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论文
当前，中国在外交策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不断的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地完善中。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外交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外交政策论文篇一：《中国“和”外交政策浅析》
摘要：纵观美国等西方强权国家的外交策略，他们往往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用核武器来威胁他国，导致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发展严重受挫。而日益强大的中国则秉持和平的发展理念，始终践行自己的“和”外交政策，与西方的“核”外交形成鲜明对比，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欢迎，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显示出蓬勃生机。
关键词：和平;和谐;合作
一、中国“和”外交政策的提出与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是贯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流思想。2005年12月，温家宝在出访法国时发表《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1]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突出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他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2]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的讲话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道出了中国实行“和”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继承性。
新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国在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策略中，倡导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主张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和平的发展环境迅速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自身的不断强大也会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对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延续与深化。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从江泽民提出的“新安全观”思想到胡锦涛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用对话求安全、以和谐谋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和深化，在和平的大环境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现实针对性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总体来看，和平是主流，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但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仍然存在，世界还很不太平。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些别有用心者到处制造中国威胁论，以打压限制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给中国的外交蒙上了不少阴影。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发展起来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滞胀中，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做出牺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担负国际责任;中国的繁荣，必将促进世界的和谐。
(二)作用凸显性
2005年3月7日，英国BBC广播电台公布了一项在全球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民众心目中，中国的国家形象良好。其中，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正面的国家和人数，超过了对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的同类调查。[4]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称霸世界、打压他国，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累计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减免了与亚非拉、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5]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以人为本性
中国“和”外交政策作为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对外体现，具有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本质属性。随着我国到海外创业、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如何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我国正积极与有关国家协商沟通，了解和加深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建立起友好国家，努力为海外华民创设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依托;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主动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2011年3月，利比亚发生内乱，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在利华民的安全和利益，不吝代价，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和交通工具，迅速撤离2.9万移民，有力地保护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大国风采。
三、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
中国“和”外交政策以积极构建和谐共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为目标和依托,在外交策略上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舞台是重要补充”的外交策略总体格局。[6]
(一)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和谐的周边邻里关系是对外交往的基石。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睦邻友好关系，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上,大力倡导和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印实现首次战略对话，妥善解决了共同敏感的边界问题;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签署并发表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并成功举行了首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韩贸易额不断增加，2005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民间交流更是日益密切;中巴、中孟、中缅等周边关系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继续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中亚地区,中国继续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加强对话，努力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
中美、中欧、中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世界的格局与稳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构建好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和继承性。一方面,中美由于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着重大分歧;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时有激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涉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促使中美关系趋向稳固。
中欧关系相对稳定。中欧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舞台上都处于上升势头,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的合作领域、合作程度日益加深，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成熟而富有成果的新时期。
中俄既是大国又是邻国，传统友谊极为深厚。进入21世纪后，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中俄双方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理念，都积极致力于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相互取长补短,互为战略依托，能源合作范围进一步加大。
日本经济近期正陷入低迷状态，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显得无所适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谷底徘徊。尽管中国政府拿出了十足诚意和行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先后访日开展了“暖春之旅”和“破冰之旅”，但中日关系要想真正步入和谐发展的轨道，还需要日本领导人及民众正确面对历史和现实，端正心态，积极作为，方能促使中日关系早日走上健康之路。
(三)努力构建多边外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更加积极自主地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积极活跃在多边国际制度的制定中。2005年10月，中国首次主办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了较好成效。博鳌亚洲论坛、20国集团峰会、国际金融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已经愈来愈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身影也越来越活跃，国家领导人年度外访记录一次次被刷新，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致力于多边外交的构建。
(四)积极开展多元外交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的外交手段也更加注重人性化和多元化，除传统的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外,文化外交、科技外交、社团外交、救援外交等正方兴未艾。2004年11月12日,国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底，世界上共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在世界广泛传播。当世界各地发生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中国积极主动提供各种救援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援建请求，中国政府慷慨解囊竭尽所能。正是中国这种人性化、多元化的外交方式，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又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为自身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温家宝.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12-07.
[2]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3]文舟.中国形象超过美俄[N].环球时报，2005-03-09.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吴坚、陈雷雷.和谐外交:中国外交新时代[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5).
中国外交政策论文篇二：《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摘要]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本文是从“一边倒”政策对我国的作用，弊端及其启示三个方面来写。从得出“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一边倒”外交政策 作用 弊端 启示
“一边倒”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在认真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之后提出的外交战略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形成于新中国建国前夕，是建国初期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南。在“一边倒”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与禁运，医治了战争创伤，发展了生产，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站稳了脚跟。“一边倒”政策的含意是：在国际上联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中国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系，反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侵略策略。其实质仅仅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下的政治方针。
“一边倒”政策的作用
“一边倒”外交方针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明智的抉择在于选定利多弊少的决策并在实施过程中兴利除弊。事实上，“一边倒”方针给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巨大作用：
第一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新中国的颠覆活动，稳固了新政权和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从国内来说，新中国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极其落后，长年的战争更使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和抵抗时有发生，尤其是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也策划有朝一日反攻大陆颠覆新型的人民政权;中间势力由于对中国共产党能否稳定政权产生怀疑，也处于摇摆不定和观望之中。从国际上来说，在军事上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先后与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国家、地区签署双边军事条约，形成了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直接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在经济上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在政治上，极力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
第二，为我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强有力的支持。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要巩固革命成果，就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世界经验表明，要完成这个任务，国际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美国对我国进行全面禁运，使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一边倒”战略的实施，使我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苏东国家对我国战后重建尤其是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与此同时，我国还派遣大批实习生、留学生到苏联等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外，我国还对口派遣一些专家到苏联的冶金、机械、煤炭等生产部门进行考察、取经，并成立了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与苏联定期互派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专题科学研究，所有这一切，对于刚获解放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是雪中送炭。正是在苏联等国的援助下，我国战后重建工作顺利进行，经济迅速复苏，粉碎了美国全面封锁的政策。
第三，吸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新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唯一可行的道路。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个艰难课题。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从而形成了第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生产得到持续发展，到1940年已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创造出用短短12年的时间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用50年至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任务的奇迹，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产生“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加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以及中国当时面对的险恶国际环境，毛泽东和中共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终止了原先打算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设想，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但总的方向是按照苏联模式的特点去构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在党的八大上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社会面貌和经济文化事业焕然一新。
“一边倒”政策的弊端
任何外交战略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边倒”毕竟是我国在两大阵营对抗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采取的外交战略，难免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第一，“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实施，使我国为维护与苏联的联盟，在国家利益上不得不部分地向苏联作出违心的让步。
不可否认，50年代尤其是前中期的中苏关系是友好的，苏联对我国的帮助和支持是巨大的。但作为沙皇俄国的后身，苏联和苏共为了维护其本国的利益和实现其与美国抗衡的国际战略，它在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同时，也不时地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做法强加于其它国家，对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对苏联的经验存在照搬照抄现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宣布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前，中国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大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小到每个企业的建设和管理，存在着盲目迷信苏联、迷信斯大林的现象，不加分析地按照苏联模式照搬照抄。而对中国原有的一切，不管正确与否，只要与苏联不同，或加以取消，或加以改造。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觉，并开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探索被后来日益严重的“左”倾思潮所中断，甚至在““””期间把苏联模式推向极端。我们无可否认这种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第四限制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往，使中国没能抓住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
社会主义社会大都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都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科技积累以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兴起了新一轮的科技浪潮，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现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主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以获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和科技力。但中国没有主动去迎接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丧失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客观上来说，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受资本主义列强控制和凌辱，在情感上，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排斥情绪。
“一边倒”政策的启示
从“一边倒”外交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利弊得失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必须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一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处理党际关系必须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各个国家和政党必须尊重别的国家和政党自主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
第二、从国家利益出发确立外交战略和政策，尽量减少和避免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干扰。不能单纯把国家利益理解为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应该认识到促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等，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因此，制定外交战略不仅要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考虑国家安全和主权，而且也要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要求我们要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往来，吸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成果，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
第三、实行对外战略必须坚持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立场，才能够做到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折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对外政策，为自己拓展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同大国结盟，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为，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中国外交论文：《中国外交中的大众传媒因素》
摘要：本文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依据参与外交的行为体的不同，将目前中国外交系统划分为政府行为、社会集团行为和公众行为三个子系统。同时选取大众传媒作为研究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外交;系统
从根本上讲，外交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政治交流，交流就离不开媒介。可以说，现代大众传媒正在以其极为生动、极为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参与这种政治交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外交活动的目标和进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对作为一种系统的外交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其对外交发生作用的方式的归纳，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对我国外交的影响做出分析。
一、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特征及其变化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外交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可以依据参与外交的行为体的不同，将目前中国外交系统划分为政府行为、社会集团行为、公众行为三个了系统。
系统理论的经典定义指出，系统即是处于互动中的一系列要素，或者说是由相互依赖且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其边界范围是由政治当局制定有约束力的决策及其有关的行为所构成，并因此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与稳定性;系统有其内部环境即受到同一社会的非外交系统的其他系统的包围，也有其外部环境或“超系统”的环境即受到非同一社会的其他系统的包围，并因之受到环境的各种压力和影响;系统在环境的压力下与环境发生输人―输出式的互动以维持自身的平衡，因此它具有开放性和反应性;在输入和输出之间还有反馈回路，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与环晓处在互动之中，并因此具有了动态性和生命体特征。
就中国外交系统而言，以下两个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系统是一个封闭的政府政治行为系统。外交决策和执行是由政府来实现，社会集团和公众基本上没有纳入外交行为系统中。这和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并因而形成了外交决策过程高度集中的特点。周恩来曾说：“在外交事务方而没有小问题，外交政策决策权力大部分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手里，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左右着中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中国外交领域结构的权力结构包括四个层次：对中国外交政策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核心领导人(如中共每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中共中央书记处、外事领导小组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秘书局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新闻办公室、港澳台办公室以及负责执行政策和提出建议的具体外事部门(主要包括外交部、外经贸部，中共中央联络部、总参等)。一般而言，中共每一代领导核心(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对外交政策具有最后决定权，在工作中往往依赖自己的顾问班子(或特别小组);面对国家和军队外事活动的管理则通过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分别进行。
第二，外交议题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建国以来的外交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领域(即所谓的“高端政治”)，而且一度强调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另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这种敌友界限分明的立场，不仅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还使得国内对外交思想、外交政策的讨论和民意表达受到严重的束缚，长期以来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而成为“禁区”。公众除了通过政府的政治动员或“下达红头文件”的方式，很难有其它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外交事务信息，更不用说对此发表意见了。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外交也有重大调整，明确把外交目标定位为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淡化，交往对象逐渐拓宽，是非观念取代敌友观念，即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态度。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朋友，与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此外，中国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这些多边外交活动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中国在其中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二、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大众传媒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是信息的重要载体。随着环境的宽松和利益的多元化，这种信息承载者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大众传媒所具有一般性功能：舆论形成、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适、娱乐等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在中国外交领域中表现出来。
不过，一般来说，大众传媒作为环境中的其中一个信息干扰变量相对于其它子系统来说，对政府这个子系统的影响最小，而对社会集团和公众这两个子系统来说影响较大，特别是刘公众影响最大。大众传播随着科技的发展，影响力愈大，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由于印象的传布或是广泛的刊行，对于政府与民众均构成影响。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具有以下几方而的功能并因而影响外交。
第一、信息的采集和传播
传媒是主动挖掘、多方采集各种讯息的能手。传媒在国际关系中最基础性的作用与功能，首先在于将各国和国际的信息向本国和国际社会广泛迅速传播。由于国界的阻隔、国情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与沟通更为困难。因此就更加倚重传媒机构作为信息传递的担纲者。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增多，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以外，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取大量的、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同时在另一方而也增加了判断和决策的难度。所以，大众传媒能弥补传统信息渠道的不足。
对中国外交系统中的决策者而言，传媒提供的信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部门在收集情况时的缺漏。通过阅读和收听收看，能够帮助决策者了解一部分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先人为主的观念而被忽视、删减的很多信息，传媒的时效性和新闻性迅速弥补了政府部门信息流通渠道复杂、需要层层上报而可能出现的低速和低效率，使领导人可以尽决获知最新情况和消息。
大众传媒是外交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同时也是外交信息的最灵通者。大众传媒在国际政治斗争角斗上一直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遇到突发性事件、热点问题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传播都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列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知晓、理解与判断。媒体不仅可以提供各种信息和观点，从而影响公众在某个突发性事件或重大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
第二、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的是中心议题，而不是某个议题的特定态度。在设置公众议题的过程中，新闻媒介通过影响少数议题的特殊性和显著性来吸引公众普遍注意。传媒的这种功能不在于它
如何影响公众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而在于它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告诉公众什么是重要的，应给予关注，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必给予重视。议题设置理论的中心是社会公众是怎样形成舆沦的。
在我国，普通公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相对较少，外交政策对他们而言是过于复杂和神秘的。在此情况下，新闻报道一方面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哪些事件更重要，同时，还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突出和强调或隐瞒或者暴露某些事实，来支持或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决策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推动力。
传媒不仅可以为外交系统提供信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象着外交行为的轻重缓急。大众传媒剥国际心意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如，大众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或者在电视黄金时间播出，特别是电视画而报道的问题，一般会加速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在实时报道新闻事件时，具有其它媒体无法超越的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也具有破坏作用：煽动情绪，要求政府在具备反应能力前作出反应，这是有害的。而对于其认为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者不报道。这样的话，媒体的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看什么，听什么，了解什么;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在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同时，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第三、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公众舆论。
媒体不仅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维过程。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但大量丰富信息也削弱了人类大脑吸收信息的能力，以电视为主的现代媒体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棱镜，尤其是电视，它能给予观众一种活生生的图像，视觉效果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不沦这种影响列外交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电视在给人们提供图像的过程中实际上能调动人们的情感。
现代通讯、传媒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公众认知国际事务的渠道，公众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事务，越来越关注自己国家的外交事务。而公众盼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可以说，公众情绪是列现实的一种反应，是某种刺激的结果。当然，公众的情绪不是指少数人的情绪，而是指大多数人发生的刺激所造成的结果;不同的刺激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产生不同的情绪。
公众情绪所显示的力量日益引人注目，政府是不会忽视的。操作公众情绪已成为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领域，“公众外交”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这里，“操作”不完全是贬义，善于遵从、引导、影响和控制公众情绪，对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近一年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历史冰点，而对日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无理的做法，国人群情激愤的情景时有发生，也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出上街游行、示威的倡议。而对如此突发事件，政府一方而强调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另一方而要求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这样，政府善于遵从和引导公众情绪，所以能迅速控制局面，不仅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公众情绪极端化而造成的损害，而且还激扬了广大群众爱国主义热情和强国的信心。
三、中国外交中的大众传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经历了规模上的从小到大，形式上的从单一到多样，内容上的从贫乏到丰富，体制上的从僵化到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始终参与到外交实践之中，对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大众传媒也要受到种种约束和限制，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大众传媒从没有毫无限制的所谓自由。
在中国，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众传媒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是代言人。行政部门主要在媒体的发展水平、分布规划、数量等方而进行控制，而党的宣传部门主要对传播媒介的内容与政治导向进行指导和管理。党和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大众传媒，在改革开放以前，媒体通常用一个声音说话，越重要的事情，越要求一致，媒体的独立性比较差。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商业化操作和媒体大众化的特点。同时，媒体控制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放松，在报道国际事务上“一个观点，多种声音”，即在报道国际事务时，传媒只要观点基本一致就可以，在表达政府是立场和观点的同时，也可以用多种方式发出专家学者的声音，也应该有公众的声音。传媒通过了解各方而的声音，有效地表达民意，有利于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上述变化由于媒体的等级、形式不同而表现不一。一般来说，中央级别的报刊与权威机构的一致性更高。除了报道国际新闻以外，面刘随时发生的各种国际事件，这些媒体总是通过报道政府言论或评论等不同形式来陈述官方对国际事件的明确观点和意见，表达我国的鲜明态度和立场。
相比之下，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对新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产生极大冲击。因特网可以把世界各地刚出版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网民可以非常容易地登陆政府、军方等机构的主页，阅读来自官方的观点、信息;非主流的新闻视点和信息通过网上电子公告栏、聊天室、电子邮件、自愿组成的新闻组等在特定的人群中得到交流，从而出现获取信息的互动方式。因此，信息的网络化带来的是信息传播的分散化与信息的透明化和公众化。由于生活在新媒体世界上的人在接受信息时是主动和互动的，尽管新的媒体受众比传统受众耍少得多，但传播效果可能要超过传统媒体。概括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可视度和透明度。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再到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网络媒体世界一直都处在公众辩论中。这种辩论导致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倘若时光倒流三十年，中国的普通公民是无法参与政治和外交辩论的。从某种程度上，现代媒体正在把传统上的秘密外交转变为媒体外交、公共外交。在一个传统媒体受官方严格控制和管理的状况下，现代媒体可以让公众获得更全面和平衡的信息。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中国公众长期以来习惯于听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如果他们不就某个事件发表意见，公众就不会注意。而在新媒体环境中，一个新事件爆发后，如果政府不及时发表意见，公众自然就会从众多的新传播渠道获悉，并发表他们的见解。这就使媒体本身变成了“一种力量的放大器，一种向对方施放信号的方法和工具”。
第二，媒体在国际事务报道上出现了“一个观点，多种声音”的情况。过去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讲要口径一致，只能有一个声音，越重要的事，越要求一致。这种一个声音的做法实在是太落后了，一定要改革才行。我们只要观点基本一致就可以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我国传媒在报道时是“一个观点，多种声音”，出现了舆沦多样化的倾向。有来自政府的声音，有专家和学者的声音，也有普通公众的声音。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发生了些许变化，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以往相对封闭的区域陛信息空间，而进入完全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及公众对官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有所降低，都使公众在一定的范围里寻求合适的机会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第三，传媒的若干变化也给中国外交系统带来了影响。从行为本身来看，改革开放前，政府、社会集团和公众这三者应该是高度一致的。现在，三者是有差异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待外交行为的态度上。实际上，国外媒体研究很注重不同层而的外交态度，如美国，注重总统、国会、行政机构、新闻界、公众舆论及选民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中国外交系统中这三个子系统：政府、社会集团和公众在政治层而上很难形成清楚的分别，相当多地表现在传媒上，认知渠道上。同时，国外在研究中国外交行为方面有一个新动向，他们开始注意公众的反映，即公众表现的态度及价值取向。他们也逐渐了解到，中国老百姓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被政府牢牢钳制的，没有一点自由的声音;也不仅仅只有政府的声音，还有来自社会的声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范围的逐渐扩展和影响度的不断加深，外交领域也概莫能外。这一新的趋势，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并加大对大众传媒与外交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利用、引导、规范大众传媒，产生出良好的外交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外交系统的国际和国内舆论环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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