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翻译学术论文(2)
上海学术论文翻译篇二
汉语翻译史上的翻译标准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汉语翻译的历史，揭示了汉语翻译的一些特点: 即翻译中的输入顺差趋势，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翻译，功效驱动下的翻译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翻译。一种规范的翻译史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所翻译的源语言文本的语境给予恰当的描述。这也有助于对那些背离主流规范的源语文本做出解释，并为翻译批评提供有力的工具。
【关键词】汉语翻译史 翻译标准 翻译批评
一、引 言
翻译既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就翻译动机而言，这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不同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的实际决策过程都会受所谓最初的翻译标准的制约。基本的翻译标准与相互作用的因素相关：现存的翻译政策及其本质和其他的直接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常会提及诸如翻译文本的选择和文本的可译性等问题。这些政策可能关乎社会、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的某些方面。通过对汉语翻译史的回顾，能揭示汉语翻译中一些初步规范或特点。
二、汉语翻译史介绍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无论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还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翻译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一般认为有记录的翻译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周朝已为译者设立专门的岗位。从那时起，翻译活动共经过了四个主要的发展时期。每一个时期，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文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给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变化。
1.佛经的翻译(公元3世纪至12世纪)
第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始于东汉时期(25-220)，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年到北宋(960-1127)。这一时期的翻译重在译入，即翻译从印度传来的佛经。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左右里，翻译出版了超过3616部约8641多卷佛经。在大多数情况下，佛经的翻译是在“译场”中进行的，这种“译场”通常由个人、非政府团体或政府组织并资助。译场中各个译员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据历史文献记载，玄奘是建立这种翻译机构的第一人。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译员被分配到十一个不同岗位。那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诸如安世高、支谦、鸠摩罗什、道安、玄奘等著名的译者，同时，许多宝贵的思想翻译开始成型，譬如在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都提到了直译和意译的本质区别。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理论既不系统也不科学，
但它们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科技文献的翻译(14世纪至18世纪)
第二个翻译高峰是明末(1368-1644)清初(1616-1911)的科技翻译。这个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密切相关，如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来到中国，目的是为了将____传播到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为了能被大众接受从而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他们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或者说是一种较“学术”的方式，那就是通过翻译来传教。在一些中国译者(如徐光启等)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传播了一些宗教思想，更重要的是译介了大量的如哲学、天文、数学和力学等方面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观念和知识。据统计，在这200年里，来华传教士共翻译了437种西方的书，包括251种宗教书籍，131种像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55种社会科学书籍，如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所有这些努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不幸的是，18世纪初期，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干涉清朝的内部事务，此译介活动终止。更糟糕的是一些传教士开始攻击中国的传统习俗。1724年，雍正皇帝(1723-1736在位)下令禁止基督____上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
3.对西学的译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这一时期引入西学为翻译的主要特征。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紧闭的国门，随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占领中国的领土，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试图对中国的思想取而代之。中华民族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要么变革求存，或者闭关待毙。
面对这种局面，国内各派分歧很大。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而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员或实业家倡导西学，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希望在不改变中国当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将西方的科技引进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三派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来改变中国的现状;另外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第四派主张革命，他们希望发动一场国民革命，从而建立中华民国。除了保守派，其他各派都主张通过西学富国强民。在这种共识下，国内对自然科技类图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当然也不乏对文学书籍的译介，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启迪了人们的心灵，改革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学。
4.现当代的汉语翻译(1949至今)
由于政府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翻译活动经历了一场迅速发展。1951年中央出版署组织召开了第一届翻译会议，会议既制定了引导翻译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也对如何提高翻译质量进行了讨论。1954年，中国首届文学作品翻译会议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倡导下召开，会上茅盾做了题为“发展文学翻译，提高翻译质量”的讲话，强调了文学翻译的组织、重要性及其艺术性。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个发言都是翻译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大量前苏联的作品被翻译引进。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1966-1976)的影响，翻译工作一度中断。到了80年代翻译工作又蓬勃发展，但为了盈利，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译品。这一时期翻译的主要标准是“神似”，而对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重视不够。许多评论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纷纷著文批评并提出建议。
三、汉语翻译的标准
1.汉语翻译中的输入顺差趋势
在任何国家，翻译的运作都是双向的。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把母语译为外语来传播本族 文化，进而达到宣传和提高其地位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将外语译成母语来丰富本族文化，加速国家各个方面的 发展。各国都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政策，通过翻译来输入或输出它们所需。如前文提到的，翻译与国家的进步息息相关。翻译可以给一个国家呈现不同的观念，有助于这个国家文化生活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可以看作是民 族觉醒的力量。古希腊在对安那托、利亚腓尼基和埃及文化的翻译中得以复兴;土耳其人通过对印度、波斯文化的翻译找到出路;而穆斯林的觉醒得益于对希腊和印度文明的翻译;欧洲文艺复兴的源头大抵是穆斯林、犹太及希腊文明。而在中国也是如此，对外国文本的翻译输入总是刻画出不同时期的汉语翻译史的特征。翻译改变了中国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翻译
据 统计，从1912年到1940年，三分之一的翻译是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书占较大的比例。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大都被翻译成汉语，30年代大量以俄语写就的辩证唯物主义被译成中文。这些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同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从1919到1949年这30年里，650种翻译从俄语中来，占全部6680种翻译总量的9.5%，而来自于 英语的翻译达到67%。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一切突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政府设立机构翻译俄语作品。据1950年的一份 报告显示，那一年共出版了2147种翻译，其中1662个(77.5%)从俄罗斯译出，而译自英语的仅有382种，只占18%。
3.功效驱动下的翻译
“功效”一词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毕竟，人们更愿意做一些可以改善个体和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行为是以其功效为导向的。以中国为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翻译都是人们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人们用它来传播观点;拯救或增强译入语民族;改革其 语言和 文学。新思想在危难和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入侵并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是否会在这次危机中生存下来。许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的人开始想办法加强民族 经济，进而拯救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通过翻译，向西方国家学习，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严复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担心这一现状：人民缺乏教化，政府对改善现状无动于衷。如果通过翻译使西方的观念得以传播，中华民族方可图强求存，他指出受过 教育的人有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接下来的几年，他选择翻译了赫胥黎最著名的作品《天演论》;亚当•斯密的作品《原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穆勒的《群己权界说》;孟德斯鸠的《法意》及其他的作品。所有这些作品大都介绍了民主与法制思想。特别是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使“适者生存”的观念在中国广为传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为随之而来的改革运动创造了良好的舆论 环境。
另外有一些人翻译科技书籍，林则徐和魏源是最早做此 工作的人。他们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其夷”的概念。而林纾选择翻译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是在爱国主义思想的驱动下进行翻译的。在《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的前言中，他写道，黑人的悲惨生活可借鉴来对照中国工人的生活。
翻译从客观上刺激了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很多研究已对这个领域进行了探索。另外翻译已对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了有目的的改造。 4.以营利为目的的翻译
没有哪个商人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出版界也不例外。80年代翻译处于无序的状态，为了营利，当时不少外国经典著作翻译质量低下。目前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出版社都不惜进行剽窃，不顾翻译的质量。在2000年，市场 上出现了一系列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典作品。出版不久，便发现了诸如剽窃或翻译错误等严重的问题。当时翻译界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因为这些古典 文学作品会在儿童和年轻人之间流传。2002年5月，光明日报发起了一场题为“构建通向世界的通道”的讨论，共同讨论翻译质量问题。在讨论中，作者们引用实例，对那套丛书翻译质量的低劣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英国作家罗琳的《哈里•波特》系列书籍的翻译和出版进行了讨论。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版权与翻译标准问题与英国出版商题进行艰难的谈判之前，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部盗版书籍已在销售。
四、结 论
通过对汉语翻译史的回顾，本文提出了四种汉语翻译的基本特点，如文章开始提到的那样，翻译既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 社会行为，所有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如发起人、 组织者、译者和编辑都应当符合体现社会习俗的翻译标准。这样，翻译标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及其最后的呈现。所以，翻译标准的研究可以引导每位翻译活动参与者及出版社的行为。当然，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们，尤其是译者要遵循的翻译标准也可以通过对原文本的分析得出，如果积累到一定量，这种标准即可对当时的翻译背景给以描述，也可以对那些背离了源语文本主流翻译标准的翻译现象做出解释，进而为翻译批评提供有力的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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