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金融学术论文(2)
江南大学金融学术论文
江南大学金融学术论文篇二
金融危机防范与金融审计免疫系统完善研究
金融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范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整个金融业的连锁反应。2008年，随着美国两大房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美国华尔街排名前五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证券被并购，以及美联储联合其他大银行出资7000亿美元救市并由此引发的全球股市持续低迷等一系列事件的接续发生，使美国金融危机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形成全球性金融海啸，并波及到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随着金融全球化，我国金融业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趋紧密，如何防范这种输入性金融危机，特别是从国家层面加强金融危机防范十分重要。
2008年3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的重要观点。认为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安全，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国家安全包括国家财政、金融、资源、环境和信息安全等。金融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发挥和完善金融审计免疫子系统功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近期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对深化金融审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国金融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审计必须注重对影响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发挥其保障金融安全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维护安全，防范风险，促进发展”的目标。
一、金融危机的理论综述和发生机理
(一)金融危机理论综述从金融审计角度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认识金融危机，为金融审计免疫系统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国际上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今已有三代历史。从1979年克鲁格曼(Krugman，1979)具有开创性的完全预见能力模型、1994年奥布斯特菲尔德(obsffeld，1994、1996)、萨斯、托美尔和维拉斯科(Sachs、Tomell、Velaseo，1996)的多重均衡和危机的目促成性模型、到1998年克鲁格曼(1998)、Cometti Pesenti和Roubini(1999)的道德风险危机模型，Radelef和Saches(1998)、Chang和Velasco(1998a，1998b)的金融恐慌模型、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以及危机传染性模型等，每一种理论模型都对当时在不同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克鲁格曼的完全预见能力模型。该模型源自对墨西哥(1973—1982)和阿根廷(1978—1981)等国家所发生金融危机的解释和说明，强调外汇市场上投机攻击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如固定汇率制)之间不协调。当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朱波，2005)。
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多重均衡和危机的自促成性模型。由于完全预见能力模型没能很好地对1992—1993年爆发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进行解释，因此，理论界进一步发展了新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选择过程，维护汇率稳定是一个政策目标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过程，强调危机的自促成性质。当政府内外政策不协调时，投机者预期汇率最终会贬值，就会提前抢购外汇，结果是国内的经济状况提前恶化，政府维护汇率的成本增加，从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包括道德风险危机模型、金融恐慌模型和危机传染性模型等。为了对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危机进行合理解释，出现了很多新模型。其中，道德风险危机模型认为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形担保会导致国内银行借贷政策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使得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恐慌模型中，银行将存款人存款投资于长期项目，当许多存款人从银行提存时，由于银行流动资金有限，不得不停止贷款所支持的长期项目，导致贷款损失，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危机传染性模型，主要包括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传染和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一方面，信息外部性或银行间信贷关系使得银行间破产进行传染，另一方面，Kodresa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
(二)金融危机发生机理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些金融危机涉及面广、冲击力强、破坏性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因此，应仔细分析这些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从中找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尽管每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有其当时国内外特殊的经济政治原因，但这些金融危机背后都有一些共性原因。
首先，发生金融危机国一般对外资依赖程度高、外债结构不合理。如1992—1994年，墨西哥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350亿美元，而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结果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高达230亿美元。
其次，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膨胀使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最先在泰国爆发，其海外投资者对投资项目失去信心，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当高速增长条件不充分时，为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房地产泡沫导致大量银行不良资产，挫伤投资者信心。
再次，汇市和股市的联动性，金融政策顾此失彼，加之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政府宣布货币贬值意在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在社会经济不稳定情况下极易引发通货膨胀，也使投资于股市的外国资本因比索贬值蒙受损失，从而导致股市下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为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另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
最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问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其暴露了发生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为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完善金融审计免疫系统提供了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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