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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论文_形势与政策论文

学习啦【形势与政策论文】 编辑:斯娃 发布时间:2016-09-30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国和美国,两者的关系状况深刻的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美国对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国对华政策论文篇一

  《 美国对华政策新思维 》

  摘 要 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对华政策演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纷纷对其进行了积极乐观的解读。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对佐利克的讲话予以诠释,认为有若干因素限制了讲话的政策含义,进而提出应避免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把对美政策建立在务实和理性的基础上。

  关键词 佐利克 中荚关系 对华政策 利益相关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1―0033―37

  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餐会上,就美国对华政 策与中美关系作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成员到责任》的专题演讲。演讲的核心观 点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因而“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是美国 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过去30年来实行的促使中国对外开放并融入国际体系 的政策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应该“看得更远一些”。美国必须 调整“融合政策”,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希望中国 不仅仅是适应过去一个世纪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 世纪的挑战”以及“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佐利克是中美两国业已开始的战略对话的美方代表。作为布什政府直接处理对华事务 的第一人,他的讲话在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使世人对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更 加关注。从路透社到美联社,从美国《华盛顿邮报》到英国《金融时报》和澳大利亚《悉尼先 驱晨报》等世界各大媒体均有报道。报道的主题一般分为“美国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美国对中国有多种关切”和“美国盼中国负起更多责任”等几类。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大 部分报道普遍认同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新角色,有的甚至断言这是美国采取对华政策新 思维的标志。几乎在同时,美国学界已有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范式的讨论,佐利克的讲话恰在 此时发表,无形之中被从学术角度赋予对华政策范式转变的含义,并被认为勾画了未来中美 关系的框架。无独有偶,国内学界和媒体也对佐利克的讲话纷纷进行解读和研判,主流看 法与国外的同行并无二致,预言讲话将成为布什第二任期内对华政策的纲要。

  关于佐利克的讲话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可能蕴涵的意义,国内外舆论的反应总 体而言是乐观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布什政府此前在对华政策上从未如此全面且颇具新意地 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人们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良好愿望。但是,善 良的愿望终究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模式、现实图景乃至佐利克讲话本 身着眼,本文认为有如下几个因素使人不能不对该讲话的政策含义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

  一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如故。在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因 权力分配变化而发生战争的现象屡见不鲜。“正如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 一再提到的,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 盾表现为中国崛起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格局方面存在着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实际或潜在 的冲击,以及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这两个方面交 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新世纪呈上升的趋势。前期美国在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军 力发展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特别是在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竞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 司这一纯粹商业交易上所作的近乎神经过敏的反应,正凸显了这种矛盾的上升趋势。这个 视角应该是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个基本点。目前,在中美关系 基本格局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两国对抗的偶发事件明显减少,因实力对比变化和基 本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在 于美国对中国崛起及发展前景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和不信任,担心中国强大后会从各个领域 影响其世界霸主地位。鉴于中美关系的现状,期望美国在短期内全面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是不现实的。因此,中美之间因结构性矛盾而引起的相互怀疑和各种冲突,在较长时期内仍 将存在,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二是中美关系固有模式的历史惯性影响。回顾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的历史,可以发现 这样一个带有共性的特点: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和新总统任期开始时,两国都可能发生较多 的龃龉和摩擦;经过一段时间后,中美关系又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前者是因为打“中国 牌”总能捞取选票的选举政治的作用,以及新总统显示对外政策独立性的结果;后者缘于新 总统上任施政一个时期后方才体会到中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性质和一味对华强硬 会作茧自缚,于是不得不回归现实,调整对华政策。从里根、克林顿到现任布什政府莫不皆 然。布什在大选期间和上任初期,对中国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一度使中美关系处于紧张对 抗的状态。“9・11”事件加快了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进程,佐利克的讲话可以视作这种 调整的延续,表明中美关系在布什第二任期内又回到以前的“规律”,亦即“前期(或上半年) 总不太好,问题逐一磋商解决后后期(或下半年)转好”的轨道上。以此观照,佐利克的讲话 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脱离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固有模式。

  三是官僚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上的牵制作用。冷战结束后,由于压倒性的安全威 胁不复存在,以及关于国家利益的共识一时难以重建,美国对外决策机制和过程发生了重大 变化,决策权力在政府部门间进一步趋于分散化、多元化。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假定,外交决 策的各个机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它们对国家利益目标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任何 一个参与者都无法单独控制决策过程,决策往往是参与者之间讨价还价、明争暗斗、相互妥 协的结果。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决策无疑十分符合这一模式,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 行政当局受到国会的牵制,国务院受到国防部的掣肘,反之亦然。国会一向是美国反华势 力的重镇,即便是当今共和党人占据多数的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也并未与布什政府保持协调 一致。2005年以来,从贸易逆差到人民币汇率,从中海油竞购到中国军事现代化等等,国会 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华议案,从而损害了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氛围。

  比之国会,国防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牵制作用在很多方面更为直接。“如果没有军事 专家不断地提出建议,任何一位总统或国务卿都无法制定有效的外交政策”。拉姆斯菲尔 德坐镇的国防部在布什政府对外决策,包括对华政策决策上尤其享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布 什政府在世纪初发动的一场外交政策“革命”与之不无关系。五角大楼历来是美国对华政 策上的强硬派,2000年后,由它提交国会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可以视为其对华政策 思维的写照。《2005年度中国军事力量报告》大肆鼓吹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台湾、亚太地区乃 至美国构成了潜在的或实际的威胁,断言中国正站在“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从而把在美 国国内沉渣泛起的“中国威胁论”推到一个新高潮。而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之一,拉 姆斯菲尔德更是以其鲜明的“鹰派”立场著称。2005年10月]8日,拉姆斯菲尔德终于开始 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然而,由于国防部原本就未打算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或取 得重大突破,因此拉氏访华可谓象征姿态大于实际意义。事实上,五角大楼对中国的防范和 戒备心态早在此前已表露无遗。佐利克发表讲话仅仅两天后,新任国防部副部长埃德尔曼 (Eric S.Edelman)9月23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再度对中国军力的发展提出质疑,表示美国 将加强游说欧洲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合作。10月底,美日两国达成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协 议,美国将继续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以对付中国军力发展前景。

  佐利克是以国务院二号人物的身份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的。有理由相信,佐利克的讲话 应该得到其上司国务卿赖斯的首肯,因而他的讲话至少可以被看作国务院对中美关系和美 国对华政策的定位。但也有理由相信,这可能远不是五角大楼和国会的政策选择。由于受 到国防部和国会的制约,国务院的意志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实际的政策是值得怀疑的,如果 国务院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不能赢得总统的全力支持,那么它的政策理念和建议则要大 打折扣。

  四是白宫不愿过多干预对华政策的倾向和态度。关于佐利克的讲话与白宫的关系,学 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讲话得到了布什总统本人的认可,布什除了为 晚餐会的召开发贺词外,还在会前预先告知媒体,说佐利克将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另一种看 法则提出布什事先并不知情,佐利克的讲话纯粹是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放出的试探气球。 本文认为,规格和这样“大而全”的讲话内容布什理应知悉,但总统事前是否知情,不会对讲 话的政策含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由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在时下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上 的非优先位置决定的。当前,布什政府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反恐及伊拉克问题。特别是在伊 拉克问题上,白宫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国内政治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白宫难以在对华政策 上冒险采取大的动作,从而使自己卷入另一个政治旋涡。实际上,在佐利克的讲话发表后, 布什的一些言行业已说明他仍然对中国持谨慎和有所保留的态度,尚未把中美关系和对华 政策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如11月11日在访华前夕会见达赖喇嘛;APEC会议东亚之行 的行程安排仍是一贯的模式――日本、韩国尔后中国,而且在访日期间还公开呼吁中国实行 宗教自由;在与胡锦涛主席的首脑会晤中只字不提佐利克的讲话,似乎美国副国务卿从未发 表过那样的言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对华政策上相持不下,很难设 想布什愿意动用他弥足珍贵的政治资源来裁决部门争端,大力干预对华政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另一种更坏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两年往往 是所谓“跛足期”,但美国有分析家认为,布什已提前一年进入“跛足期”。由此,中美关系从 2006年开始将进入一个新的敏感期。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为了赢得中期选举,实现连任, 可能会在中美经贸问题上与民主党议员合流,通过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面对与 日俱增的国内政治压力,不排除处于“跛足期”的布什向国会作出更多妥协让步的可能性。 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和缓解政治压力,日益崛起的中国最容易成为美国政界的攻击目标。当 布什在国内陷入政治麻烦之时,也就是中国可能面对来自美国更多麻烦之日。

  五是佐利克的讲话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佐利克的讲话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自然是 因为其中的确不乏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例如,他肯定中国已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 性大国,称赞中国在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 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然而,除了传递积极的信息外,讲话同时也包 含对中国崛起的深深担忧和疑惧,而大多数评论恰恰遗漏或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讲话的 消极和负面信息俯拾皆是,例如,“中国需要认识到,其他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采取的行动。 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中国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实力得到增强,使人们对扩充军备的目的产生质疑。中国若想 缓和这些忧虑,就应公开介绍本国的国防经费、意图、原则和军事演习的情况”。鉴于此, “美国国防部最近就中国的军事态势发布报告,不具有对立的性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 了对能源的迫切需求。中国为此采取行动,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一举锁定’世界各地的能源 供给”。“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民主相抵触,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 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责问”。“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 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 关系才能根深叶茂,常青不衰”。讲话的最后似乎起到点题的作用――“为建立明日的民主 中国而努力”。所谓“民主中国”,其含义不言而喻。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那无非是被和平 演变了的、在利益和价值观上唯美国标准是从的中国。

  另一方面,对于佐利克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 提法也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这里的“国际体系”是指什么?是单极还是多极体系?“负 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由谁来确定的?中国要对谁负责?虽 然我们无从知道佐利克是否有意制造这些模糊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看似理性、温和的 “中国责任论”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却招招切中中国和平发展的要害。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国 际体系中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肩负“战略责任”,即要从全球层面不仅不挑战美国,而 且与美国一道共同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必须担起“外交责任”,即协助美国处理那些 美国难以处理的“头疼的问题”,必须具备“经济责任”,即不仅要谋求自身发展,还要实质性 地改变对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承担“军事责任”,即要大幅度增加军事透明度;还有“政 治责任”,即要加速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可见,佐利克的讲话具有“软中带硬,绵里藏针”的性质。正是鉴于这种两面性,在众多 的叫好声中,美国有评论家指出,讲话居高临下,明显带有鹰派色彩,显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者对中国国情与现实了解的肤浅及其外交手法的粗糙。因而,讲话既未必反映布什对华政 策的真实思路,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六是中国政府的淡化处理。佐利克的讲话是否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作为中美 关系互动博弈之当事方的中国政府应该最有发言权。与媒体和学界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中国官方对讲话采取了淡化处理。个中缘由,也许是因一时尚不能把握讲话背后的 真实意图,遂不妨先采取冷静、观望、顺变的态度。

  综上所述,中国要想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对中美双方而 言其实殊为不易。现阶段,这个提法在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经贸和地区安全领 域,它不失为一种新思维;在政治和战略层面,它只是一种设想或过程,而远非事实或结果。 对于佐利克讲话中的积极一面,当然应该给予肯定和欢迎,但与此同时,对于讲话的负面因 素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更要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 义上说,“中国责任论”实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非但仍未 完成,反而更显复杂多变。最新的流行说法是,华盛顿在对华政策上衍生出三派,分别为所 谓主张接触的“拥抱熊猫派”、强调遏制的“屠龙派”和在接触与遏制之间徘徊的“熊猫骑墙 派”。由于不能确定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熊猫骑墙派”最倾向于与“屠龙派”及其遏制战 略联手。这种对华定位的模糊性,是否有助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 确实是模糊的,而它向坏的方面转变的可能性却是十分清楚的,即易于在政策实践中把中国 定位成战略对手,同时难以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本文提出慎重对待佐利克的讲话,旨在倡导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现状及趋势 要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避免盲目乐观的情绪和一厢情愿的思维。在双边关系实践中, 对于佐利克的讲话,不妨听其言,观其行,要求美国把积极的提议付诸行动。同时,也不妨尝 试提出自己的政策方案,促使美方作出反应,力争把握两国互动的主动权。通过把对美战略 理念和政策实践建立在务实、理性的基础上,从而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论文篇二

  《 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 》

  内容摘要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度表现出对华友好的姿态。但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却跌宕起伏,外交冲突接连不断。如何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逆转”?这是奥巴马政府出于内政需要而采取的一时之策,还是战略性的调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 对华政策 逆转 未来发展

  作者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度表现出对华友好的姿态,谋求与中国“同舟共济”,将双边关系由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甚至一些美国战略专家还提出建立一个中美共治的“两国集团”(G2)。然而,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却跌宕起伏,外交冲突接连不断。不仅如此,在中国与别国涉及重大利益的纠纷中,比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美国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根本不顾事情的是非曲直,甚至改变以往不介入或不公开介入的做法。那么,如何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逆转”?这是奥巴马政府出于内政需要而采取的一时之策,还是战略性的调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能否恢复到奥巴马上台初期或布什时期那样?有无可能滑到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那种状况?

  内政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如此急速、大幅度的“逆转”,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的,其中以中期选举和军工利益集团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

  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举。每四年一次大选,要选出新的总统和国会全部众议员以及1/3的参议员。在两次大选之间,还要有一次中期选举,选出全部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中期选举往往会改变国会两院的人员构成和两党力量对比,从而影响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如果国会两院由总统所在的党即执政党控制,那么总统在施政上就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反之,总统就会受到严重制约,执政能力会大打折扣。从美国选举的历史来看,中期选举通常不利于执政党。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执政党同时也成为国会两院多数党的时候,选民出于权力平衡的理念,更倾向于将选票投给在野党。

  2008年大选后,民主党继续控制着国会两院,这为奥巴马推行“新政”创造了很好的政治条件。然而,奥巴马上台一年多来,虽然在内政外交上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美国老百姓并不满意。在各种民意调查中,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持续走低。经济历来是影响选举的首要因素,选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让很多人失望,特别是同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发出的鼓舞人心的承诺形成很大反差。民意下降,再加上中期选举的规律,使奥巴马政府产生了危机感。民主党虽然并不奢望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但是也不能输得太惨。

  然而,在内政方面,奥巴马手中能够影响中期选举的牌实在有限,只好到外交领域去挖掘资源。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有“十月惊异”(October Surprise)之说,意思是每到选举年的十月份,即投票前一个月左右,如果发生美国同别国的冲突,那么肯定会有利于执政党赢得选举,因为这时选民会考虑从国家利益大局出发,让总统更有执行能力,在决策上少受国会掣肘。当然,能够产生“十月惊异”效应的外交事件必须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为了选举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无事生非,人为制造事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一旦被揭露出来,那对肇事者及其所在政党将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近几十年来,“十月惊异”已经很少出现。比如2008年大选,共和党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布什政府并没有为了影响选举而刻意搞“十月惊异”。

  不过,“十月惊异”现象说明,外交事务是会影响选举政治的。奥巴马政府打外交牌来影响选举,人们都心知肚明。上台之初,奥巴马大搞“柔性外交”、“微笑外交”、“倾听外交”、“握手外交”、“鞠躬外交”,虽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但是却遭到美国国内保守派的攻击,认为这种做法有损美国“世界领导者”的尊严。这迫使奥巴马政府进行政策调整,对华政策就在调整之列。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确实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但是美国保守派却认为,美国的好意并未得到中国的回报。他们宣称,奥巴马访华是失败的,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让媒体公开报道他的活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奥巴马受到中国低级别官员的羞辱;在售台武器、会见达赖、黄海军事演习上,奥巴马所作所为都是按惯例行事,但却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指责……奥巴马政府要应对这种局面,一定要有所表示,堵住保守派的嘴,弱化保守派攻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华强硬还可能有助于促进“十月惊异”的出现,如果中国以牙还牙,以强硬对强硬,就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事情,假若持续到十月还解决不了,那必定产生“十月惊异”的效果。当然,随着中期选举的结束,美国对华政策还会有所调整,毕竟美国也需要有一个稳定而良好的中美关系。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作用非同一般。而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当属军工利益集团最为突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冷战期间,由于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蓬勃发展,军工企业为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冷战后,美国一度削减军费开支,但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又大幅度回升。这一方面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有关,另一方面又同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关。从全球战略角度看,美国要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需要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光是全球战略的需要还不足以让美国保有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全球的将近一半,远远超过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眼中的那些“潜在战略竞争对手”。根据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报告,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总和为13350亿美元,其中排前10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俄罗斯、沙特、意大利、印度)总和为9855.55亿美元,占全球73.82%;而美国一国就占全球43%,为5740.7亿美元,超过其他九国的总和,而且是大幅度超过。[1]在这九国中,多数为美国的盟友。被美国视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而这两国军费开支的总和只有1083.75亿美元,不及美国的1/5。单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维持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实在是巨大浪费。美国要继续在阿富汗的战争、打击基地组织、维护伊拉克局势稳定、威慑伊朗、防范崛起大国的威胁,这些确实需要军事力量,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现有军费开支的一半甚至更少就足够了。可见,美国保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还有别的动因,那就是军工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这个利益集团既已形成,它就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渲染美国面临的严重安全威胁,特别是崛起大国的威胁,鼓吹美国肩负着维护世界秩序、推进民主等“天定命运”,成了它要求美国政府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依据。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自然会有一些战略专家、政客帮助它摇旗呐喊。久而久之,在美国形成了“黩武主义”或“武力哲学”。

  第二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对这种“武力哲学”做过精辟阐述:“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国家,我们站得高,因而比其他国家对未来看得更远……”[2]奥尔布莱特是民主党人,其对外政策思想当属自由派,是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看问题,因此强调美国的“天定命运”。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则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使用武力的偏好。他引用英国的一句谚语:“当你手中握有一把锤子时,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3]美国已经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当然不会甘心让它闲置无用,所以要寻找使用的对象。而钉子和锤子又会形成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钉子越多,就越需要有更强大的锤子。奥巴马是民主党人,虽然不像布什政府和共和党那样与军工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但也不能摆脱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

  对华政策“逆转”更是战略考量

  国内政治影响美国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但那只起辅助作用。因为毕竟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党派利益、利益集团因素虽然会卷入其中,但不是决定因素。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事务中,美国两党通常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就有高度的一致性。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因政党轮替而发生重大变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所奉行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以合作、接触为主,辅以防范、牵制。

  冷战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全球战略,为实现这个总目标,美国要从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这三个方面同时着手。在这个框架中,中国扮演着双重角色,有些方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有些方面是合作伙伴。正是因为这样,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直到1997年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才算比较明确下来,即以接触为主,但是并未放弃牵制、遏制。布什上台初期,大有将对华政策由接触为主转为遏制为主之势。但是,“9・11”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大幅度调整全球战略,将反恐、防扩散、整治极端伊斯兰势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牵制、防范因素并未消除,因为美国仍然在贯彻原有的霸权战略。实际上,美国是将霸权战略与反恐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霸权战略是适用于整个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而反恐战略则是适用时间相对较短的阶段性战略。

  2006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塑造中国”作为对华战略的目标。报告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大大改变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美国应当尽量将崛起的中国塑造成美国的合作伙伴,阻止中国强大后变成美国的敌人;但是,中国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到底在崛起后走向何方,是成为美国的伙伴还是敌人,是很不确定的,所以美国要作好防范的准备;防范的办法就是加大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布置,同时加强原有联盟体系。[4]奥巴马上台后,一些智库还提出了“平衡”中国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同日本、印度、韩国、印尼等亚洲民主国家的合作来抵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继续主导亚洲事务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美国对华战略中防范、牵制、平衡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据此,未来中美关系肯定会麻烦不断,“好也好不到哪里”。

  当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逆转”确实让人感觉太猛了一些。直到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之时,美国对华政策仍然相当积极,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出要建立战略互信,关注中国的核心利益。可是才仅仅几个月,美国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不仅没有了发展美中“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姿态,反倒在有些方面还不如布什政府,比如插手南海问题、在钓鱼岛争端中公开支持日本。出现这种局面,与双方战略沟通不够,造成逆向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当中国认为美国的一些做法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而强烈反对时,美国则认为这是中国傲慢的表现,中国不愿意成为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甚至还想趁美国深陷金融危机需要中国帮助之时,试图将美国赶出东亚。于是,美国只能通过加强其原有的同盟体系来牵制中国,拉拢东盟国家来“平衡”中国,并高调宣称要“重返东亚”。不过,战略沟通不够只是加剧了“逆转”的程度,而不是“逆转”的根本原因。

  在观察美国外交时,还需要注意到,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逆转”并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罗伯特・卡根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2010年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他将奥巴马政府上台头两年的外交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向所有人,尤其是敌对势力展现更加友好的面孔,以修补美国的全球形象;第二阶段将是重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即使这意味着挑战一些国家并让另一些国家失望。卡根还认为,如果说第一阶段是“重启”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那么第二阶段将是发现“重启”的界限,并在发生意见分歧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如果说第一阶段致力于改变布什时代的做法,那么第二阶段将抛弃这种自我强加的束缚,追求传统的美国利益与原则,即使布什也曾这样做过。卡根通过对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两次讲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次是2009年7月15日,另一次是2010年9月8日。卡根认为,前一个讲话“听上去像一位教授对国际关系的幻想:她谈到用‘巧实力’解决‘多伙伴世界’的‘集体行动问题’。她强调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却只用一个毫无生气的段落简要谈及传统的民主盟友。”而后一个讲话中“没有不切实际的外交关系言论,她既谈到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也谈它们是‘威权主义国家’。她用10个段落谈论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根本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改善关系。”[5]卡根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评价,不一定十分准确,比如他称美国“重启”对华关系,就不符合事实,因为布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就已经相当积极,谈不上什么“重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只是在对俄罗斯关系上用了“重启”这个字眼。但是,卡根所分析的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却是成立的,尤其是在发展同“民主盟友”的关系上,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有明显的不同,而重视发展同“民主盟友”的关系则与对华政策变化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奥巴马对华政策“逆转”是其总体对外政策调整的一部分。

  战略专家助推美国对华政策“逆转”

  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由总统及其外交班子来制定,但是思想库和战略专家则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战略专家们提出来的,是他们提供可供政府选择的方案。不同流派的战略专家对政府影响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四股战略思想和力量。第一股是传统现实主义,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这些人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遏制。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崛起大国才是心腹大患。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很受美国军方和老保守派的欣赏。

  第二股是新保守主义,罗伯特・卡根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实际上,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保守派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后来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第三股是自由主义,在民主党内任过职的许多战略专家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摩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自由派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最危险的。

  第四股是理性现实主义,许多在共和党内任过职的战略专家如基辛格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拦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它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而遏制中国只能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这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影响较大。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是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对华政策则主要受理性现实主义影响。随着布什退任,再加上美国在伊拉克遭遇挫折,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剧减,但是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新保守主义的许多主张很得自由派的赞同,至少在推进民主这个大目标上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是吸纳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这两个流派的战略专家。执政初期的政策,理性现实主义的色彩较浓,而到了罗伯特・卡根所说的第二阶段后,自由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同时还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味道。而这两个流派对近年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实践都做出了负面的解读。传统现实主义盯住中国军力发展,特别是中国海军力量及航天力量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同周边国家的争端及同美国的较劲,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自由主义则关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所带来的挑战,突出“中国模式威胁论”。这两种认知都促使奥巴马政府“逆转”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逆转”,但未质变

  说美国对华政策“逆转”,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将主要战略矛头指向中国,就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因为,毕竟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基地组织等还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反恐防扩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美军虽然撤出伊拉克,但是伊拉克局势仍然前途未卜,美军还有“二进宫”的可能;奥巴马的“阿富巴战略”绝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目的的;伊朗核问题几乎成了让美国既头痛又无解的难题;从美国纪念“9・11”事件九周年的各种景象来看,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核恐怖主义”的前景更使之雪上加霜。这些安全难题的存在使得美国极不愿意再制造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强大敌人”,更何况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的国家还不止中国一个。

  再者,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密切到难分难断的程度,在将中国制造成“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及美国自己。美国人是非常务实的。美国战略家明白,如果美国执意要阻止中国的崛起,至多只能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延迟,但最终中国还是会崛起;但是,与中国为敌肯定会使美国霸权衰落得更快。这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大目标,因为美国的大目标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而不是简单地阻止某个大国崛起。当然,大国崛起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对美国来说,应对大国崛起之道无非两条:一是与崛起大国合作,并借此进一步发展自己,巩固霸权,甚至必要时与之分享霸权,在这个过程中,会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对之进行牵制;二是同崛起大国对抗,最终导致自己加速衰落,在这个过程中,第三者可能乘势崛起。两条道路,前者肯定是上策,而且也是目前美国的选择。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的意图很可能是进行战略试探,即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到底在哪里。美国的另一个意图是向亚洲盟友显示其重返东亚的决心,以便让那些盟友能放心地追随美国,同时遏止有些盟友已经出现的离心倾向,比如日本和韩国。对“强硬化”,至多也只能解读成美国试图在反恐防扩和遏制中国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且遏制中国并未超越反恐防扩成为首要目标。2010年5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依然坚持2006年报告的对华政策基调,以寻求中国的合作为主线。此前由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是坚持这样的基调。当然,美国的保守派对这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深为不满,于是又搞出一份另版的“防务报告”,其对华政策要比正版报告强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另版报告只是个别智库和战略专家搞的,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其权威性与正版报告无法相比。而且,即使是这份对华更为强硬的报告,也没有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敌人或现实的战略竞争对手,它只是强调美国在打赢眼前战争的同时要兼顾应对未来的挑战,同时强调发展硬实力,强调应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军力。

  在认识美国对外政策时还要看到,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自认为是“世界的领导”,利益是遍及全球的,因此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可避免地要秉持“霸权逻辑”。将大中东作为战略重心,并不等于就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反恐防扩的同时,一直在加强其早已拥有的但在反恐方面作用有限的超强军事实力,试图以此作为其霸权地位的基石。但是,美国加强军力,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大军力布置,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尽管中国是主要对象之一。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切忌一叶障目,眼睛只盯着中美两家,放大美国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强硬化”的战略意图,从而得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移向东亚,中国已经被美国由“潜在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提拔为“现实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错误结论。

  促进中美关系良性互动

  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发展态势来看,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已经发生的“逆转”也不是不可能再“回转”。要遏止“逆转”,促进“回转”,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并形成良性互动。这里首先需要充分认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继续“逆转”的危险性。

  许多人在讲中美关系时,都喜欢用一句套话:“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笔者以为,前半句是对的,而后半句则只是部分正确。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是有条件的,就是两国政府、战略家要精心呵护双边关系。对中美关系绝对不能抱宿命的态度。那种以为“反正坏也坏不到哪去,那就任其自由发展吧”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目前支撑中美关系的两根支柱是经贸关系和反恐等安全合作。然而,这两根支柱都不是坚不可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这并未阻止两国兵戎相见。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宁可同恐怖组织、塔利班结成盟友。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洞见,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走向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相反的案例却鲜见。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算是一例,但是两国之间有太多共性,是中美之间无法相比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犹如上坡行驶的汽车,前进远不如倒退容易;如果前进动力不足,又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它就有可能持续向后滑行,甚至滑到危险的境地。

  有些观察家用美苏冷战来比较中美关系,虽然有些夸大中美冲突的程度,但却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当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设想同苏联一起来共管世界,和平相处,可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双方不仅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而且还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使整个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按罗斯福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也成了美苏冷战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冷战的结果是“一死一伤”,美国虽然成了“不战而胜”的胜利者,但实力却受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乘势而起,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使大量资源被用于军备,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苏争霸还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局部热战。冷战既有害世界和平,也不利于共同发展。

  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中国从自身发展战略出发,也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霸权国家在同崛起大国的博弈中,往往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美国不仅掌握着其他数个大国加起来都难以抗衡的军力,拥有科技、金融等方面首屈一指的实力,维系着几乎囊括了所有发达国家的联盟体系,而且在众多国际组织中充当着实际的“领导者”。东南亚许多国家近来的表现就显示出,这些中小国家更相信超级大国所能带来的安全保护能力,而对崛起大国通常持战略怀疑态度。此外,中国尚未完全解决的国家统一、领土主权争端等问题,也很容易被对手当成“软肋”。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需要坚持韬光养晦。当然,中国随着实力增强,利益也在拓展,在国际舞台上应当更加有所作为。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中国需要把握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美国对华“强硬化”的行为,自然会增大中国的战略压力,甚至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斗争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努力化解分歧,以避免造成中美相互战略误判。

  参考文献:

  [1]东方网,2010.8.25.

  [2]贝恩德・德布斯曼. 美国永远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吗?. 路透社,2010.10.1. 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10.5.

  [3]罗伯特・卡根. 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0-41.

  [4]罗伯特・卡根. 美国:曾经努力融入,现在准备领导.华盛顿邮报,2010.10.1. 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10.4.

  美国对华政策论文篇三

  《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分析 》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9-00-01  从本书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时间为1945-1950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中美关系史上却经历了数次的风云变幻。这段历史对今日的中美关系依然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它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本书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力图还原当时的历史,让我们能够透过重重迷雾,对那段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岁月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以史迪威事件为序幕,时间是从1944年末到1945年初。乔・史迪威将军是1942年至1944年间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因与蒋介石的矛盾而被罗斯福撤回,这一事件对日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相当关键的影响,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自此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向国民党政府倾斜。

  第二阶段,大规模援蒋。这一阶段从著名的马歇尔调停开始,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1日抵达南京,分别与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谈话,他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支持蒋介石;二是制止中国内战。期间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宣布调停的失败。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开始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大规模援助蒋介石政府。

  第三阶段,试图脱身。从1948年底,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开始考虑转变政策,逐步从巨大的援助消耗中脱身。期间还曾试图用李宗仁代替蒋介石来挽救危局,但却因李宗仁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和蒋介石的重新就职而宣告失败。

  第四阶段,等待尘埃落定。1949年2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被问道对中国局势发展的估计时回答说,“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这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政策,在继续采取敌对态度的同时,一直心存观望,举棋不定。

  第五阶段,问题集中于台湾。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大陆的溃败,美国决策集团形成了把台湾与大陆分割开的政策思想。把原来“阻止中共统治中国”的政策目标改为“不让中共取得台湾”。

  二、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分析

  首先,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现实的差距。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着明确的界限,其上限是反共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和与苏联称霸世界的竞争,美国把反苏与反共结合起来,使得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有一种偏见。以至于美国不能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作出客观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也很难作出明智的、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决策。

  除了政策上限之外还有政策下限,即美国不能直接出兵介入中国内战。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坚决反对中国内战,并因此分别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美国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让共产党交出兵权,组成联合政府。而蒋介石没有组建联合政府的诚意,为此美国采取了强硬措施,可又担心过于强硬会促使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不敢轻易断绝援助。蒋介石在美援的支持之下悍然发动内战,美国虽不甘愿却也不得不被拖入中国内战的泥沼。

  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对当时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巨大作用.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受到几方面的影响:一是以美国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中,总统起着主导作用。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美国总统采取了相同的对华政策,虽然在具体措施上,杜鲁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本质上他还是承袭了罗斯福的做法。美国不断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但由于蒋介石政权在各方面的情况恶化,使美国政府也承受着很大的财政压力,此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放弃援蒋,另谋出路。可是这一政策最终没有得到实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制约。

  美国国会是牵制对华政策的又一重要力量,共和党操纵的国会与民主党掌管的行政机构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在两党斗争中,对外政策是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国会在对华政策中一般是通过掌握财权发挥作用,国会不仅能决定每一部门每年度总的开支,还能决定这部分开支的具体用途。因此,虽然政府掌握外交事务的主动权,国会却还是能够通过拨款法案迫使政府作出妥协。

  第三、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与自身力量的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美国在战后崛起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这给了美国人以充分的自信,“美国万能”和“世界领袖”的意识在美国日益盛行起来。

  然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在现实面前却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先是苏联的制约,虽然苏联在战争中受到了巨大创伤,但其强大的军事工业和雄厚的能源基础还是对美国造成了很大威胁。因此,美国在对华政策制定时始终要考虑苏联的反应。扶蒋反共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同时为了避免与苏联的正面冲突,美国也不敢贸然出兵干涉。由于苏联的制约,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只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也给美国的战略目标以沉重打击。亚洲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战后要求民族独立,彻底摆脱外来势力的运动蓬勃兴起、势不可挡。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推行强权政治,不能尊重和平等对待弱小民族,处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必定会受到这些国家的抵制和反抗。美国的政策决策者试图建立一个依赖美国的中国政府,虽然标榜“自由”、“民主”,却在实际中经常干涉中国内政,以援助为条件侵犯中国主权,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这样不得人心的政策最终会遭到失败,也是它必然的结局。

  总之,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以扶蒋反共为基调,共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美国以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却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并最终遭到了彻底失败。美国对华政策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笔者总结为三点。美国一厢情愿的政策制定模式,和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以及其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是导致其对华政策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这些经验教训,对今后的政策制定与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M].重庆出版社,1987.

  [2]曲升. 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_1947_1950[D].2000

  [3]揭书安,顾莹惠. 也谈1945-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J].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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