡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侧面指出了人口安全的本质和内涵｡我比较赞成的是翟振武､明艳的观点,它比较完整地概括人口安全既有人口本身的安全问题,也包括因人口问题而引起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既涉及到个体的安全,又包含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问题｡
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预测未来日本人口时说,“再过一百年,日本的人口要减少60%,只有4900万人;再过900年,日本只剩下一个人,而且不知是男是女”[5]｡日本人口的低生育率的持续发展而带来的人口危机首先表现在对人口自身的再生产是否能持续发展问题的忧虑｡而且由于人口结构的严重不合理,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反映在劳动人口减少,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方面｡因而从长远来看阻碍了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人口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我国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也威胁了我国的人口安全｡具体表现在贫困人口过多对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上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使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威胁｡
首先,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对社会的稳定提出了挑战｡我国社会现阶段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共同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光辉大道上｡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我国现有的2300多万贫困人口的存在,给社会的安定有序加入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是因为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使得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显示:2002年我国的收入分配基尼指数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的基尼指数,这表明了我国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甚至超过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当这些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和侵犯时,他们往往会采取过激的行为｡根据谢�荻､贾文的研究成果表明,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犯罪的重要诱因[7]｡这些贫困人口在生活上难以得到保障,因而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我国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毋庸置疑,大量的贫困人口阻碍了发展的脚步,贫困从来就是发展的天敌｡《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整体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消除贫困就难以持续发展,不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资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这段话形象地指出了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消除贫困才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贫困人口相对来说素质较低,人力资本投入少,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应地减少｡同时,国家要对贫困人口投入数量可观的扶贫资金,耗费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部分资金,势必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投入,加重国民经济的负担｡
三、减少贫困人口、保障人口安全的对策
虽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较长时间内贫困人口必然存在,但是大量的贫困人口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他们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我们应该万众一心,积极地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减少贫困人口,保障我国的人口安全｡
1.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再生产的前提｡
在我国人口现状中,贫困人口的生育愿望更为强烈,常常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他们家庭的规模较大,人口较多｡2002年,西部12省(区､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3个千分点[8]｡但是,人口发展的速度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适应,人口增长过快,必然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增长过快｡贫困人口增长越快,要消费的生活资料越多,在生活资料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带来消费水平的降低,贫困程度的加剧;贫困人口增长越快,在教育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人均所享有的教育的资源越少,文化程度越低,致富的能力进一步减弱;贫困人口增长越快,就业岗位越少,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越小,收入越低;贫困人口增长越快,人均所享有的自然资源越少,可控开发和利用的成本越小,反贫困的条件不够;贫困人口增长越快,新生儿耗费了生活资料,增添了父母的机会成本,家庭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通过多种途径改变他们的生育意愿,指出只有提高人口质量,发展经济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而不是依靠人口数量｡
2.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机制,让贫困人口平等享用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减少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
贫困从来都是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上提供发展机会的公平和平等程度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贫困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因而在反贫困的斗争中,人们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相对合理公平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机制｡
近年来,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贫困人口集中(如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地区投入大｡鼓励各种人才对口支援,优先发展西部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强和改善西部的公共服务,优先解决特困少数民族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发展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发展农业社会保障的方法与途径,加大扶贫款的投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项财政优惠政策向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同时提出了解决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贫困人口的方案,即加强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主张对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将对因城市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使他们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有效地遏制了新的贫困人口的再生产｡
以上措施已经使反贫困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是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上｡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富不保贫”[9]｡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等,而贫困人口密集的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保障模式一直处于探索的状态,他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时,只能依靠政府的扶助和人道主义救济｡
因此,我们在今后治理贫困人口时,要进一步地完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机制,使贫困人口在真正意义上平等地享用社会发展的成果｡
3.加大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反贫困斗争,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关键｡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态度决定了行动,一个人对于某事物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会改变我们在该事物的行动归属｡我国反贫困工作决心坚定,投入力度大,但往往收效甚微,返贫率高｡这些除了资源､自然条件及其贫困人口自身条件有限等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没有将贫困人口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去参与,而是一种被动地参与过程｡一旦外部的扶贫手段消失后,他们就会回归到从前贫困的状况中｡
贫困人口并不是甘于贫困,但长期的贫困境况无法得到改善时,他们逐渐地安于现状,不再幻想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和实现自己的梦想,进而不愿改变自身的贫困境况｡这种由穷人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看法和评价的总和,被称为贫困亚文化[10]｡这种心理导致了贫困人口自身对于所处的贫困状况采取了消极悲观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反贫困斗争中的行为,从而影响反贫困斗争的成效｡
因此,在反贫困斗争中,我们要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到贫困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鼓励他们主动地､积极地参与｡而这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是各种生产资料中最活跃的要素,只有将人的素质提高了,传授给他们各种技能､技巧,才有了致富的基本能力,才会有了改变现状､摆脱贫困的意愿,进而在参与反贫困的过程中发展自身､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彻底地告别贫困,将贫困人口这一沉重的“包袱”转化为社会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羽翔.贫困线标准应与国际接轨[N].经济参考报,2006-04-03.
[2]张岩松.发展与中国农村反贫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8,145.
[3]李伟.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对和谐社会的影响[J].学术交流,2005,(10):121.
[4]翟振武,明艳.定义“人口安全”[J].人口研究:第29卷,2005,(5):40,42.
[5]老龄社会严重困扰日本低出生率影响日本社会,参见中国经济网http://europe.省略/hqbl/main/gd/200703/29/t20070329_
10861955.shtml.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7]谢�荻,贾文.经济因素对犯罪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8
[8]王丽君,鲍文.西部贫困地区的困境及反贫困分析[J].甘肃农业,2006,(8):114.
[9]刘家强,唐代盛,蒋华.中国新贫困人口及其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思考[J].人口研究:总第29卷,2005,(5):13.
[10][俄]弗・伊・多博林科夫,阿・伊・克拉夫琴科.社会学[M].张树华,冯育民,杜艳钧,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